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阵子，社会上针对“公共品”（public goods）产生了热烈的讨论，再度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形成领先于政策思维”的特质。
过剩背后的稀缺
什么是“公共品”？这是相对于“私有品”（private goods）的一个概念。私有品是一种个人享有的商品、服务或资源，个人享有时，具有“排他性”，即他人不得共享，像：冰淇淋、小汽车；公共品的享用则不具排他性，如：道路、治安。当然，还存在着介乎在二者之间的“准公共品”，如：公园、教育等。
正是基于“私有品”与“公共品”在特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其生产与供给必须依赖不同的机制。私有品很简单，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有需求就会出现供给；公共品则不是，由于公共品消费时不具排他性，想消费公共品的人往往希望在别人消费时“搭便车”。这种“贪便宜”心理注定了没有人愿意去生产公共品，以免“得不偿失”。然而现实上，公共品的生产又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那么，怎么办呢？答案当然就是政府，由政府提供社会必要的公共品，包括硬的及软的，提供公共品的财源则通过税收，取之于社会百姓。
制约中国和谐成长的瓶颈
这个议题所以出现，跟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关。中国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随着所得增加、生活富裕，但生活素质却往往没有提升，甚至恶化。一些反映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像：交通拥塞、医疗品质、教育环境、社会治安、环境破坏等等，归结到底，都是一个公共品数量及品质不足的问题。人们有钱买小汽车，但无能力修马路；人们有钱买住宅，却不保证能获得好的治安；人们有钱吃大餐，却没有不呼吸污染空气的自由……于是，大家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公共财富。
这还是微观角度的观察。宏观而言，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失调之一，是贸易出超太大，是内需不振，固而导致国际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内需为何老振不起来？原因之一，是所得分配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偏低；原因之二，是人们即使有需求（对公共品的强烈需求），也无从实现。换言之，公共品生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约制了人们的消费，也约制了内需。
好了，既然公共品的生产已成了当前许多微观与宏观发展问题的根源，那么，公共品的生产又为何不足呢？如前所云，大多数公共品应由政府来提供，换个方式来问，政府又为何没能提供足够数量和品质的公共品呢？
制约公共品供给的“错位”
第一，可能是政府的政策滞后。这或许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Galbraith著《富裕中的贫穷》一书，分析美国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下产生的各种失衡问题，其中多与公共品不足有关。
第二，是政府职能定位的失当。失当有两种：一是越位，做了不该做的事，
例如：政府本身成了利益主体，搞地产开发；二是缺位，没做该做的事，即公共品的供给。越位加缺位，合称错位。
第三，政府何以会错位？或许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尚未能准确掌握有关。对社会主义一个最通俗的理解是：政府有责任提供所有公民一个最起码的生活水平，包括：食、衣、住、行、育等。必须承认，现在还没做到，其中即包括了必要公共品的提供。
第四，政府错位的另一个原因，是公共部门尤其是公务员队伍的能力与见识不足，不足以正确充分地发挥政府职能。
最后，政府错位或许也跟民意反映未能给予政府必要的提醒有关。
看来，中国不仅市场经济要发育，社会主义也还要发育，焦点课题即在于公共品与政府职能的良好发挥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