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岭
当历史的进程，行进到汉元帝时期的时候，西汉皇朝的命运，就进入到了衰亡期。这一时期，也就成为西汉皇朝的分水岭。之前的西汉，尽管波折不断，坎坷迭起，但一直都在一个正常的轨迹运行。但到了汉元帝的时候，西汉皇朝的柱石，将被无数的白蚁啃得千疮百孔。这一栋屹立与地球东方的伟岸庞大的大夏，岌岌可危。
大厦的坍塌，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纵观我中华N多个千年的封建历史，人民大众最为悲哀的事情就是，国家、社稷，以及人民群众的福祉，通通系于一人之身。这个人，如果心系苍生，而且英明睿智，就是人民的福气；但如果昏庸无能，而且还混账残暴，不好意思，那就该黎民百姓倒霉。
这个人，可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但他的工作岗位却非常统一，就是我们嘴里常常提到的：皇帝。
公元前49年，大汉皇朝那个非常的爱岗敬业的汉宣帝，光荣地“崩”了。接替他这个牵动天下苍生祸福岗位的同志，名叫：刘奭。
史称：汉元帝。
刘奭，就是那个被霍显毒杀的许皇后的儿子。他多半是属于那类运气比较好的儿童，出生几个月后，他那个还在民间混吃混喝的老爸，居然就被霍光拥立为天下苍生的主人。他当然顺带沾光住进皇宫。许后被毒杀之后，汉宣帝对他进行了重点保护，所有的食物，都有人先尝之后，才能送进他的嘴。
一直以来，刘奭就是在如此的呵护之下，长大。
实事求是说，这样长大的孩子，多少都有一滴滴儿弱者。
如同今天的孩子，已经在小学里上到4、5年纪，可上下学依然由父母接送。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明白，这样的孩子，无论怎样的茁壮成长，长大了，多半也就是那类无用的同志。
这样的人，无论长到多少的年岁，多少就有依赖的习惯。
也就是说，这类同志，永远不会有自己的主意。
无论什么人，也无论什么样的孩子，聪明也好，蠢笨也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第一件事情要学会的，就是：自我保护。
很可惜，刘奭没有这样的保护，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从他进宫那天开始，一直到他担任皇帝，他都是被人保护。
这事，其实让他的老爸刘询非常的恼火。刘询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就是在民间混，也没有见有人把他吞了吃了？但刘奭进宫不久，就有人要对他下毒。
政治斗争决定了，刘奭的生长环境，非常的危险。
其实，刘询也发现，如此保护下长大的孩子，没什么用处，但各种因素决定了，他不能更换太子。一个，他的确与刘奭的妈妈，情深意重；另一个，吕后、钩弋夫人都是前车之鉴。
就这么着吧，就看这孩子本身的造化。
史书上说，刘奭“柔仁好儒”。其实，要我说的话，这是在美化他。在我的眼里，特别是在政治素质上，他基本上就与弱智儿童，差不了太远。
据说，刘奭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
一天乘着陪父皇用餐时，就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弱智儿童，也居然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这还真有点让人不敢相信。
看来，他的弱智，还不大算严重嘛。
听了太子的话，汉宣帝刘询居然勃然变色，厉声说：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除了沽名钓誉之外，根本就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的事情，就是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无法分清楚，又怎能堪当治理国家的重任！
在这里，其实暗含“法治”与“德政”的分歧。我个人认为，法治也好，德政也罢，其实都是治国的方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治理国家，应该按当时的国情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
乱世用重典，治世行德政。这是一个互为补充的方法，它们本身没有对错。有对错的事情是，掌握“重典”“德政”的尺度。重典也好，德政也罢，只要越过了那个尺度，则都是不可救药。
秦始皇在“重典”的使用上，就远远超于了劳苦大众承受的那个度，所以他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也是秦末农民大暴动的重要契机。
汉文帝就以德政著称，可杀起人来，依然一麻不忍手。新垣平就被灭族嘛。但他只杀该杀的那几个人，所以，他就开创了我中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一句话，以法治国，得给人民群众生存的空间；以仁行德政，也同样地能给予不法分子强劲有力的威慑。不然，国将不国。
刘奭的“柔仁好儒”，其实就是越过了尺度。
为了帮助刘奭干好本职工作，汉宣帝在去世前，也为他安排了三位辅政大臣。按道理，这其实是多此一举，这个时侯的刘奭，已经27岁了，严格说，他早已经成年。但是，在汉宣帝刘询的眼里，他的这位儿子，还真得有人一路呵护。
但是，汉宣帝没有想到的是，他为刘奭留下的辅政大臣，其实正好为刘奭埋好地雷。
这颗地雷，只有两个字：权力。
道理非常简单，是人，就要争权夺利，辅政大臣也不会例外，甚至争得更为激烈。汉宣帝为刘奭安排的辅政大臣有三个，史高、萧望之、周堪。
从上面汉宣帝与刘奭的对话中，就给人一个非常严重的感觉，似乎他非常讨厌儒生，也基本上严重地看不起儒学。殊不知，萧望之就是当世的大儒。他与周堪几乎同时求学于当时的儒学大师夏侯胜，学习《尚书》。所谓“俗儒”之说，我认为，汉宣帝指的其实是那些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夫子。
也就是说，在汉宣帝为刘奭安排的辅政大臣中，有两位都是儒家学派的高材生。史高是外戚。他是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据说，汉宣帝幼年在史家寄养，与史高混得倍熟。后来，汉宣帝被拥立当了皇帝，史高也跟着沾光，在汉宣帝的提携下，一路高升。
汉宣帝任命这三位辅政大臣的职务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
大汉朝自建国以来，为了权力的平衡，就极为重用外戚。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汉政治形成的一个光荣传统，到汉宣帝的时候，这一光荣传统自也全盘吸收。其实，他不吸收也不行，汉宣帝即位之初，霍光的势力盘根错节。要与霍光斗，更重要的是，要与霍氏家族织成的庞大官员网络斗，汉宣帝必须要有自己亲信的人。
这一系列的亲信，通通来自外戚。道理非常简单，汉宣帝在整个大汉朝廷中，没有根基。所以，他大肆提拔他的外戚。在汉宣帝的那个时代，他的外戚有两家，一家，是许皇后的娘家；另一家，就是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史高就是这两家外戚的代表。皇帝提拔舅家兄弟，除了有能力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信任。
也就是说，古时候的皇帝，其实与自己的舅舅最亲，与舅舅家的孩子最贴心。
这一传统，基本上就延伸到民间，也延续到今天，包括我胡宁在内，也与舅舅家的孩子，最为亲近。只有最亲的人，我们才会更信任。
汉宣帝信任史高，也基本上就是顺理成章。
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
从这个辅政大臣的结构上来看，其实就看出了问题。史高最受信任，也被给予了最高的权力，但是他本人能力有限，他的上位，不是本事，而是亲近；萧望之、周堪是元帝的师傅，当代大儒，而且深谙政事，更是士大夫的代表，知识和能力，都远在史高之上。不服从领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把史高放在眼里。
可想而知，史高非常不爽。
这其实有点儿类似我们今天的职场，总有那么一些个能人，他就不把领导放在眼里。如果这位领导心眼儿稍微小一滴滴儿的话，这样的职场就是两败俱伤。
我们把这个职场放大，放到大汉帝国的中央，这样的损伤，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国家。有受害者，必然就有受利的人。在这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奸佞小人。
这个人，名叫石显。他是宦官，但同时他又是汉元帝的男宠。
在整个大汉一朝，男宠盛行。我认真数了一下，西汉皇朝一共12个皇帝，除了汉平帝、孺子婴未成年外，其余成年皇帝，通通拥有男宠，根本就是无一例外。
汉武帝最多，5个，包括豪迈英武的卫青霍去病，竟然也位列其中。
也就是说，在西汉，男宠，其实也是一个被皇帝信任的种类。
汉元帝就非常的信任石显。
这其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三方势力。如果配合得非常的完美，当然就是力可断金。但关键的问题是，都是一方翘楚，谁服谁？
其实，谁都可以不服谁，如果他们被一支强有力的手掌控的话，依然可以为国家社稷做出贡献。汉高祖刘邦，计不如张良陈平，运输后勤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周勃，但是他就正好要领导他们。关键的关键是，刘邦同志就得心应手。
但是，汉元帝的“柔仁好儒”，别说三方他要领导到位，就是一方他都领导不好。如此的局面，相互的倾轧，不可避免。
这一倾轧，就直接导致了西汉皇朝走向衰亡，也直接导致了西汉晚期的两颗毒瘤产生：朋党和宦官干政。所以，历史上就把这一时期，视为西汉皇朝的分水岭。
休息一下，这三方势力的博弈，我将在下一篇小文中，为大家讲解。
究竟谁在这一次的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我们拭目以待。
职场关系学
职场，其实是一门学问。我们经常都可以发现，那个能力学识都非常强悍的同志，却特别的不受人待见。在领导的眼里，他有能力，却无法给力；在同事的眼里，他有知识，却没有活力；在他自己的眼里，各怀鬼胎，谁都不顺眼。
我们经常称这样的人，清高。
大汉皇朝的官场，其实与我们今天的职场，没有太多的差别。能力和学问都非常强悍的同志，往往输于人际关系。在他们的思维里，往往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把工作做好。
殊不知，人际关系的复杂，一不留神，你就“清高”了，在需要团队合作的时候，你的工作能做好吗？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
汉元帝时候的当世大儒萧望之，就面临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太有才了。
太有才了，皇帝是喜欢了，但是，不好意思，其他的同志就眼红了。因为他的“太有才”，直接就威胁到其他同志的利益。这个其他同志，就是史高。从严格意义来讲，史高其实是萧望之的上级领导。但萧望之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不通过史高，甚至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就向皇帝汇报。
因为他是皇帝的老师，还因为他的确就是汇报的工作，更因为，他给史高说，史高也不懂。
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政策、方针和策略，史高恐怕还真就不懂，但是人际关系，史高比谁都懂。
萧望之如此地甩开史高，直接与皇帝通气，这是什么意思？是要甩掉我史高同志吗？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工作上的事情，副总老是跃过总经理，直接给董事长汇报，那么，总经理是什么呢？真的就是一个摆设吗？
史高不爽，显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恐怕任何总经理都会不爽。
更有甚者，萧望之还把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侍中金敞引进共参朝政，组成一个坚强的士大夫团队。这是要干啥？要架空我老史吗？
我老史才是总经理嘛。
现在的史高，已经不是爽与不爽的问题了，他根本就是极度的恐慌。
因为，他其实已经被架空。萧望之的下面，有周堪、刘更生、金敞；萧望之的上面——直接就向皇帝汇报。那么，他史高呢？不就是摆设吗？
我不知道，我亲爱的读者中，有朋友是否当过摆设？但我知道，当摆设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我个人认为，萧望之的确就是为工作作想，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工作出发，他以为，根据他的知识和能力，这样的工作就应该如此的处理。他并没有与史高争权夺利。
呵呵，我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是总经理，你的副总要如此工作，你会怎么想？
史高的想法，既简单也明确，萧望之要抢班夺权。
为了抢回自己的权力，同时，也为了挽救自己包括家族的既得利益，他得找到一个合作者。一个人进入了他的眼帘。这个人，就是石显。
因为，萧望之就正好有一篇奏折弹劾石显。萧望之是这样给汉元帝说的：中书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代表了国家权力的中枢。所以，中书令应该由光明磊落的同志担任。
因为石显就是中书令。这句话尽管没有点石显的名，但潜台词却非常清楚：石显不够光明磊落。
这话，让石显恨到了骨髓里面。
呵呵，我在想，无论谁在担任中书令，这话，都会让他恨到骨髓里去。
可见萧望之的职场水平。我在想，就算这老先生在今天的职场里，也会被撞得头破血流。
但萧望之不这么想，他以为，他是在一心为国。
一心为国肯定没错，但不具有权谋的技巧，他肯定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他树敌太多。树敌太多的直接后果，很可能就造就他不能为国出力。
不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
石显、史高强强结合。
谁说史高文化不高，他很能运用辩证法嘛。
唉，他们的结合，居然由萧望之一手促成。
这个时候，一个小人物浮出了水面，这个小人物名叫郑朋。这个人，大约就是官场里的混混，一双眼睛就是在官场中搜寻，看看谁的势力大，根基稳，升值潜力强。在诸多比较之后，他以为萧望之多半就是一支潜力股。于是写了一份奏章，大肆揭露史、许两家外戚，鱼肉百姓罪恶累累，而且，史高还买官卖官，派亲信到各地任职，从中渔利。
这就使得士大夫集团，以为捞到了一颗可以搬到史高的稻草。萧望之还亲自接见郑朋。
只不过，这一接见，令萧望之大失所望。
这个郑朋，根本就没有滴滴儿的“正义”可讲，他的爆料，不过就是为了捞一官位的砝码。当世的大儒萧望之，显然就不削与这样的小人为伍。
这世界，小人是不能得罪的。
萧望之再次犯忌。
郑朋在萧望之这里没有捞到一滴滴儿的好处，迅疾调头，找到史高：那封对史高的坏话的奏章，通通都是周堪和刘更生教他的。否则，他一个在浙江生活的人，怎么能够知道发生在都城西安的事情呢？
而且，信誓旦旦地宣称：当时萧望之也在场。
我一直都在想，也一直都没有想通，这类小儿科的谎言，为什么就总能起到巨大的波澜？
是这谎言的能量太大，还是处理这样谎言的同志，太过弱智？
史高、石显居然就抓住这样的谎言，向萧望之挥起了大刀。
汉元帝居然以为他们不过就是要廷尉找萧望之问话，于是点头同意。殊不知，这问话，居然就是把萧望之给抓了起来。晕哟，当汉元帝在朝堂上没有看见萧望之，才明白自己愚笨之极。
有了这一次，应该长点记性吧？
但是没有。
萧望之的儿子上书，要求调查萧望之进监狱的事情。汉元帝认为有理，于是让有关部门进行审理。但这有关部门正好就有石显把持，他当然就把审理结果上报汉元帝：以前所做并没有错，而萧望之教儿子上书，书中引用了“亡辜之诗”，有失大臣的风范，犯下了不敬之罪。
汉元帝还是认为有理。
晕哟，这皇帝老儿的脑子，真的有问题。
石显趁机进谗：萧望之辅政时，想排挤史高等人以便独专朝政；现又有教子上书等不恰当的举措。应当关进监狱教育教育，否则难以体现朝廷赏罚分明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