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事情非常清楚了，”雷斯瑞德说，“我相信就是这么回事：他把文件偷去卖，与特工见面后因价格谈不拢，所以掉头回家，结果特工跟踪了他，并在火车上将他干掉后取走了那些重要文件，还把尸体抛下了火车。这不就说明了一切了吗？”
“可他身上为何没有车票呢？”
“车票上的站名很可能暴露特工的住地方位，所以被特工拿走了。”
“好，雷斯瑞德，很好，”福尔摩斯说，“你的推理很严密。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案子就该结了。一方面，卖国贼已死；另一方面，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计划想必也已经到了欧洲大陆。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绝非无事可做，歇洛克——一定要采取行动！”迈克罗夫特喊道，人也随之站了起来，“我的直觉使我不能赞同这一解释，事情没那么简单。拿出你的本事来吧，到现场去勘察勘察！走访些知情人！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出细节来！你干这行至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大好时机来为国效力呢。”
“好的，好！”福尔摩斯耸耸肩回应道，“来吧，华生！还有你，雷斯瑞德，劳驾你，能否陪我们跑上一两个钟头？我们就从调查阿尔盖特车站开始。再见，迈克罗夫特。天黑以前我向你报告。不过有言在先，你可别抱太大希望。”
一小时后，我们三人已经站到了案发地点，此处出了隧道马上就到阿尔盖特车站。一位面色红润、态度谦恭的老先生代表铁路公司接待了我们。
“年轻人的尸体就躺在这里，”老先生指着一个离铁轨三英尺的地方说，“不可能是从上面摔下来的，这里，你们看见了，全部是没有窗户的光墙，所以只能是从火车上摔下来的。而据我们所知，这辆列车是在星期一午夜前后通过的。”
“车厢里发现暴力痕迹了吗？”
“没有暴力痕迹，也没有发现车票。”
“发现有开着的车门吗？”
“没有。”
“今天早上我们获得了些新证据，”雷斯瑞德说，“有位旅客乘星期一晚上十一点四十分的车经过阿尔盖特车站时，就在到站前不久，听到了‘咚’的一声，好像是有人摔向铁路的声音。但因为雾太大，什么也没看见，他当时就没报告。呀，福尔摩斯，你怎么啦？”
我的朋友脸上一副紧张的表情。只见我的朋友脸上一副紧张的表情，正盯着路轨呈弧度弯曲的隧道认真地看着。阿尔盖特是枢纽站，有个路闸网。此时他正很怀疑地注视着那路闸，眼光急切、专注。那种警惕的神情，以及双唇紧闭，浓眉紧锁，鼻翼翕动的样子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
“路闸，”他嘀咕了一声，“是路闸。”
“路闸怎么啦？什么意思？”
“我想别的铁路线上不会有这么多路闸吧？”
“是的，的确很少。”
“还有弯道，路闸、弯道……哦，原来如此。”
“怎么了？福尔摩斯，你找到线索了？”
“猜想——只是猜想而已。不过，案情可能更加复杂了。不寻常呀，很不寻常。这真是奇怪，沿路上看不出任何血迹。”
“是没什么血迹。”
“按说他伤势很重的。”
“只是头骨摔碎了，但外伤并不重。”
“应当会有血迹残留的。我可否查看一下当时听到异响的旅客乘坐过的列车？”
“够呛了，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列车已经拆散了，而车厢则又被重新挂到了其他列车上。”
“我可以确认，福尔摩斯先生，”雷斯瑞德说道，“每节车厢都仔细检查过了，是我亲自检查的。”
然而，看来我的朋友对那些智力程度和敏锐程度都不及他的人来说似乎总是缺乏信心，这也是他很大的一个缺点。
“也许你说的没错，”他说着便转身走开了，“从出事的情形来说，也许车厢也并不一定调查。华生，我看只能这样了。雷斯瑞德先生，那就不再麻烦你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到乌尔威奇走一趟了。”
回到伦敦，福尔摩斯给他哥哥写了封电报，发出之前递给我看了看。上面写道：
黑暗中隐约看到了些光明，但可能随时失去。请即派通讯人员将掌握的所有在英国活动的外国间谍及特务的姓名、详细住址送至贝克街。
歇洛克
“这是必要的，华生，”他说，此时我们已经坐到了去乌尔威奇的列车的座位上了，“麦克罗夫特把这么个奇特的案子交给我们，真是应当感激他。”
他神态急切的脸上依然挂着坚毅而精力充沛的表情。我意识到，此时某种有启发性的新状况已经为他打开了令人惊喜的思路。就像一只猎犬，当它懒洋洋地躺在窝里时，总是尾巴下垂，耳朵耷拉，但一旦有情况时，它却会立刻浑身肌肉紧绷，目光如电，循着气味强烈的猎物彻底追下去。这就是福尔摩斯今早以来的一系列变化。几小时前他还是有气无力地穿着灰色睡衣在雾气笼罩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无聊至极呢。
“这里原本有些材料可以作证的，我真笨，竟没看出端倪来。”
“可是到现在我也没看出什么来。”
“虽然我也不确定什么，不过我有个猜想，这个猜想也许能使我们再前进一步。没准儿那个年轻人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遇害的，而尸体被放在了某节车厢的顶上。”
“车顶上？！”
“很奇怪吧？你想一想，发现尸体的地方恰好是列车开过路闸时发生剧烈颠簸摇晃的地方，难道是巧合？车顶上的东西难道不可以从此地掉落吗？车厢里的东西其实很难受到路闸的影响。我想尸体要么是从车顶上掉下来的，要么就是非常惊人的巧合。另外，再说说血迹。如果身体里的血早已在其他什么地方流掉了，那路轨上自然就不会再有了。任何细节都有启发性呀。而把每一个小的启发加在一起，那能量也是惊人的。”
“车票也是个问题。”我说道。
“是呀，我们找不到没有车票的理由，而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了。每件事情之间其实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但是，这仍然解不开他的死因。事情不仅没有明朗，反倒更加复杂了。”
“还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或许真是这样。”他再次陷入沉思，直到列车抵达乌尔威奇车站。下车后，他叫了辆马车，并掏出一张迈克罗夫特给的字条。
“今天下午我们得拜访好几个地方，”他说，“我想，首先应该见的就是詹姆斯·******爵士。”
此高官的官邸是一栋精致的别墅，绿色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边。我们到的时候雾气正在消散，湿雾中透过来微弱的阳光。门房应我们打铃来开门。
“找詹姆斯爵士？啊！”门仆沉着脸说，“他死了，今天早晨。”
“哦，天哪！”福尔摩斯惊呼道，“怎么死了？”
“要不您先进来，先生，见见他的兄弟瓦伦丁上校？”
“好，那就最好。”
我们被领进一间光线暗淡的客厅。很快，一位高个子、蓄浅须、仪表堂堂的男子接待了我们，是死者的兄弟瓦伦丁上校，年龄约五十岁。他眼神惶惑，头发蓬乱，似乎连脸都未洗，显然是接受不了家中突遭不幸的打击。他谈起此事时，难过得口齿都有些含混不清。
“真是骇人听闻的丑事，”他说，“我哥哥，詹姆斯爵士，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事，伤心透了。他一向为自己部门的高效而自豪，这真是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原希望能得到些他的指点，以便帮我们早日破案呢。”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这对他完全是件谜案，对我们大家也一样，彻底是个谜。他已经把一切所知情况告知了警方。他认为卡多甘·韦斯特就是罪犯。但是其他情况实在不可思议。”
“您还有新的情况可以提供吗？”
“我也只是从报上看到或听别人说起过一些，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我无意失礼，但是你可以理解，福尔摩斯先生，眼下我们一切都乱了套，不得不请求您尽早结束访问。”
“想不到事情横生枝节，”我的朋友一边说着一边回到马车，“我怀疑是非自然死亡，或者可怜的老头是自杀！若是后者，那是否是因失职而自我谴责？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去卡多甘·韦斯特家。”
城郊一栋小而精巧的住宅里，痛失儿子的母亲正在家里。老太太因悲伤过度而神智不清，几乎什么忙都帮不上。旁边一位面色苍白的少妇则自称是死者的未婚妻，维奥蕾特·韦斯特伯莉小姐，也是当天案发晚上与死者最后见面的人。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福尔摩斯先生，”她说，“出事以来我都没合过眼。脑子白天想，夜里想，想不清为什么。他绝对是世上最单纯、最侠义、最懂爱国的人。他绝不会出卖让他保管的国家机密，剁掉自己的右手他也绝不会出卖。知道他的人都相信，那简直是荒唐，不可能，不正常。”
“但事实是怎样呢，韦斯特伯里小姐？”
“这，这，我也承认，我没法解释。”
“他缺钱用吗？”
“不，他的生活要求很简单，薪水又高，有几百英镑积蓄，我们已准备新年结婚。”
“没有精神不正常的迹象吗？我说韦斯特伯莉小姐，请你绝对讲实话。”
我的同伴犀利的眼神注意到了她神态的变化。她脸红了，在犹豫不决。
“是的，”她最后说道，“我有感觉，他有些心事。”
“多长时间了？”
“也就是上个星期吧。他老沉思默想，心情急躁。有一回我追问他，他承认可能有些事会影响到他的前程。‘太严重，不能讲，对你也不能讲。’他说。我就再也问不出什么了。”
福尔摩斯脸色沉重了。
“请说下去，韦斯特伯莉小姐。即使有对他不利的事，也要讲，不要顾忌结果。”
“真的，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有一两次，他吞吞吐吐好像是要讲什么。一天晚上，我记得他说，外国间谍肯定会出巨款去搞机密。”
我朋友的脸色更沉重起来。
“还说什么？”
“他说我们对这种事很马虎——叛国贼要把计划书搞到手是很容易的。”
“这个话是最近说的？”
“是的，最近说的。”
“把那天晚上的经过同我们讲讲。”
“我们一起去剧院，雾很大，马车都没法赶。走着走着，来到了他的办公大楼，他就突然钻进浓雾不见了。”
“没有说话？”
“他嘴里惊叫了一声。仅此而已。我等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我只好走回家。第二天早晨，上班时间刚到大家就都来问我。大约十二点钟，我们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哦，福尔摩斯先生，只有你能还他清白！不能叫他蒙不白之冤呀！他的情况就这些。”
“好啦，华生，”他说，“我们还要上别处。下一站，勘察一下办公室，文件是在办公室里丢的。”
“情况本来就对这个年轻人不利，现在就更不利了，”马车隆隆行进时，他说道，“他要筹备婚事，也许是犯罪的原因。婚礼要用钱嘛。既然谈起过计划书这个事，那就有了这个心了。几乎要向姑娘谈出动手计划，但那样会把姑娘牵连进去做叛国同谋。那可就糟了。”
“但是还好，福尔摩斯，人的性格很起作用，是吗？再有，他为什么撂下姑娘在街上自己一走了之，继而去犯了一桩重罪呢？”
“说得好！这肯定是不符合逻辑的，有矛盾。他们遇到的一定是一个棘手的情况。”
高级办事员悉得尼·约翰逊先生在办公室会见了我们。他接待的态度十分恭敬，这通常是我同伴的名片所起的作用。他很瘦，相貌粗鲁，戴眼镜，是个中年人，面容憔悴，两只手在不自觉地扭动，也许是遇上意外精神紧张之故。
“真糟糕，福尔摩斯先生，太糟糕！主管死了，你听说了吗？”
“我们刚从他家过来。”
“这地方一团糟了。主管死了，卡多甘·韦斯特也死了，我们的文件被盗。星期一晚上关门时，我们这办公室还同政府其他部门一样高效严谨，万无一失。哦，上帝，想想就怕人！这个韦斯特，那么些人，偏偏他出问题，做出这种事来！”
“你吃准他有罪吗？”
“不是他还有谁？我一向对他信任，就像信任自己一样。”
“星斯一办公室是几点关的门？”
“五点。”
“是你锁的门？”
“一直是我最后一个走。”
“计划书放在哪里？”
“就那个保险柜，我亲自放好的。”
“大楼无人看守？”
“有的，可是他还要看守其他部门。他是个老兵，绝对忠实可靠。那天晚上他没见什么情况。当然雾大也有关系。”
“如果卡多甘·韦斯特下班以后进入办公楼，他需要三把钥匙才能拿到文件，是不是？”
“是的，得有三把钥匙：大门钥匙、办公室钥匙、保险柜钥匙。”
“只有詹姆斯·******爵士和你钥匙齐备？”
“大门和办公室门钥匙我都没有——只有保险柜钥匙。”
“詹姆斯爵士平日工作一向有条理吗？”
“那是，我想应当是的。我知道，三把钥匙他是拴在同一个环上的。我常常看见。”
“钥匙随身带去伦敦？”
“他说过是这样。”
“你的钥匙也从来不离身？”
“当然。”
“那么，韦斯特是嫌疑犯的话，他一定有私配的钥匙，可是在他身上没发现。还有另外一点：如果这办公室的办事人员有意出卖计划书，可以进行复制，这比把原件拿走不是简单得多吗？何必要拿走原件呢？”
“复制要有相当高的技术才行。”
“可我认为詹姆斯、你还有韦斯特，你们都具备这样的技术呀。”
“的确。可请你别把我往这件事上扯，福尔摩斯先生。计划书原件已经在韦斯特身上发现，我们这样东猜西猜又有什么意思呢？”
“嗯，如果他复制的话同样能够达到目的，可偏偏要冒着巨大危险窃取原件，也真是简单事情复杂做。”
“怪确实是怪——可他这样干了。”
“本案调查步步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在三份文件仍旧失落未能找回。据悉，是极端关键的三份。”
“是的，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了这三份，不要那七份，也能制造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
“这一点我已向海军部作了报告。但是我今天又翻阅了一下图纸，觉得恐怕未必可以。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那张图纸拿回来了，那就除非外国人自己发明了这项技术。当然他们或许也能很快克服这一困难。”
“可是，遗失的三张图纸毕竟是很重要的！”
“那是。”
“我想，如蒙允许，我要看看这间屋子。还有些问题，原来想问，但一时想不起了。”
福尔摩斯检查了保险柜的锁，办公室的门，最后是铁板百叶窗。只是当我们走到外面草地上时，他才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窗外有一丛月桂树，有些树枝像是给拗折过的样子，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又检查到树底下的地面有模糊的印迹。最后他要那位高级办事员关上铁百叶窗，然后指给我看，窗的中间关不拢，留有一道缝，在外面可以透过缝看到办公室里面。
“耽误掉三天，那印迹破坏掉了。印迹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好了，华生，我不认为乌尔威奇对我们还有多少帮助，有一点小收获而已。我们得看看伦敦是不是可以更好些。”
然而我们临离开乌尔威奇车站时，又得到了一点情况。车站售票员很有把握地说他看见卡多甘·韦斯特——他很熟悉他的模样——星斯一晚上，韦斯特乘八点十五分开往伦敦桥的车去了伦敦。只有韦斯特一个人，买了一张单程三等车票。售票员看他那紧张激动的样子，很是吃惊。他颤抖得连零钱都拿不起来，还是售票员帮他捡的。查一查时刻表，八点十五分，是他七点半左右离开姑娘以后能搭上的最早一趟车。
“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华生，”福尔摩斯沉默了半个小时后说道，“我不记得在你我合力侦查的案子中，有过哪一件案子比这更难对付，真是一波三折。不过，我们还是有了一点可喜的进展。
“乌尔威奇的调查，总体上对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不利。但是通过窗子的种种迹象，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有利的假设。比如，不妨假定，他被某个外国特工盯上，有过接触。不过也许有约在先，这使他没有外泄。这件事情对他思想影响很大，因此难免在未婚妻面前有过表露，他讲过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好了，我们就假定，当他同年轻女士一块儿去剧院，在大雾之中却忽然瞥见这个特工走向办公大楼，他是个急性人，决断迅速，认为什么事情都没有职责重大，因此便跟踪此人到了窗口，看见他取走文件后，便去追贼。这样，为什么不复制文件，而要窃走原件，就说得过去了。是外贼，所以才会偷原件。到此，都还说得通。”
“接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