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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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杂论卷(22)

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他写过许多单篇的文字,分析了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些重要的意念,启发我们很多。可惜他那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只出了上册,又因为写的时期比较早些,不免受到不能割爱之处,加上这种书还算在草创中,体例自然难得谨严些。罗先生的书,情形就不相同了。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这原也是自然之势。罗先生这部书写到五代为止,比郭先生写到北宋的包括的时期短些,可是详尽些。这原是一部书,因为战时印刷困难,分四册出版,但第四册还没有出。就已出的三册而论,这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上文已经提及。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依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他说要兼揽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有时也不必拘泥体例:如就一般的文学批评而言,隋唐显与魏晋南北朝不同,所以分为两期。但唐初的音律说,则传南北朝衣钵,便附叙于南北朝的音律说后。他要做到章学诚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客观态度(一册三六至三八面)。能够这样才真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隋唐文学批评史》(三册)开宗明义是两章“诗的对偶及作法”上下。乍看目录,也许觉得这种琐屑的题目不值得专章讨论,更不值得占去两章那么重要的地位;可是仔细读下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比“音律说”(在二册中占两章)有过之无不及,著者特别提出,不厌求详,正是他的独见;而这也正是切实的将中国还给中国的态度。

《绪言》里指出“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作品的批评”。又说中国的“批评不是创作的裁判,而是创作的领导”(一册一四、一五面)。他以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一册一六至一七面)。这里指出的事实大体是不错的;说是“尚用重于尚知”,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说作家反串“就当然侧重理论”,以及“求好重于求真”,似乎都还可以商榷。即如曹丕、曹植都是作家,前者说文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典论·论文》),后者更说“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与杨德祖书》),都并不侧重理论。罗先生称这些为“鉴赏论”(二册七八至七九面),鉴赏不就是创作的批评或裁判么?照罗先生的意思,这正是求真;照曹植的话看,这也明明是求好——曹丕所谓长短,也是好与不好的别名。而西方的文学裁判或作家作品的批评,一面固然是求真,一面也还是求好。至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如载道说,却与其说是重在求好,不如说是重在求真还贴切些。总之,在文学批评里,理论也罢,裁判也罢,似乎都在一面求真,同时求好。我们可以不必在两类之间强分轻重。至于中国缺少作家作品的系统的批评,儒家尚用而不尚知,固然是一个因子,道家尚玄而不尚实,关系也许更大。原来我们的“求好”的艺术论渊源于道家,而道家不信赖语言,以为“言不尽意”,所以崇尚“无端崖之辞”。批评到作家和作品、便不免着实,成了“小言”有端崖之辞,或禅宗所谓死话头。所以这种批评多少带一点“陋”;陋就是见小不见大。中国文学批评就此没有得着充分的发展;它所以不能成为专业而与创作分途并进,也由于此。至于现代西方人主张“创作必寓批评”“批评必寓创作”,如书中所引朱光潜先生的话,却又因为分业太过,不免重枝节而轻根本,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一步为的矫正那偏重的情形,促进批评的更健全的发展。但那批评和创作分业的现象,还要继续存在,因为这是一个分业的世界。中国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钟嵘《诗品》自然是最早的一部系统的著作,刘勰《文心雕龙》也系统的论到作家,这些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几部书。陈祚明的《古诗选》,对入选作家依次批评,以辞与情为主,很多精到的意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这里纪昀的意见为多。还有赵翼的《瓯北诗话》分列十家,家各一卷,朱东润先生说是“语长而意尽,为诗画中创格”(《批评史大纲》三六八面),也算得系统的著作。此外就都是零碎的材料了。罗先生提到“制艺选家的眉批总评”,以为毫无价值(一册一六面,参看八面)。这种选家可称为评点家。评点大概创始于南宋时代,为的是给应考的士子揣摩;这种选本一向认为陋书,这种评点也一向认为陋见。可是这种书渐渐扩大了范围,也扩大了影响,有的无疑能够代表甚至领导一时创作的风气,前者如宋末方回的《瀛奎律髓》,后者如明末钟惺、谭元春的《古唐诗归》。文学批评史似乎也应该给予这种批评相当的地位,才是客观的态度。其实选本或总集里批评作家或作品的片段的话,是和选本或总集同时开始的。王逸的《楚辞章句》,该算是我们第一部总集或选本,里面就有了驳班固论《离骚》的话。班氏批评屈原和《离骚》,王氏又批评他的批评,这已经发展到二重批评的阶段了。原来我们对集部的工作,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笺注,是求真;里面也偶有批评,却只算作笺注的一部分。《楚辞章句》里论《离骚》,似乎属于这一类。又如《文选》里左思《魏都赋》张载注,论到如何描写鸟将飞之势,如何描写台榭的高,比较各赋里相似的句子,指出同异,显明优劣,那更清楚的属于这一类。二是选录,是求好;选录旨趣大概见于序跋或总论里,有时更分别批评作家以至于作品。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和李充的《翰林论》是开山祖师,他们已经在批评作家和作品了。选本的数量似乎远在注本之上,但是其中文学批评的材料并不多,完整的更少,原因上文已经论及。别集里又有论诗文等的书札和诗,其中也少批评到作家和作品;序跋常说到作家了,不过敷衍的多,批评的少,批评到作品的更是罕见。诗话文话等,倒以论作家和作品为主,可是太零碎;摘句鉴赏,尤其琐屑。史书文苑传或文学传里有些批评作家的话,往往根据墓志等等。墓志等等有时也批评到作品,最显著的例子是元稹作的杜甫的《墓志铭》,推尊杜甫的排律,引起至今争议莫决的李杜优劣论。从以上所说,可见所谓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没有得着充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分布。这似乎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罗先生这部书的确能够借了“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将我们的诗文评的本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了。他在《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里特立专章阐述“文体类”的理论(二四至四一面)。从前写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的人都觉得这种文体论琐屑而凌乱,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可是读了罗先生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那种种文体论正是作品的批评。不是个别的,而是综合的;这些理论指示人们如何创作如何鉴赏各体文字。这不但见出人们如何开始了文学的自觉,并见出六朝时那新的“净化”的文学概念如何形成。这是失掉的一环,现在才算找着了,连上了。这一分册里《文学概念》一章(一至一七面),叙述也更得要领,其中“萧纲的鼓吹郑邦文学”和“徐陵的编辑丽人艳歌”,各占了一个独立的节目。还有上文提过的第三分册的头两章《诗的对偶及作法》,跟“文体类”有同样的作用,见出律诗是如何发展的,也见出“元稹、白居易的社会诗论”的背景的一面来。再说魏晋时代开始了文学的自觉以后,除文体论外,各种的批评还不少。这些批评,以前只归到时代或作家批评家的名下,本书却分立“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章来阐述(二册七○至八一面),面目也更清楚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里还提到“古经中的辞令论”(五三面),这也是失掉的一环。春秋是“诗”和“辞”的时代;那时“诗”也当作“辞”用,那么,也可以说春秋是“辞”的时代。战国还是“辞”的时代。辞令和说辞如何演变为种种文体,这里不能讨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曾触及这问题,但他还未认清“辞”的面目);现在只想指出孔子的“辞达而已矣”那句话和《易传》里“修辞立其诚”那句话,对后世文论影响极大,而这些原都是论“辞”的。从这里可见“辞令论”的重要性。可是向来都将“文”和“辞”混为一谈,又以为“辞”同于后世所谓的“文辞”,因此就只见其流,不见其源了。《文选》序曾提出战国的“辞”,但没有人注意。清代阮元那么推重《文选》,他读那篇序时,却也将这一点忽略了。罗先生现在注意到“古经中的辞令论”,自然是难得的,只可惜他仅仅提了一下没有发挥下去。第三分册里叙述史学家的文论,特立“文学史观”一个节目(八九至九一面);这是六朝以来一种新的发展,是跟着文学的自觉和文学概念的转变来的。前面说过“文学史”的意念在我们的传统中早就有了根苗,正是指此。以前的文学史等,却从没有这么清楚的标目,因此就隐蔽了我们传统中这个重要的意念。这一分册叙述“古文论”(一○三至一五一面),也很充实,关于韩愈,特别列出“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一目(一三三至一三四面),这是韩愈的重要的文学见解,不在“惟陈言之务去”以下,但是向来没有得着应得的地位。本书《绪言》中说到“解释的方法”,有“辨似”一项,就是分析词语的意义,在研究文学批评是极重要的。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便,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书中如辨汉代所谓“文”并不专指诗赋(一册九八面),又如论到辞赋的独特价值就是在不同于诗,而汉人将辞赋看作诗,“辞赋的本身品性,当然被他们埋没不少,辞赋的当时地位,却赖他们提高好多”(一册一二○面),都是用心分析的结果,这才能辨明那些疑似之处。

朱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里说:“这本书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四面);他的书大部分以个别的批评家标目,直到清代《白雨斋词话》的著者陈廷焯为止。他的“远略近详”的叙述,恰好供给我们的需要,弥补我们的缺憾。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们读来有滋味的。这原是讲义稿,不是“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里说得明白。我们只能当它“大纲”读着;有人希望书里叙述得详备些,但那就不是“大纲”了。《自序》中还说这本书是两次稿本凑合成的,现在却只留下一处痕迹,第三十七章里说:“东坡少游于柳词皆不满,语见前”(一九六面),前面并不见;这总算不错了。作为“大纲”,本书以批评家标目,倒是很相宜的;因为如《自序》所说,“这里所看到的,常常是整个的批评家”(四面)。朱先生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很多,《读诗四论》(商务)之外,还有许多研究历代批评家的论文,曾载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学报》上,现在听说已集成一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了。《读诗四论》和那些论文都够精详的,创见不少。他取的是客观的分析的态度。《大纲》的《自序》里提到有人“认为这本书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而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朱先生承认这一点,他提出“史观的问题”,说“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五面)。本书倒是有夹叙夹议的,读来活泼有味,这正是一因。但是朱先生的史观或立场,似乎也只是所谓“释古”,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这似乎是现代的我们一般的立场,不见其特别是朱先生主观的地方。例如书中叙“盛唐”以后论诗大都可分二派:“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九三至九四面)。两派的存在得着外来的意念来比较而益彰。又如论袁枚为王次回辩护道:“次回《疑雨集》,与《随园诗话》所举随园、香亭兄弟之诗论之,非特与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无当,即赠勺采兰,亦不若是之绘画裸陈也。……若因风趣二字,遂使次回一派,以孽子而为大宗,固不可矣。”(三六三面)这可以说是“雅正”的传统,不过是这时代已经批评的接受了的,和上例那一对外来的传统的意念的地位一般。这些判断都反映着我们的时代,与其说是主观的,不如说是客观的,可是全书以陈廷焯作殿军,在这末一章里却先叙庄棫谭献道:“清人之词,至庄谭而局势大定,庄谭论词无完书,故以亦峰(廷焯字亦峰)之说终焉”。(三九六面)这个判断是客观的,但标目不列代表的批评家庄谭,只举出受庄氏影响的陈氏,未免有些偏畸或疏忽。然而这种小节是不足以定主客观之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