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岭
当历史的进程,行进到汉元帝时期的时候,西汉皇朝的命运,就进入到了衰亡期。这一时期,也就成为西汉皇朝的分水岭。之前的西汉,尽管波折不断,坎坷迭起,但一直都在一个正常的轨迹运行。但到了汉元帝的时候,西汉皇朝的柱石,将被无数的白蚁啃得千疮百孔。这一栋屹立与地球东方的伟岸庞大的大夏,岌岌可危。
大厦的坍塌,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纵观我中华N多个千年的封建历史,人民大众最为悲哀的事情就是,国家、社稷,以及人民群众的福祉,通通系于一人之身。这个人,如果心系苍生,而且英明睿智,就是人民的福气;但如果昏庸无能,而且还混账残暴,不好意思,那就该黎民百姓倒霉。
这个人,可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但他的工作岗位却非常统一,就是我们嘴里常常提到的:皇帝。
公元前49年,大汉皇朝那个非常的爱岗敬业的汉宣帝,光荣地“崩”了。接替他这个牵动天下苍生祸福岗位的同志,名叫:刘奭。
史称:汉元帝。
刘奭,就是那个被霍显毒杀的许皇后的儿子。他多半是属于那类运气比较好的儿童,出生几个月后,他那个还在民间混吃混喝的老爸,居然就被霍光拥立为天下苍生的主人。他当然顺带沾光住进皇宫。许后被毒杀之后,汉宣帝对他进行了重点保护,所有的食物,都有人先尝之后,才能送进他的嘴。
一直以来,刘奭就是在如此的呵护之下,长大。
实事求是说,这样长大的孩子,多少都有一滴滴儿弱者。
如同今天的孩子,已经在小学里上到4、5年纪,可上下学依然由父母接送。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明白,这样的孩子,无论怎样的茁壮成长,长大了,多半也就是那类无用的同志。
这样的人,无论长到多少的年岁,多少就有依赖的习惯。
也就是说,这类同志,永远不会有自己的主意。
无论什么人,也无论什么样的孩子,聪明也好,蠢笨也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第一件事情要学会的,就是:自我保护。
很可惜,刘奭没有这样的保护,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从他进宫那天开始,一直到他担任皇帝,他都是被人保护。
这事,其实让他的老爸刘询非常的恼火。刘询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就是在民间混,也没有见有人把他吞了吃了?但刘奭进宫不久,就有人要对他下毒。
政治斗争决定了,刘奭的生长环境,非常的危险。
其实,刘询也发现,如此保护下长大的孩子,没什么用处,但各种因素决定了,他不能更换太子。一个,他的确与刘奭的妈妈,情深意重;另一个,吕后、钩弋夫人都是前车之鉴。
就这么着吧,就看这孩子本身的造化。
史书上说,刘奭“柔仁好儒”。其实,要我说的话,这是在美化他。在我的眼里,特别是在政治素质上,他基本上就与弱智儿童,差不了太远。
据说,刘奭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
一天乘着陪父皇用餐时,就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弱智儿童,也居然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这还真有点让人不敢相信。
看来,他的弱智,还不大算严重嘛。
听了太子的话,汉宣帝刘询居然勃然变色,厉声说: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除了沽名钓誉之外,根本就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的事情,就是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无法分清楚,又怎能堪当治理国家的重任!
在这里,其实暗含“法治”与“德政”的分歧。我个人认为,法治也好,德政也罢,其实都是治国的方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治理国家,应该按当时的国情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
乱世用重典,治世行德政。这是一个互为补充的方法,它们本身没有对错。有对错的事情是,掌握“重典”“德政”的尺度。重典也好,德政也罢,只要越过了那个尺度,则都是不可救药。
秦始皇在“重典”的使用上,就远远超于了劳苦大众承受的那个度,所以他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也是秦末农民大暴动的重要契机。
汉文帝就以德政著称,可杀起人来,依然一麻不忍手。新垣平就被灭族嘛。但他只杀该杀的那几个人,所以,他就开创了我中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一句话,以法治国,得给人民群众生存的空间;以仁行德政,也同样地能给予不法分子强劲有力的威慑。不然,国将不国。
刘奭的“柔仁好儒”,其实就是越过了尺度。
为了帮助刘奭干好本职工作,汉宣帝在去世前,也为他安排了三位辅政大臣。按道理,这其实是多此一举,这个时侯的刘奭,已经27岁了,严格说,他早已经成年。但是,在汉宣帝刘询的眼里,他的这位儿子,还真得有人一路呵护。
但是,汉宣帝没有想到的是,他为刘奭留下的辅政大臣,其实正好为刘奭埋好地雷。
这颗地雷,只有两个字:权力。
道理非常简单,是人,就要争权夺利,辅政大臣也不会例外,甚至争得更为激烈。汉宣帝为刘奭安排的辅政大臣有三个,史高、萧望之、周堪。
从上面汉宣帝与刘奭的对话中,就给人一个非常严重的感觉,似乎他非常讨厌儒生,也基本上严重地看不起儒学。殊不知,萧望之就是当世的大儒。他与周堪几乎同时求学于当时的儒学大师夏侯胜,学习《尚书》。所谓“俗儒”之说,我认为,汉宣帝指的其实是那些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夫子。
也就是说,在汉宣帝为刘奭安排的辅政大臣中,有两位都是儒家学派的高材生。史高是外戚。他是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据说,汉宣帝幼年在史家寄养,与史高混得倍熟。后来,汉宣帝被拥立当了皇帝,史高也跟着沾光,在汉宣帝的提携下,一路高升。
汉宣帝任命这三位辅政大臣的职务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
大汉朝自建国以来,为了权力的平衡,就极为重用外戚。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汉政治形成的一个光荣传统,到汉宣帝的时候,这一光荣传统自也全盘吸收。其实,他不吸收也不行,汉宣帝即位之初,霍光的势力盘根错节。要与霍光斗,更重要的是,要与霍氏家族织成的庞大官员网络斗,汉宣帝必须要有自己亲信的人。
这一系列的亲信,通通来自外戚。道理非常简单,汉宣帝在整个大汉朝廷中,没有根基。所以,他大肆提拔他的外戚。在汉宣帝的那个时代,他的外戚有两家,一家,是许皇后的娘家;另一家,就是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史高就是这两家外戚的代表。皇帝提拔舅家兄弟,除了有能力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信任。
也就是说,古时候的皇帝,其实与自己的舅舅最亲,与舅舅家的孩子最贴心。
这一传统,基本上就延伸到民间,也延续到今天,包括我胡宁在内,也与舅舅家的孩子,最为亲近。只有最亲的人,我们才会更信任。
汉宣帝信任史高,也基本上就是顺理成章。
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
从这个辅政大臣的结构上来看,其实就看出了问题。史高最受信任,也被给予了最高的权力,但是他本人能力有限,他的上位,不是本事,而是亲近;萧望之、周堪是元帝的师傅,当代大儒,而且深谙政事,更是士大夫的代表,知识和能力,都远在史高之上。不服从领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把史高放在眼里。
可想而知,史高非常不爽。
这其实有点儿类似我们今天的职场,总有那么一些个能人,他就不把领导放在眼里。如果这位领导心眼儿稍微小一滴滴儿的话,这样的职场就是两败俱伤。
我们把这个职场放大,放到大汉帝国的中央,这样的损伤,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国家。有受害者,必然就有受利的人。在这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奸佞小人。
这个人,名叫石显。他是宦官,但同时他又是汉元帝的男宠。
在整个大汉一朝,男宠盛行。我认真数了一下,西汉皇朝一共12个皇帝,除了汉平帝、孺子婴未成年外,其余成年皇帝,通通拥有男宠,根本就是无一例外。
汉武帝最多,5个,包括豪迈英武的卫青霍去病,竟然也位列其中。
也就是说,在西汉,男宠,其实也是一个被皇帝信任的种类。
汉元帝就非常的信任石显。
这其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三方势力。如果配合得非常的完美,当然就是力可断金。但关键的问题是,都是一方翘楚,谁服谁?
其实,谁都可以不服谁,如果他们被一支强有力的手掌控的话,依然可以为国家社稷做出贡献。汉高祖刘邦,计不如张良陈平,运输后勤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周勃,但是他就正好要领导他们。关键的关键是,刘邦同志就得心应手。
但是,汉元帝的“柔仁好儒”,别说三方他要领导到位,就是一方他都领导不好。如此的局面,相互的倾轧,不可避免。
这一倾轧,就直接导致了西汉皇朝走向衰亡,也直接导致了西汉晚期的两颗毒瘤产生:朋党和宦官干政。所以,历史上就把这一时期,视为西汉皇朝的分水岭。
休息一下,这三方势力的博弈,我将在下一篇小文中,为大家讲解。
究竟谁在这一次的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我们拭目以待。
职场关系学
职场,其实是一门学问。我们经常都可以发现,那个能力学识都非常强悍的同志,却特别的不受人待见。在领导的眼里,他有能力,却无法给力;在同事的眼里,他有知识,却没有活力;在他自己的眼里,各怀鬼胎,谁都不顺眼。
我们经常称这样的人,清高。
大汉皇朝的官场,其实与我们今天的职场,没有太多的差别。能力和学问都非常强悍的同志,往往输于人际关系。在他们的思维里,往往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把工作做好。
殊不知,人际关系的复杂,一不留神,你就“清高”了,在需要团队合作的时候,你的工作能做好吗?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
汉元帝时候的当世大儒萧望之,就面临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太有才了。
太有才了,皇帝是喜欢了,但是,不好意思,其他的同志就眼红了。因为他的“太有才”,直接就威胁到其他同志的利益。这个其他同志,就是史高。从严格意义来讲,史高其实是萧望之的上级领导。但萧望之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不通过史高,甚至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就向皇帝汇报。
因为他是皇帝的老师,还因为他的确就是汇报的工作,更因为,他给史高说,史高也不懂。
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政策、方针和策略,史高恐怕还真就不懂,但是人际关系,史高比谁都懂。
萧望之如此地甩开史高,直接与皇帝通气,这是什么意思?是要甩掉我史高同志吗?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工作上的事情,副总老是跃过总经理,直接给董事长汇报,那么,总经理是什么呢?真的就是一个摆设吗?
史高不爽,显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恐怕任何总经理都会不爽。
更有甚者,萧望之还把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侍中金敞引进共参朝政,组成一个坚强的士大夫团队。这是要干啥?要架空我老史吗?
我老史才是总经理嘛。
现在的史高,已经不是爽与不爽的问题了,他根本就是极度的恐慌。
因为,他其实已经被架空。萧望之的下面,有周堪、刘更生、金敞;萧望之的上面——直接就向皇帝汇报。那么,他史高呢?不就是摆设吗?
我不知道,我亲爱的读者中,有朋友是否当过摆设?但我知道,当摆设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我个人认为,萧望之的确就是为工作作想,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工作出发,他以为,根据他的知识和能力,这样的工作就应该如此的处理。他并没有与史高争权夺利。
呵呵,我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是总经理,你的副总要如此工作,你会怎么想?
史高的想法,既简单也明确,萧望之要抢班夺权。
为了抢回自己的权力,同时,也为了挽救自己包括家族的既得利益,他得找到一个合作者。一个人进入了他的眼帘。这个人,就是石显。
因为,萧望之就正好有一篇奏折弹劾石显。萧望之是这样给汉元帝说的:中书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代表了国家权力的中枢。所以,中书令应该由光明磊落的同志担任。
因为石显就是中书令。这句话尽管没有点石显的名,但潜台词却非常清楚:石显不够光明磊落。
这话,让石显恨到了骨髓里面。
呵呵,我在想,无论谁在担任中书令,这话,都会让他恨到骨髓里去。
可见萧望之的职场水平。我在想,就算这老先生在今天的职场里,也会被撞得头破血流。
但萧望之不这么想,他以为,他是在一心为国。
一心为国肯定没错,但不具有权谋的技巧,他肯定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他树敌太多。树敌太多的直接后果,很可能就造就他不能为国出力。
不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
石显、史高强强结合。
谁说史高文化不高,他很能运用辩证法嘛。
唉,他们的结合,居然由萧望之一手促成。
这个时候,一个小人物浮出了水面,这个小人物名叫郑朋。这个人,大约就是官场里的混混,一双眼睛就是在官场中搜寻,看看谁的势力大,根基稳,升值潜力强。在诸多比较之后,他以为萧望之多半就是一支潜力股。于是写了一份奏章,大肆揭露史、许两家外戚,鱼肉百姓罪恶累累,而且,史高还买官卖官,派亲信到各地任职,从中渔利。
这就使得士大夫集团,以为捞到了一颗可以搬到史高的稻草。萧望之还亲自接见郑朋。
只不过,这一接见,令萧望之大失所望。
这个郑朋,根本就没有滴滴儿的“正义”可讲,他的爆料,不过就是为了捞一官位的砝码。当世的大儒萧望之,显然就不削与这样的小人为伍。
这世界,小人是不能得罪的。
萧望之再次犯忌。
郑朋在萧望之这里没有捞到一滴滴儿的好处,迅疾调头,找到史高:那封对史高的坏话的奏章,通通都是周堪和刘更生教他的。否则,他一个在浙江生活的人,怎么能够知道发生在都城西安的事情呢?
而且,信誓旦旦地宣称:当时萧望之也在场。
我一直都在想,也一直都没有想通,这类小儿科的谎言,为什么就总能起到巨大的波澜?
是这谎言的能量太大,还是处理这样谎言的同志,太过弱智?
史高、石显居然就抓住这样的谎言,向萧望之挥起了大刀。
汉元帝居然以为他们不过就是要廷尉找萧望之问话,于是点头同意。殊不知,这问话,居然就是把萧望之给抓了起来。晕哟,当汉元帝在朝堂上没有看见萧望之,才明白自己愚笨之极。
有了这一次,应该长点记性吧?
但是没有。
萧望之的儿子上书,要求调查萧望之进监狱的事情。汉元帝认为有理,于是让有关部门进行审理。但这有关部门正好就有石显把持,他当然就把审理结果上报汉元帝:以前所做并没有错,而萧望之教儿子上书,书中引用了“亡辜之诗”,有失大臣的风范,犯下了不敬之罪。
汉元帝还是认为有理。
晕哟,这皇帝老儿的脑子,真的有问题。
石显趁机进谗:萧望之辅政时,想排挤史高等人以便独专朝政;现又有教子上书等不恰当的举措。应当关进监狱教育教育,否则难以体现朝廷赏罚分明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