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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文学泰斗(3)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白居易:著作等身的平民诗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境)人,是继杜甫之后唐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白居易父亲原先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破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白了。

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四年,与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这些诗使他再到权贵们的切齿痛恨。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白居易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他被贬谪为州刺史。

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白居易才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当时朝中混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70岁致仕。晚年他仍然勤于政事,做了不少有益于民的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这就是有名的“白堤”。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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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所生活的70多年里,正是安史之乱后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唐朝走向衰微的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他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当时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

白居易主张诗歌创作避免艰涩华艳,应当质朴易懂,人人能诵。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他的诗在当时流传极广,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以至于少儿老妪都能随口吟诵。正如宣宗李忱所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白居易的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存白居易诗近3000余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著有《白氏长庆集》71卷。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相比,白居易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名人名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量才授职,则政成事举。

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朝文学家,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韩愈3岁时就丧父,被寄养在哥哥韩会及嫂子家中。早年流离困顿,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都没有成功。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求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韩愈反对当时的文人写作上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的做法,他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和柳宗元共同携手发起了古文运动。韩愈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他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他重视文人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还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论说文在韩愈的散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这些文章或论述文学思想,或论述写作经验,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

叙事文在韩愈的散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

韩愈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

韩愈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韩愈的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对后世有不小影响。

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年轻人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

韩愈是唐代最重要的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他在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创作上,均有卓越的成就。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足以见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名人名言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不必贤于第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其责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惟陈言之务去。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大丈夫文武忠孝 ,求士为国,不私于家。

柳宗元:为民代言的散文大家

柳宗元(773一819年),字子厚,河东(令山西永济)人,又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的父辈已经定居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和大量的藏书。他的父亲柳镇,官曾至侍御史,为官正直并且疾恶如仇。因此,少年时他曾随父亲走南闯北,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柳宗元不只是从父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学素养很高的母亲卢氏也给了他很好的教育,他4岁就能读古赋14篇。他13岁时因为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而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柳宗元中举之后,经过三次考试,于贞元十四年,即他26岁才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三年后提为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又提为监察御史里行。这一职位隶属纠察机关御史台,“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尽管这个官职品位不高,仅仅是“正八品下”,但按当时的吏制,才华横溢的柳宗元只要顺其自然,“随其流而扬其波”,混上当个郎官,再入主宰相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此间他却以昂扬的热情,凌厉风发的气概,为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投身到了王叔文的改革当中,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这次改革,柳宗元绝对是一个骨干力量,他与其他几位改革领袖一起,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任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疾苦。一时间,举国“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这样的改革,当然要遭到保守派的起而攻之。由于改革派的轻躁好进、急于事功以及内部的宗派习气,也由于保守派力量的强大,仅半年时间,“永贞革新”便归于失败,33岁的柳宗元在短暂的得志之后,迎来了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 (815年)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柳宗元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实质都是自然物质——“元气”。在原始的浑饨状态中,惟有“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由此派生出了阴阳二气和天,阴、阳、天三者的结合点,是受“元气”所支配的观点。“元气”缓慢地吹动,形成炎热及寒冷的天气,冷热交错起到促进万物生长、变化和发展的作用。同时,柳宗元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斗争。他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定了关于君主根据天意创立分封制的说法,动摇了分封制的理论基础。他坚持认为州县制度决不能被废除,因为正是这一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柳宗元以后不再有人怀疑郡县制的优越性,这便是柳宗元《封建论》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在散文方面成就很高,在诗歌上也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诗大多是贬官永州、柳州时所作。他的诗歌和散文反映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柳宗元诗歌中,山水诗的成就最高,后人把他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主要是以他的山水诗为参照。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表现出超越宦海浮沉、仕途得失的豁达自适;《渔翁》一诗表现了渔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江雪》一诗描写寒江独钓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脱的人格风貌。这些山水诗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贬漂泊的忧愤,同时显示出诗人清逸高洁的性格。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柳宗元病殁。当地人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柳宗元尽管仕途坎坷,但无论是在位宠臣,还是在遭贬谪,他们都能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浮沉不忘报国情,每到一处,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革弊兴利,忧国忧民,这种忠于职守,济世利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官德,是值得后人永远称道的。

柳宗元所处的大唐时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1000多年,十几个世纪,历史潮水冲远了多少落日、多少旗鼓、多少风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是尽管这样,各个历史朝代都会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柳宗元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员和文人,他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至今仍不失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重温他的为官之道,对今天每个有良知的官员将会是一种深深的启悟。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一个新发展。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文有韩愈、柳宗元,犹如诗家之中有李白、杜甫,他们齐名并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柳宗元与韩愈一起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在反对骄文、提倡古文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较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凡此种种,构成古文运动理论的精华。

名人名言

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

聪明正直者为神。

妒人之能,幸人之失。

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