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与《道德经》的争鸣
（圣君）
老子著述的《道德经》（又名：《老子》、《五千言》、《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已经流传两千多年了，它是一部阐述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光辉著作，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哲学文献。被誉为中国古代典籍的“万经之经”。
综合古代史学家、学者的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们得知：老子本来就姓老，名聃，原名叫做：老聃，公元前571年出生，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为没落小贵族后裔，生活在春秋晚期；老子属虎，乳名叫“狸儿”（在古代，楚国苦县一带老虎被称为“狸儿”），家里人一直就这么叫着，结果，叫着叫着，外人就把“狸儿”叫成了“李耳”，后来，大家都以为老子的名字叫“李耳”，于是，李耳就成了老子的名字，本来的名字“老聃”却变成了外号。老子多灾多难，他首先是一个遗腹子，他的父亲名叫老佐，生前是宋国的司马大将军，在一次攻城战斗中被敌箭射死；其次，老子还是一个早产儿，他父亲战死后，怀孕七个月母亲理氏获悉噩耗时受到惊吓，在逃难的途中早产生下老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姓源于老姓——李姓源于老虎图腾，是老子生活部落的图腾，因此老子名叫李耳，字伯阳，号老聃；因其出生就眉发全白（俗称“白化病”或者“少白头”之类的），并且耳朵奇大，故被称为老子、老聃。
老子少年时期由于家贫曾经为人放牛，但是他勤奋好学，终于学有所成。后因学识渊博，被举荐任东周王朝守藏室之史（大约是国家档案图书馆官员）。由于其坚持宣传朴素唯物论辩证法，同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百姓，就受到信奉神学迷信的贵族阶层的排挤迫害，被撤职流放，沦落民间后饱经风霜，尝遍人间悲欢离合、世态炎凉。流放期满后应召复任东周王朝守藏史。老子晚年看到东周王朝愈加衰败，心灰意冷，彻底失望，遂辞职，骑青牛西去隐居。老子在函谷关写下五千言《道德经》传世。《道德经》（又名《老子》《五千言》《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道经》，下部为《德经》（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有两种版本，有一种版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个别文字也有不同之处）。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辩证唯物论哲学著作，其内容博大精深、文字简约，包含了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军事的精妙论述。老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哲学之父。大学者胡适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道德经》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教导人类如何为人处世、治国安邦、慈善节俭、爱民惠民、提高道德修养、反对强权暴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经书和灵丹妙药。事实不断反复证明，凡是遵循老子《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时代，必定是太平盛世：刘汉立国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于是就出现了文景之治；李唐立国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于是就出现了贞观之治；赵宋立国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于是就有了两宋三百多年之国祚。此三朝均为当时世界第一富国。印度佛教传至中国后，由六祖慧能汲取了老庄学说的营养，终于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传世有《坛经》）。
但是，自古以来，老子及其《道德经》在国内学术界饱受争议，有的学者考证说：老子是虚构人物，并非历史上的真人；不仅如此，有人还认为《道德经》一书也不是老子所著，而是战国时期由道家门人托老子之名编撰的。——其理由是，传世的《道德经》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甚至有些字句也不同，显然不是一人所著。
关于老子及其《道德经》，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扑朔迷离。——为什么会有人否定老子和《道德经》呢？
其实只要认真考证、分析、研究、对比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否定老子和《道德经》的人主要是儒家一派。——因为古代有一种传说：孔子曾经求教于老子，老子是孔子的老师（战国时期道家学说的巨擘庄子多次提到此事）。因此就遭到了儒家门人的强烈质疑、嫉恨和反对（羡慕嫉妒恨），尤其是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孔子被历代帝王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儒家门人不甘心老子的地位在孔子之上，更不能容忍老子做孔子的老师！——而儒家门人对老子的种种质疑、诘难和否定，纯属抑老扬孔的门户之见，目的是为了抬高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种种质疑的言论貌似言之凿凿、事实清楚，其实纯属无凭无据、牵强附会、不足为信。
现在甚至还有一些学者考证出老子不是中国人，而是从西方过来的古犹太人或者是从古印度过来的哲人。因为犹太人自古就秉持吝啬主义，而老子在《道德经》中也宣传吝啬、节俭。从历史考古方面看，有证据表明：早在商周时期，东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活动就已经很频繁了，许多西方文化人和商人经由印度或西域沙漠地带来到中原定居。考古和遗传学的DNA对比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约14万年前，一些族群和部落向着太阳出发，走出非洲，追逐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向东迁徙途经欧洲来到东方，所以就有了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途中定居在欧洲的就是欧洲人，而定居在亚洲的就是亚洲人，定居美洲的就是美洲人）。——也就是说，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并非独立发展出来的，而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古籍称之为西戎、北狄、猃狁等等其实许多是从西方东迁过来的民族或者部落。
我认为《史记》所记载的老子传记是可信的——要知道，《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非常严肃的史学家（史称，司马迁为了写好《史记》、确保其真实可靠，不仅广泛收集史料，阅读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典籍，甚至按照史料去实地考察，证据确凿后，才动笔撰写了伟大的《史记》）；另外，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史官——太史令（在中国古代，太史令均为家传世袭，此官职自古就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和职责，司马迁是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之职），而且因李陵案得罪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腐刑），生命堪忧，如果没有确凿的史实证据，司马迁对老子的生平和题材应该是唯恐避之而不及才对，决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得罪皇帝——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地把儒家的死对头老子的传纪写入《史记》、而引火烧身惹来杀身之祸的。可是，后来有些人采信了《史记》中大多数历史人物的传记（包括孔子的传记），却不愿意一视同仁地采信老子的传记，这种对史实区别对待甚至是视若无睹的偏见性取舍实在是有悖于常理，缺乏公平性和公正性。
还有，老子初创道学说的时候，道家并非显学，而是受到排挤、讥讽、嘲笑的反主流另类言论，甚至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端邪说（老子在《道德经》的四十一章论及过此事）。因此老子在活着的时候不被人们谈及、重视和记载是符合实情的。
另外，关于老子的出生在古代被弄成了种种神话传说：例如说老子的母亲是吞鸟卵受孕、做梦受孕、感应天神受孕（甚至说老子的母亲怀孕九九八十一年才从腋下生出老子，老子一出生就是白头发、白眉毛）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古代人造神的常用手法。全世界各民族都是如此造神的——西方说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是处女感应天神而受孕生下耶稣的；中国古代说商王朝的母亲简狄是吞玄鸟卵怀孕而生下商王的；说周王朝的母亲姜嫄是踩了巨人的脚印尤其是踩到大拇指的时候特别舒服，因而受孕生下周王；一直到了汉代，还说刘邦的母亲是梦见赤龙而受孕生下刘邦（甚至活灵活现地说：是刘邦的父亲曾经亲眼看见，有一条赤龙盘在妻子的身上，完事之后飞走了）……总之，这完全是古人为了抬高某人身份、树立个人威信、制造个人崇拜而编造出来的神话传奇，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迷信某人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从而让人们对其萌生敬畏感、崇拜感；同时，这也是由于母系社会时期没有婚姻制度，没有家庭，只有部落、族群，人们的交配属于***混交、乱交阶段，没有固定的配偶，后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缘故。只好把父亲幻想和编成神仙或者鸟、龙、蛇、熊、牛之类的动物。而被古人崇拜的动物，往往是一些古老部落的图腾。更为神奇的还有关于老子是太上老君、太白金星之类的传说（这种传说可能始于东汉）——东汉顺帝时期，有一个地方政府官员张道陵（原名：张陵）自幼学习《道德经》，不仅崇拜老子，而且效仿老子，辞官隐居山中，创立道教，追封老子为道教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太白金星之类的神仙，把本是朴素辩证唯物论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变成了唯心论的道教教义、经书，称为《道德真经》，后世的道教信徒（例如葛洪）还发展出炼丹术以及武术气功等等。道教把《道德经》变成了教义和经书，引导人们以道教修炼养生、追求长生不老、阴阳互补、天人合一、还有得道升天成仙封神、辟邪画符捉鬼斩妖除魔等等。
为了抬高和神话老子的身份和地位，道教有关老子的各种神话故事层出不穷。为老子和道学说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不过，信奉道教的道士们通过炼丹活动，倒是在无意之中开创和推动了化学实验的形成（尤其是炸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和宇宙），这也算是客观上歪打正着地为化学的发端和发展作出了的贡献。西方有学者认为：化学起源于道教的炼丹术。
二、《道德经》应为老子所著，即便经由战国时期道家门人整理编纂，也不能排除或者否定老子原作在前的可能性，要知道，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代的文献大多为口口相传或者手抄传播，在传承的过程中，后人根据自己的见解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当加以改编不足为奇，古代中外文化的传承皆是如此、概莫能外——包括儒家的四书五经、印度佛教的众多经书、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等，都经历过口口相传和手抄传播的阶段，而且多次被增减改编。因此，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就算遭到后人改编甚至是增减，也并不能由此而被否定。说老子是中国第一位朴素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大师、《道德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哲学著作、道学说是辩证唯物论的开山鼻祖——这是实事求是和当之无愧的。现代大儒学者钱穆曾经认为《老子》成书应该不早于汉初，绝对不可能是先秦的著作。但是1998年，在湖北郭店出土了战国时期楚墓的《老子》竹简。——事实胜于雄辩！在铁一般的历史事实面前，钱穆的断言不攻自破，成为笑柄。
孔子曾经向老子求教问道而且非常崇拜道学说，这应该是真实的。因为《论语》白纸黑字记载了孔子亲口感慨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且《礼记，曾子问》中也有记载：曾子问：“葬引至于恒，日有食之，则有变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恒，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经过反复研究和认真对比，我认为：《道德经》的思想应该源于轩辕黄帝，是由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时期的文化积淀和总结，明显带有母系社会文化的遗风——崇尚自然，提倡阴柔雌静，且受到了《周易》《尚书》《古诗经》《河图》《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王制》《阴符》等等古籍影响的痕迹。因此可以说，《道德经》是集古人思想与智慧之大全的文化结晶；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地提出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的哲学著作——它言简意赅、包罗万象、超越时空、预测未来，不仅创立朴素唯物论、辩证法、哲学、科学、兵法于滥觞，而且，对宇宙自然的发生、形成、构成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等等都做出了与现代宇宙科技发现不谋而合的早期直觉推测、猜想和预言。现在的科技成果不断证明：《道德经》其格言警句式的理论中早已经隐含了关于宇宙大爆炸、物质不灭、能量守恒、量子力学、量子纠缠、大数据、暗物质、共产主义、甚至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直觉思想萌蘖。
由此可见，老子在两千多年前撰写的《道德经》不仅领先超群、超越时代，而且大器晚成、永不过时。
《道德经》不仅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全世界的文化哲学发展史上也不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构成了人类东西方哲学的两座高峰。从十六世纪之后，西方人对《老子》的翻译、学习和研究不断升温，形成了世界性的“老子热”。《道德经》中的至理名言深受世界众多学者、作家和政要的重视，常常在他们的著作和演说中加以引用。他们认为《老子》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源泉。以至于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老子的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西方政治家没有不知道老子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就职演说上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就职演说上，通过电视倡议：每个德国家庭都应该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呼吁：应该遵循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其就职演说中用汉语、韩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反复朗读《道德经》的名言：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统计，《道德经》被翻译成八十种语言、五百多种版本、在12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已经超过《圣经》而成为全世界各种语言翻译版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世界名著。因此，美国学者蒲克明预言：《道德经》是未来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名著……当人类消除隔阂、四海为一家时，《道德经》必将是一部家传户诵的伟大著作。
在外国人的眼里，老子及其《道德经》早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符号和代表人物。虽然古今中外研究《道德经》的学者甚众，见仁见智，百家争鸣。但由于《道德经》文词古朴、简约、精炼，很多语句深奥难懂，又被一些学者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或者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读，使其成为放在书斋中由专业学者研究而远离平民百姓生活的神秘奇书。其实，《道德经》所阐述的思想观点是很贴近社会生活的，是典型的中国思维、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观。现代大文豪和思想家鲁迅说：不读《老子》，不知中国文化。《道德经》那些关于客观事物具有自然发展规律的学说；那些关于国家当权者应如何遵循客观规律治国爱民的观点；那些关于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如何为人处世的劝告；那些关于如何建立公平和谐社会秩序的设想等等内容，无论对古人抑或对当代人都具有思想上的启示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意义。
继承、学习和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不是为了复古倒退，而是为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登高望远，以确保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创新、开拓前进、永远发展。
过去和现代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竟然错误地将老子排除在华夏思想文化与文明的创始者之外，把道学说的创立定为战国中期，并且轻率地把《道德经》界定为属于没落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认为其中除了的辩证思想有积极意义之外，几乎别的思想观点都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甚至有人把《道德经》当成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这就大大的误解、曲解了老子和《道德经》。
现在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力宣传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圣君，原名：盛军，笔名：勇力、艾令、厍精等等，自由独立作家、著名学者、画家、诗人、史学家、思想家、文艺理论与批评家、收藏家、鉴赏家、文豪泰斗、艺术大师，1985年毕业于南师大，在师范院校任教多年。从80年代起，圣君创立了新当代文学、新当代艺术、超写实大水墨中国画、对比色油画、方案艺术、体验与感应艺术、新当代书法、新当代影视等等，不断地在艺术界、理论界、学术界引发争鸣和轰动，作品多次被加编者按推介发表于《美术》《北京文学》《画刊》《美术思潮》《电影文学》《书法报》《新观察》《师大学报》《港城文学》等等学术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