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每天工作之余，他一定要去游泳。一天，游泳过后，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保健医生徐涛问他念的什么。他便一句一句地念给他听：“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徐涛问：“主席，这是谁的诗啊？”“写得好吗？”“很有气魄，很美。”“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章《观沧海》。”“曹操还会做诗呀？”“哩，你这个大学生呀，确实该补补课。”毛泽东缓缓地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徐涛听了大吃一惊。他从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便疑惑地问：“曹操？哪个曹操？”“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嘁，你知道个屁，”毛泽东愤然时便这样斥责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有一天，毛泽东叫卫士找来地图，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徐涛惊讶地问：“曹操也来过这里？”毛泽东说：“当然来过，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写了《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他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煜的词，意境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他说他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碣石山，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距渤海15公里。山峰形状上圆下方，似碣石，因而得名，为古今观海胜处。
南唐国主李煜亡国被软禁在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写有多首词，其中调寄《浪淘沙》的是：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升。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毛泽东1954年写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魏武”，即魏武帝曹操，这是他儿子曹丕登基后给他追封的号。
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将《水调歌头·长江》抄录给周世钊（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并复信说：“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周世钊是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作了一首诗《过许昌》。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布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6页。）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1期。）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的当晚，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我们谈《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吧。”毛泽东首先提起了话头，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谈了诸多战例。两人你一段，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听到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接着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说：“《晋书·地理志》载5600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总有一些不入户之口。那时就能统计全？姑且算作5600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答道：“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毛泽东随口引了建安七子中王粲所作《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比比么，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一声，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李越然全神贯注地聆听，并暗自翻译。毛泽东说着说着，忽觉李越然听得出神，便直呼其名地问道：“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
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水浒》……”
“《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157—158页。）
王粲（177—217），字仲宜，东汉末期文学家。初跟随刘表，后归顺曹操。他是“建安七子”之一，代表作有《七哀诗》、《登楼赋》。《七哀诗》前篇是：“西京乱无像，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被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1958年，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殷纣王，商朝末代国君。按传统说法，他是沉湎酒色，残害忠良的帝王模式。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和吴冷西、田家英就实事求是，反虚夸讲话。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引《江表》载曹操与孙权信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但据周瑜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江表传》）
“曹营号称83万人马”，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操从其计，一面发檄遣使赴东吴；一面计点马步水军共83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
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畔他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座中有的同志说：一个是贬，一个是褒。
毛泽东说，是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他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评曰：“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继郭沫若（郭于1月25日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提出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之后，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毛泽东读过翦伯赞文章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林克：《忆毛泽东学英语》，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遭到批判的周小舟，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和他派人送来的一本书——丘迟所著的《与陈伯之书》。信中说：“此书当做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毛还引用书中“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的话，并特别说明“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刺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这两个故事，“可作注解”。（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5页。）
丘迟（464—508），南朝梁文学家。天监四年（505）随临川王萧宏北伐。时陈伯之已降北魏，率魏军来拒。他以书信劝谕，感情真挚，说理透彻。陈读后即返回国。此文就是《与陈伯之书》，被后世视为骈文范式，传诵甚广。
朱鲔，东汉初期人，原与刘縯、刘秀兄弟起事反对王莽，后投靠刘玄（更始帝），并参与杀害刘縯，且在洛阳坚拒刘秀进军。刘秀却不嫌旧恨，在招降后仍拜官封侯，最后善终。此处“汉王”，即指光武帝刘秀。
魏君，即指曹操。“张绣刺刃于爱子……魏君待之若旧”，指张绣虽然杀了曹操的长子和侄儿，曹操却仍然重用他。
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曹操在文学史圈子里也翻了身。原先，钟嵘《诗品》把他的乐府名列下品。现在领袖一语胜九鼎，“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直抒胸臆，豁达通脱”。从此，他的这些乐府，时时见于报章，竟为汉魏文才之冠。
1973年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讲话。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他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毛泽东说，郭老（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
郭沫若在1959年1月17日著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载《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内称“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3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郭沫若在20世纪70年代所著的《李白和杜甫》，内称有李白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说。
1975年，毛泽东垂暮之时。他在读《三国志》的时候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1976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用孔子、秦始皇、曹操、朱元璋没上过大学，来说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据芦荻回忆：毛泽东晚年时期，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书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朱熹传》在《宋史·道学三》）。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2、高度评价诸葛亮
1924年1月，毛泽东作联，擅长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他在挽陈子博的联中，借用了杜甫《蜀相》的尾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唐朝诗人杜甫的《蜀相》，是唐肃宗乾元三年（760），作者定居成都时，游武侯祠所作。全诗为：“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