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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治世名臣(6)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王安石: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宰相之一。他在宋神宗手下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变法运动,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对促进北宋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安石于北宋天禧五年出生。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扬州做签书判官。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就是埋头看书,常常一读便是大半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伏案睡上一会。

后来,王安石当了常州知府,他仍然每日手不释卷,苦苦研究书中的各种问题。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沉浸在书中,所以他平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让人觉得很难接近。到常州很长时间,好多人还没见他笑过。有一天,王安石大宴宾客,为了让宾主尽兴,王安石手下办事的人还去请来了歌妓助兴。歌妓们在宴会上演唱调笑,把气氛搞得十分活跃,连平时总是眉头紧锁的王安石也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座的人都知道王安石难得一笑,因此不由得喜出望外。宴会结束后,王安石手下的人便把歌妓们召到一起,对她们说:“你们居然能让太守开颜大笑,实在是不容易,应该好好奖励。”说罢,便给了这些歌妓很重的奖赏。但是也有深知王安石脾气的人,断定知府大人决不会轻易被声色所动,在宴会上忽然大笑必然另有原因,于是便找了一个机会与王安石谈到此事,王安石听后大吃一惊,说道:“我在宴席上思考书中的问题,突然想出了答案,心中高兴,因而不禁大笑,这与歌妓有什么关系?”王安石手下的人听到这一番话后,十分后悔白白给了歌妓们一份厚赏。

19王安石

王安石书读得多,文章也写得很好。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写文章时一定要反复推敲,使文章有独特的见解和风采。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文章与别人的文章有雷同的地方,他一定要推倒重写,这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时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有一次,一个叫刘贡父的文人去拜访王安石,不巧王安石正在吃饭。刘贡父便被仆人引到书房等候。刘贡父一个人坐在书房,很是无聊,便随手拿起王安石写的一篇论兵的文章翻看起来。不料这一翻倒看出了兴趣。王安石的文章见解新颖独特,论说很有气势,是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刘贡父边读边暗暗赞叹,恨不得马上就去见王安石,好好夸赞一番这篇字字珠玑的妙文。但他转念一想又改变了主意。作为王安石的好友,他知道王安石作文力求新意,极其厌恶自己的文章落入窠臼,如发觉文章与别人的雷同,必定要大加修改直至重写,心想今日既然有此机会,不如跟王安石开个玩笑,于是他再从头将文稿浏览了一番,暗暗记住了文稿的大致内容,然后悄悄离开书房,踱到了另外的房间。

王安石吃完饭后,急忙将刘贡父请到了书房。主客寒喧了一阵,因为都是文人,话题便渐渐扯到了文章上。王安石问刘贡父最近又有什么新作问世。刘贡父便顺口答道:“无甚新作,只是写了篇《兵论》,还没定稿。”王安石一听来了兴趣:“喔,你也写了《兵论》,文中有何高见?”刘贡父抬起头,假装出认真思考的模样,然后便将刚才记下来的王安石文稿的主要内容复述了一遍。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刘贡父已经偷偷看过自己的文稿,见刘贡父所说的文章内容与自己所写的不谋而合,内心十分懊丧,急性子的他一气之下便抓起桌上自己的那篇文稿,不由分说便撕扯起来。刘贡父见状,知道玩笑开大了,赶紧起身阻拦,可是为时已晚,文稿早被王安石三下两下撕成了碎片。于是,他既遗憾又有点不安地对王安石说:“相爷怎么撕起文稿来了呢?其实,我刚刚跟相爷说自己写了《兵论》,是开玩笑的。我不过是在相爷吃饭时偷偷看了相爷的文稿。贡父刚才所述,其实是在背诵相爷文中的内容。要说写文章,相爷的识见和文采,贡父怎么赶得上呢?……”刘贡父还想说下去,表达自己的歉疚之情,却被转怒为喜的王安石挥挥手打断了,他笑着说:“要是这样,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稿子撕碎,但文章的内容全记在我的脑子里,等下我再重抄一遍就是。”

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今江苏镇江)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诗是王安石乘船停泊镇江对岸的瓜洲时所作,写好后很快就流传开来,不少人为这首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的诗击节赏叹。尤其是第三句中的“绿”字,将形容词用作动词,把春天来到时江南的一派勃勃生机极其巧妙而逼真地勾画出来,使抽象的文字成了一幅极其传神、富有动感的图画,把人们带进了美妙的艺术境界。后来,有人发现了这首诗的草稿,发现总共只有二十八字的《泊船瓜洲》,竟有很多处进行过修改,其中那个最为人称道的“绿”字,竟然前后修改了五次,先是“到”字,后来在一旁写了“不好”两字,又改“到”为“过”,大概是觉得“过”仍嫌死板,复又改为“人”字,但“入”字显然也不称心,又再次被改为“满”字,“满”字当然没有“绿”字好,最后还是被改掉了。可以想见,在这张涂得乱七八糟的诗稿上,王安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王安石虽然因推行新法而受到了不少人的指责,但他为政清廉,自律甚严,却是连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的。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发生了很严重的旱灾,大量土地颗粒无收,饥民们背井离乡,四处乞讨为生。自然,这又给守旧派提供了一个攻击新法的口实,他们在宋神宗面前大说王安石的坏话,说只要把王安石去掉,天就会下雨。宋神宗一听,又动摇了。这一天,他派人去召王安石,准备听听他还有什么高见,却不料等了很长时间,王安石才姗姗而来。见一向守时的王安石对自己的召见如此不当回事,神宗心里很不高兴。

王安石似乎也察觉到了神宗的不悦,一见面便向神宗请罪:“陛下怒微臣迟来之罪。臣因为早饭熟得太慢,吃饭吃得太晚,所以来迟了。”

“好好的,饭怎么会这么难熟呢?”神宗虽是从不下庖厨的人,但也知道烧饭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所以对王安石的话很觉得诧异。

“说来羞愧,臣今日烧饭用的是新方法,所以烧了半天也烧不好。”

“喔,你用了什么新方法?”

“臣在炉膛里加一把火,随即又往锅里添上一勺水,本以为饭会烧得快一些,却不料……”

“哈哈……”宋神宗听到这儿,忍不住笑了起来,原先因王安石迟到而产生的不快,也跑到了九霄云外,“你的这种新方法,怎么能把饭烧熟呢?”

王安石眨了眨眼睛说:“倒要请教陛下,为什么这样烧饭便烧不熟呢?”

“这还不简单,饭是用火烧的,火慢慢地将锅里的水烧干,饭也就熟了,你每加一把火便又往锅里添水,这火不是白加了?饭还怎能烧得熟呢?”宋神宗虽然从没烧过饭,讲起来却是头头是道。王安石见他说得摇头晃脑,知道他已人了自己的圈套,便赶紧接了上去:“是啊,办任何事的道理其实都跟烧饭一样。我们要煮‘富国强兵’这锅饭,变法就是烧饭的火。‘青苗法’是一把火,‘市易法’又是一把火,只有这样一把接一把地加火,饭才会烧熟。可现在,‘青苗法’、‘市易法’还有许多新法刚刚推行不久,便有人以各种借口要求取消,这就好比在新加的火上浇上了一勺水。这样,‘富国强兵’的饭怎么能煮得熟呢?”

说到这儿,王安石想起守旧派三番五次地以天灾来攻击新法的行径,不由得又激动起来:“有人不断地以天灾为由要求取消变法,这是毫无道理的。天灾什么朝代没有呢?就连夏禹商汤那样的盛世也有旱灾发生。天灾不足畏,可怕的倒是人祸。只要我们不听信谣言,坚持把新法的火烧下去,‘富国强兵’的饭总有一天会烧熟!”

实行新法的前景,在王安石眼里无疑是美好而又灿烂的。可惜,自信、要强的王安石低估了守旧派的力量。在守旧派的合力围攻下,王安石实行变法最大的靠山宋神宗最后不得不作出妥协,变法终于失败。王安石也暗淡地结束了自己的宰相生涯。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和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在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名人名言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

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司马光:开创通鉴学的社稷之臣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人,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20司马光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开始编纂史著,与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横跨中国历史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司马光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全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实际上,时至今日,《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

司马光从政近50年,对北宋的国计民生、典章制度发表过不少独特的见解。诸如虚心纳谏、崇尚务实、注意民心、知人善用等治国主张,长期不懈地编纂《资治通鉴》,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座高耸的丰碑,为历代统治者所借鉴。

名人名言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

天之生人,各有偏长。国家之用人,备有众长。

夫俭则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

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

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

包拯:铁面无私的执法青天

包拯(999—1062年),即包公,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他的父亲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良好的家庭教育逐渐把小小的包拯培养成为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他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只有28岁的他考中了进士。可是父母身患重症,几经医治均不见效。包公不忍远去为官,执意要留在家中照顾自己的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交口称颂。几年后,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包公这才在亲友们的苦苦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10年之久。包公对父母的孝敬,直到今天也堪为一些素质低下的人的表率。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并最终做了开封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