惠能认为，人的“心”、“性”即为佛性，因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他说人的本性是清净无染的。“人性本净”；“但能离相，性体清净”；“自性常清净”；“佛性常清净”。他所谓的清净，是指那种除去了烦恼、痴迷染污而达至的纯真、清洁、寂静的状态。人的本性、本心本来就没有烦恼、迷妄，可以说人的本性也就是佛性。
惠能虽然强调众生自性清净，本自具足，但这是从本性、成佛的可能性上来说的。现实的人与佛还是有区别的。“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觉，众生即佛”。众生虽然本性是佛，但由于心迷不能自悟，所以舍本逐末，遗失本来，这就是为什么众生只能是现实的众生而不是现实的佛。要脱离苦海、解脱成佛，还必须依法修行，以求去迷转悟，返本归真。既然惠能在心性论上提出自性本自具足，那么在修行方法论上必然是“自悟自修”、“不假外求”。他说：“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救世度人须自修”。要觉悟解脱，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主体自身用功夫，而不能遗其内而执其外。
在提倡“自悟自修”的大前提下，惠能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行方法。一是无念为宗。他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所谓“无念”就是去除人们的执着，使心灵达到自由自在、通达无碍的解脱境界，而并非要人停止任何意念活动。二是定慧等学。他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提倡一种活泼的、不拘形式的、自由自在的新禅法。三是顿悟成佛。就是“识心见性”。“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强调只要一念觉悟，即可顿入佛地。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慧能回到新州，圆寂于国恩寺，享年74岁，其肉身由新州迁回曹溪宝林寺供养，唐宪宗追赠“大鉴禅师”谥号，塔曰：“元和灵照。”宋太宗加谥“大鉴真空禅师”，诏新师塔曰“太平兴国之塔”。宋仁宗迎慧能真身入大内供养，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加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此外，许多历史名人如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都为慧能撰写过《碑铭》。
据《坛经》载，慧能门徒很多，弟子“三五千人，说不可尽”，直接受法者有“十弟子”。《景德传灯录》录其有名的法嗣四十三人，立传者十九人。实际后来最为知名的是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曹溪法海等。他们得法后，大多各化一方，其中以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二家弘传最盛。南岳一系衍化出临济、沩仰二家。青原一系发展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即禅宗五家法流。禅宗法脉不仅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流传海外，远播欧美。
慧能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直至今天，世界对禅宗的信仰和研究仍风靡一时，形成了一股“禅宗热”。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矗立着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其中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慧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
名人名言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尖埃。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面，悟人在处一般。
无二之性，即是佛性。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一切法，不离自性。
解铃还须系铃人。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没意智。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
朱熹：弘扬儒学的理学大师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婺源县）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称朱子。
朱熹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之中。他的父亲朱松早年曾受业于理学大师程顺、程颐的再传弟子。父亲除了精心钻研儒家经典之外，一有闲暇便亲自教朱熹读书，朱熹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式的教育。
朱熹的父亲虽然是儒家的信徒，但他一向兴趣广泛，对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道家及佛学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这种包容、平和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少年朱熹。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的兴趣也十分广泛，他除了熟读儒家经典之外，也广泛阅读了大量道家及佛家的思想典籍，朱熹自幼悟性极高，加之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了那么多典籍，学问进步很快。可是，当他14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他不仅失去了慈父，成了孤儿，而且失去了一位良师，朱熹心中悲痛万分。
父亲死后，朱熹虽曾按照父亲的遗愿师事胡宪、刘勉之及刘之翚三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自学中度过的，朱熹读书十分刻苦用心，他总是力图用心去体会圣人所讲的道理。其他同龄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背诵就已十分满足了，而朱熹则要求自己一句句地领会书中的道理。他时常为一句话所困扰，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而每当他领会了书中的道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自己回忆幼时读《中庸》的情景：当他读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时，觉得吕与叔解释此段的含义十分精彩，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并工工整整地将其抄录下来作为警励自己奋发的座右铭。
由于朱熹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读书比常人更加辛苦。他曾经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读《四书》十分辛苦。早年读《大学》、《中庸》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先诵读十遍，在此基础上，再逐字逐句研究书中的意思，读《孟子》亦如此，开始时逐字逐句地读，后来便前后连接，首尾贯通。”
朱熹读书不仅肯下功夫，而且还善于总结学习方法。他好博览但从不贪多、贪快。他认为，不明白道理，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处。他说：早年他读《周礼》时，早就听人说，《周礼》的每一句话都好象是从圣人心中自然流出。但经过多年的研读、揣摩，他才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这就好比前日只听人说盐是咸的，糖是甜的，今日亲自尝到了，才知盐是真的咸，糖是真的甜。朱熹还形象地把读书比作射箭，初次练习时，只要射到靶子上就可以了，但反复练习，最终就要射中靶心，否则就不算学会了射箭。读书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弄懂书中的义理，并且照着这些义理去做人、为人。他说：“我十七、八岁时读《孟子》，至20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20岁以后，才知道不能这样读书。书中的许多长段都是首尾相接、脉络相通的，若只逐句理会，便不能前后贯通。只有将大段的文字综合起来理解，才能读到书的真谛。”又说：“我从20岁时起，看书便看那里面的道理。我曾经读《论语》，起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为的是寻找书中的精义。”
朱熹读书十分讲究次第方法，他自己回忆说：“我旧日读书，当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读《论语》的‘学而’第一时，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段，明日更且看此一段。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贯，至此方觉心安。”由此足以看出，朱熹不仅喜欢读书，而且会读书。朱熹早年广泛阅览群书。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博学”的时期，或许他日后的“专思”就不会结出那样丰硕的成果。
19岁时，朱熹一举考中进士，并很快得到了官职。但在他看来，做官如同服劳役，十分枯燥无味。在处理公务之余，朱熹仍坚持研究儒学及佛家、道家之学。
朱熹是一个十分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从不满足于只听别人讲道理，而是执著地到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典籍中去寻找，体味道理，直到对书中的义理完全心领神会，才觉得心安理得。这种读书、做学问的态度一直伴随了朱熹一生。其实，任何一个能够建立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都具的有这样的态度。独立思考是思想家必须具备的优备品质，我们的民族养育了无数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思想家，而他们的聪明才智又在不断地充实、创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
朱熹早年兴趣广泛，用他自己的话说，早年什么都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但有一天，朱熹忽然想到，“且慢。我只有一个身体，如何兼得许多。”从此以后，他便促使自己在这个广泛的爱好中做一抉择。
大概在朱熹24岁时，他第一次去拜见李侗。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次真正转折。李侗与朱熹的父亲朱松早年一同师事罗豫章，二人既是同门弟子，也是同道好友。唯一不同的是，朱熹的父亲既信儒家，又好佛、老，而李侗则是地道的儒家信徒，对佛、老持坚决排斥态度。因此，朱熹第—‘次拜见李侗，可说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归。当朱熹兴冲冲地把自己幼年时代既喜儒学又好佛、老的经历及体会讲给李侗听时，不但没有得到李侗的赞许，反而受到了非常严肃的批评。李侗毫不客气地指出，朱熹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儒学与佛、老的界限，因而无法把握儒学的真谛。李侗耐心劝导朱熹放弃佛、老之学，专心钻研儒家圣贤之学。
尽管朱熹对李侗的教诲抱了一种存疑的态度，但李侗那种坚决崇信儒家而排斥佛、老的态度还是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经过认真思考，他决定顺从李侗的意思，把禅暂时搁下，专心儒学。由博学至专思，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新境界。朱熹一旦把心思集中在儒学研究上，自然会大有收获。在同安的几年间，朱熹潜心钻研儒家经典，学问大有长进。此时读圣贤之书，与少年时代相比又别有一番滋味。用他自己的话说，“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于是也渐渐觉得李侗所说有道理。
几年以后，朱熹不远数百里徒步远行，再次拜见李侗。此时二人切磋学问便格外投机。李侗对朱熹的才学十分赏识，认为只要照着目前认定的路走下去，将来定能成大器。
经过多年的独立思考，朱熹在儒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越深入钻研儒家经典，越觉得儒学的义理深奥恢弘，于是他决定花大力气为儒家的几部主要经典作注解。
朱熹一生著作极多。在他众多的著述中，《四书章句集注》费时最久、用力最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书章句集注》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句注解都是朱熹多年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心血与汗水的结晶。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儒家的四部重要经典作了精辟的注解。
朱熹63岁的时候，曾对着镜子给自己画了个像，并在像的右边题词曰：“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他要置身于礼法之场，倾心于仁义之中，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为其终生的奋斗目标。朱熹一生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朱熹十分欣赏唐代韩愈的“道统”说，认为孔孟之后，自己应义不容辞地继承儒家道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发展儒家道统。
朱熹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由前期转向后期，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旧有的神学化的儒学已不能完全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而自隋唐以来广泛传播的佛学及道家的思想也不能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那是一个需要儒学而又要改造儒学的时代。北宋仁宗时，周敦颐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佛、道思想，提出了以“无极”为世界本原的宇宙生成思想和以“诚”为最高理想的人生观。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其后，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兄弟以儒学为基础，进一步吸收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构造了以“理”为主要范畴的哲学体系。至此，一个以人性和天道为核心内容，以理、气、心性为主要范畴，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理学”体系便初步行成了。朱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佛学思想，尤其是吸收了佛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构造了一个庞大的理学唯心主义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以理为主，理气结合的“天理”论；“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的认识论；理欲之辩的人性论和修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观等。朱熹集中了理学的成就，使理学更加精密、更加系统化，从而也使先秦以来的儒家学说具备了一个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所以人们称他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哲学思想是儒家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发展的最高峰，同时也是封建社会后期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
朱熹一生除潜心钻研学问外，还热心于教育事业。早年任同安县主簿时，朱熹就曾主建经史阁，将书籍放在经史阁中，使学者得以观览。朱熹投身于教育活动，达40年之久。据粗略统计，朱熹的门人有467人，私淑弟子21人，而受其学风与教风影响慕名前往求救者则数以千计。
朱熹用平生的精力和心血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并用极大的热情兴办学院。传播理学。朱熹认为当时的官学成了科举的附庸，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学术自由和学术争鸣的空气，结果只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追逐名利的势利之徒。因此，他决心兴建学院，作为培养人才研讨学术的场所。他先后亲自创建了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或精舍。重修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朱熹亲自制定书院院规，并亲任教职。还时常邀请著名学者来书院讲学、切磋学术，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盛事。
朱熹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儒家道统的极大热情，一生勤奋钻研，勤于思考，终于使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千年以后得以发扬光大。朱熹对于儒学的贡献，功不可没，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亦功不可没。清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曾这样赞誉朱熹的理学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朱熹所创立的理学不仅对当世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他的学说被传播到海外，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蔡元培先生曾把朱熹比作孔子，认为朱熹和孔子一样，都是中华民族道德的集大成者。
朱熹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笔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而且他生命不息、为学不止的精神，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名人名言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活到老，学到老。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