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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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杂论卷(2)

回来杂记

回到北平来,回到原来服务的学校里,好些老工友见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话道:“您回来啦!”是的,回来啦。去年刚一胜利,不用说是想回来的。可是这一年来的情形使我回来的心淡了,想象中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然而我终于回来了。飞机过北平城上时,那棋盘似的房屋,那点缀着的绿树,那紫禁城,那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真美。在飞机上看北平市,我还是第一次。这一看使我联带的想起北平的多少老好处,我忘怀一切,重新爱起北平来了。

在西南接到北平朋友的信,说生活虽艰难,还不至如传说之甚,说北平的街上还跟从前差不多的样子。是的,北平就是粮食贵得凶,别的还差不离儿。因为只有粮食贵得凶,所以从上海来的人,简直松了一大口气,只说“便宜呀!便宜呀!”我们从重庆来的,却没有这样胃口。再说虽然只有粮食贵得凶,然而粮食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罩着北平的将来。但是现在谁都有点儿且顾眼前,将来,管得它呢!粮食以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致看来不算少;不是必需而带点儿古色古香的那就更多。旧家具,小玩意儿,在小市里,地摊上,有得挑选的,价钱合式,有时候并且很贱。这是北平老味道,就是不大有耐心去逛小市和地摊的我,也深深在领略着。从这方面看,北平算得是“有”的都市,西南几个大城比起来真寒尘相了。再去故宫一看,吓,可了不得!虽然曾游过多少次,可是从西南回来这是第一次。东西真多,小市和地摊儿自然不在话下。逛故宫简直使人不想买东西,买来买去,买多买少,算得甚么玩意儿!北平真“有”,真“有”它的!

北平不但在这方面和从前一样“有”,并且在整个生活上也差不多和从前一样闲。本来有电车,又加上了公共汽车,然而大家还是悠悠儿的。电车有时来得很慢,要等得很久。从前似乎不至如此,也许是线路加多,车辆并没有比例的加多吧?公共汽车也是来得慢,也要等得久。好在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可是刚从重庆来的却有些不耐烦。别瞧现在重庆的公共汽车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也许是无事忙,可是快是真的。就是在排班等着罢,眼看着一辆辆来车片刻间上满了客开了走,也觉痛快,比望眼欲穿的看不到来车的影子总好受些。重庆的公共汽车有时也挤,可是从来没有像我那回坐宣武门到前门的公共汽车那样,一面挤得不堪,一面卖票人还在中途站从容的给争着上车的客人排难解纷。这真闲得可以。

现在北平几家大型报都有几种副刊,中型报也有在拉人办副刊的。副刊的水准很高,学术气非常重。各报又都特别注重学校消息,往往专辟一栏登载。前一种现象别处似乎没有,后一种现象别处虽然有,却不像这儿的认真——几乎有闻必录。北平早就被称为“大学城”和“文化城”,这原是旧调重弹,不过似乎弹得更响了。学校消息多,也许还可以认为有点生意经;也许北平学生多,这么着报可以多销些?副刊多却决不是生意经,因为有些副刊的有些论文似乎只有一些大学教授和研究院学生能懂。这种论文原应该出现在专门杂志上,但目前出不起专门杂志,只好暂时委屈在日报的余幅上:这在编副刊的人是有理由的。在报馆方面,反正可以登载的材料不多,北平的广告又未必太多,多来它几个副刊,一面配合着这古城里看重读书人的传统,一面也可以镇静照照这多少有点儿晃荡的北平市,自然也不错。学校消息多,似乎也有点儿配合着看重读书人的传统的意思。研究学术本来要悠闲,这古城里向来看重的读书人正是那悠闲的读书人。我也爱北平的学术空气。自己也只是一个悠困的读书人,并且最近也主编了一个带学术性的副刊,不过还是觉得这么多的这么学术的副刊确是北平特有的闲味儿。

然而北平究竟有些和从前不一样了。说它“有”罢,它“有”贵重的古董玩器,据说现在主顾太少了。从前买古董玩器送礼,可以巴结个一官半职的。现在据说懂得爱古董玩器的就太少了。礼还是得送,可是上了句古话,甚么人爱钞,甚么人都爱钞了。这一来倒是简单明了,不过不是老味道了。古董玩器的冷落还不足奇,更使我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的地方,也萧条起来了。我刚回来的时候,天气还不冷,有一天带着孩子们去逛北海。大礼拜的,漪澜堂的茶座上却只寥寥的几个人。听隔家茶座的伙计在向一位客人说没有点心卖,他说因为客人少,不敢预备。这些原是中等经济的人物常到的地方;他们少来,大概是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了吧。

中等经济的人家确乎是紧起来了。一位老住北平的朋友的太太,原来是大家小姐,不会做家里粗事,只会作作诗,画画画。这回见了面,瞧着她可真忙。她告诉我,佣人减少了,许多事只得自己干;她笑着说现在操练出来了。她帮忙我捆书,既麻利,也还结实;想不到她真操练出来了。这固然也是好事,可是北平到底不和从前一样了。穷得没办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我太太有一晚九点来钟带着两个孩子走进宣武门里一个小胡同,刚进口不远,就听见一声:“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个人,正在从黑色的上装里掏甚么,说时迟,那时快,顺着灯光一瞥,掏出来的乃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我太太大声怪叫,赶紧转身向胡同口跑,孩子们也跟着怪叫,跟着跑。绊了石头,母子三个都摔倒;起来回头一看,那人也转了身向胡同里跑。这个人穿得似乎还不寒尘,白白的脸,年轻轻的。想来是刚走这个道儿,要不然,他该在胡同中间等着,等来人近身再喊“站住!”这也许真是到了无可奈何才来走险的。近来报上常见路劫的记载,想来这种新手该不少罢。从前自然也有路劫,可没有听说这么多。北平是不一样了。

电车和公共汽车虽然不算快,三轮车却的确比洋车快得多。这两种车子的竞争是机械和人力的竞争,洋车显然落后。洋车夫只好更贱卖自己的劳力。有一回雇三轮儿,出价四百元,三轮儿定要五百元。一个洋车夫赶上来说,“我去,我去。”上了车他向我说要不是三轮儿,这么远这个价他是不干的。还有在雇三轮儿的时候常有洋车夫赶上来,若是不理他,他会说,“不是一样吗?”可是,就不一样!三轮车以外,自行车也大大的增加了。骑自行车可以省下一大笔交通费。出钱的人少,出力的人就多了。省下的交通费可以帮补帮补肚子,虽然是小补,到底是小补啊。可是现在北平街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骑车不但得出力,有时候还得拼命。按说北平的街道够宽的,可是近来常出事儿。我刚回来的一礼拜,就死伤了五六个人。其中王振华律师就是在自行车上被撞死的。这种交通的混乱情形,美国军车自然该负最大的责任。但是据报载,交通警察也很怕咱们自己的军车。警察却不怕自行车,更不怕洋车和三轮儿。他们对洋车和三轮儿倒是一视同仁,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曾在宣武门里一个胡同口看见一辆三轮儿横在口儿上和人讲价,一个警察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三轮车夫一顿拳打脚踢。拳打脚踢倒从来如此,他却骂得怪,他骂道,“×你有民主思想的妈妈!”那车夫挨着拳脚不说话,也是从来如此。可是他也怪,到底是三轮车夫罢,在警察去后,却向着背影责问道,“你有权利打人吗?”这儿看出了时代的影子,北平是有点儿晃荡了。

别提这些了,我是贪吃得了胃病的人,还是来点儿吃的。在西南大家常谈到北平的吃食,这呀那的,一大堆。我心里却还惦记一样不登大雅的东西,就是马蹄儿烧饼夹果子。那是一清早在胡同里提着筐子叫卖的。这回回来却还没有吃到。打听住家人,也说少听见了。这马蹄儿烧饼用硬面做,用吊炉烤,薄薄的,却有点儿韧,夹果子(就是脆而细的油条)最是相得益彰,也脆,也有咬嚼,比起有心子的芝麻酱烧饼有意思得多。可是现在劈柴贵了,吊炉少了,做马蹄儿并不能多卖钱,谁乐意再做下去!于是大家一律用芝麻酱烧饼来夹果子了。芝麻酱烧饼厚,倒更管饱些。然而,然而不一样了。

1946年10月28日作。

(原载1946年11月10日《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5期)

文学的标准与尺度

我们说“标准”,有两个意思。一是不自觉的,一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是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我们应用这些标准衡量种种事物种种人,但是对这些标准本身并不怀疑,并不衡量,只照样接受下来,作为生活的方便。自觉的是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这种种自觉的标准,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大概多少经过我们的衡量;而这种衡量是配合着生活的需要的。本文只称不自觉的种种标准为“标准”,改称种种自觉的标准为“尺度”,来显示这两者的分别。“标准”原也离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标准那样固定;近来常说“放宽尺度”,既然可以“放宽”,就不是固定的了。这种“标准”和“尺度”的分别,在一个变得快的时代最容易觉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学术方面如此,在文学方面也如此。

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为一个封建集团,他们的利害是共同的。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关于“风流”的解释,用冯友兰先生语,见《论风流》一文中。)

在现阶段看整个的传统的文学,我们可以说“儒雅风流”是标准。但是看历代文学的发展,中间还有许多变化。即如诗本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诗言志”这一个语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原也是一种尺度;后来得到公认而流传,就成为一种标准。说陆机用了新的尺度,是对“诗言志”那个旧尺度而言。这个新尺度后来也得到公认而流传,成为又一种标准。又如南朝文学的求新,后来文学的复古,其实都是在变化;在变化的时候也都是用着新的尺度。固然这种新尺度大致只伸缩于“儒雅”和“风流”两种标准之间,但是每回伸缩的长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文学史的扩展从这种种尺度里见出。

这种尺度表现在文论和选集里,也就是表现在文学批评里。中国的文学批评以各种形式出现。魏文帝的“论文”是在一般学术的批评的《典论》里,陆机《文赋》也许可以说是独立的文学批评的创始,他将文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讨论。此后有了选集,这里面分别体类,叙述源流,指点得失,都是批评的工作。又有了《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批评专著。还有史书的文学传论,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书信。这些都是比较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尺度。这些尺度有的依据着“儒雅”那个标准,结果就是复古的文学,有的依据着“风流”那个标准,结果就是标新的文学。但是所谓复古,其实也还是求变化求新异;韩愈提倡古文,却主张务去陈言,戛戛独造,是最显著的例子。古文运动从独造新语上最见出成绩来。胡适之先生说文学革命都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最容易见出改变了的尺度。现代语体文学是标新的,不是复古的,却也可以说是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就从这语体上,分明的看出我们的新尺度。

这种语体文学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认,大部分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就是依据着种种外国的标准。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中原也有这样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学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这支流的一段,但这支流的渊源很古久,截取这一段来说是不正确的。汉以前我们的言和文比较接近,即使不能说是一致。从孔子“有教无类”起,教育渐渐开放给平民,受教育的渐渐多起来。这种受了教育的人也称为“士”,可是跟从前贵族的士不同,这些只是些“读书人”。士的增多影响了语言和文体,话要说得明白,说得详细,当时的著述是说话的纪录,自然也是这样。这里面该有平民语调的参入,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的指出。汉代辞赋发达,主要的作为宫廷文学;后来变为远于说话的骈俪的体制,士大夫就通用这种体制。可是另一方面,游历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马迁,却还用那近乎说话的文体作《史记》,古里古怪的扬雄跟《问孔》《刺孟》的王充,也还用这种文体作《法言》和《论衡》;而乐府诗来自民间,不用问更近于说话。可见这种文体是废不掉的。就是骈俪文盛行的时代,也还有《世说新语》,记录那时代的说话。到了唐代的韩愈,提倡“气盛言宜”的古文,“气盛言宜”就是说话的调子,至少是近于说话的调子,还有语录和笔记,起于唐而盛于宋,还有来自民间的词,这些也都用着说话或近于说话的调子。东汉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门阀,到了唐代中叶垮了台,“寻常百姓”的士又增多起来,加上宋代印刷和教育的发达,所以那种详明如话的文体就大大的发达了。到了元明两代,又有了戏曲和小说,更是以说话体就是语体为主。公安派竟陵派接受了这股支派,努力想将它变成主流,但是这一个尝试失败了。直到现代,一个新的尝试才完成了语体文学,新文学,也就是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