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金石文字的业内，有一句习语：“长铭铜器一件，可抵《尚书》一篇。”由此足见青铜器铭文对于研究古史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百字以上的长篇铭文，史料价值更是弥足珍贵。迄今为止发现的拥有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就是举世闻名的毛公鼎。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腹部饰一周弦纹。立耳高大，腹底呈半球形，兽蹄形足。整体造型端正素雅，敦厚庄重，鼎身纹饰简练，一改商周时期青铜器繁缛瑰丽的风格。最令人叹服的是，腹内铸有铭文32行、499字，铭文篇幅堪称青铜器之最。
西周晚期，政局动荡，厉王无道，引发了“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宣王继位后，吸取先君丧权失国的教训，整顿朝政，革除弊疾，励精图治，使得走向衰败的王朝重新恢复了生机，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这就是毛公鼎铭文内容的历史背景。铭文开篇以周天子的口吻追述先祖文王、武王开国时期的清平景象，接着谈到当今国家的政治形势并不安宁，为此宣王对宿臣毛公委以重任，命他执掌朝纲，兼管内廷，并且着重强调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告知臣属不予执行。宣王准许毛公决断专权，独揽政柄，勉励他要忠心辅佐天子，一定要恪尽职守，切勿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并赏赐毛公香酒、车马、仪仗、华服等贵宝礼器。毛公为感激天子之恩，铸此宝鼎。铭文层次清晰、文辞优美，整篇铭文相当于一份完整的“册命”，堪比《尚书》中的一篇《周诰》，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就是这样一件国之鸿宝，自它现世以来便饱经沧桑和坎坷。道光末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农民董生春在耕地翻土时，无意中掘得一件青铜鼎，这就是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惊世之宝——毛公鼎。董春生掘出宝鼎不久，就被附近的古董商盯上。古董商以白银300两的价格购下，但在将古鼎运出村时，遭到同村村民董治官阻挠。原来董治官见此宝沽价不菲，便想从中分得一杯羹，他的理由是宝物出自两家地界，所得收入也应一家一半。面对董治官的敲诈，古董商恼羞成怒，贿赂了岐山县县令，将董治官抓获问罪。罪名甚为有趣：其一为私藏国宝；其二为“治官”之名有犯上作乱之嫌，草民焉能“治”官。这样毛公鼎在知县的护送下转给了古董商。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被翰林院编修、著名的金石学家、大收藏家陈介祺用三年俸银1000两白银重金购得。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秘藏了30年，从不示人，讳莫如深。他首先对毛公鼎进行释文考证，并制作拓片高价出售。陈介祺病故后，陈家后代也一直隐藏了此鼎20年。20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闻知陈家藏有毛公鼎，竟出两万两白银将宝鼎买走。端方死后，端方的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的五子，端府秉承端方的遗愿欲将毛公鼎作为陪嫁，不料迷信的袁世凯认为此鼎不祥，竟不愿收此鸿宝。端氏后裔遂将毛公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后来端家家道中落，无力赎回毛公鼎。20世纪20年代，著名银行家谈荔孙协助端家将宝鼎赎出，转押于北平大陆银行。1927年，端方生前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在诱骗端方之子将府中所藏的一整套西周青铜柉禁出卖给他之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毛公鼎。他勾结外国商人，扬言欲出钱赎出毛公鼎。此事被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获悉，决意要与洋人角逐，防止国宝流失海外。叶恭绰联合了暨南学堂堂长郑洪年、光绪进士冯恕，三人合股将毛公鼎买进，粉碎了外国商人的不轨图谋。叶恭绰等三人的爱国壮举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公鼎崎岖的命运并未终结，几年后叶恭绰从郑、冯二人手中买回了股权，毛公鼎归叶氏独有。20世纪30年代，叶恭绰迁居上海，毛公鼎也随之运至上海叶家保存。1937年8月，日本进攻上海，叶恭绰决定去香港避难，临行前秘密将毛公鼎妥善藏好。不料1940年叶家后院起火，叶恭绰的一个姨太太为侵占财产，提起诉讼。为赢得官司，她居然向日本人透露毛公鼎的所在，引得日寇来叶宅三番五次地搜查，并将前来法院应诉的叶恭绰之侄叶公超逮捕，严刑拷打，逼索国宝。叶公超誓死不屈，守口如瓶，嘱与家人送来伪造的毛公鼎蒙混过关。1941年，叶公超秘密地将毛公鼎运至香港。不久香港沦陷，叶家又返回上海，叶恭绰仍坚持与日寇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幸身染重病，家中生活窘迫，无奈将毛公鼎抵押给银行。后来上海巨贾陈咏仁愿出资将毛公鼎赎出，并承诺抗战胜利后将毛公鼎捐献给国家。
抗战结束后，毛公鼎的下落一度不明，后辗转到了军统头子戴笠的手中。1946年3月，戴笠死后，其部下将毛公鼎交给了“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一时间社会上不少官员都想借机谋取宝鼎。时任教育部社教司处长的徐伯璞出于保护民族文物的热忱，两次呈文行政院，上下奔走，终于从“伪资管委会”手中接走了毛公鼎，将之运至南京，移交给中央博物院。至此，毛公鼎结束了长达100余年流传民间的收藏经历，终归国家所有。1948年，毛公鼎跟随一批批国宝重器漂洋过海，被运至台湾。1965年，毛公鼎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镇馆之宝之首，至今陈列于展厅之内，供世人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