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仙洲在北洋4年，除日夜向当局索催经费、延喘维持外，他最大的功绩是逐步聘请了一些曾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以代替美籍教授。北洋自建校以来，几乎都是请的美国人当教授，他们工薪高，一般比中国教授高2－3倍，而且按银两计（当时1元银币等于白银七钱二），合同一定就是3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却是滥竽充数，学问并不怎么样。
北洋入学考试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到校后上课都用英语讲授，用的是美国大学用的教科书，毕业后如有机会可去美国继续学习。当时美国承认北洋毕业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这些美籍教授在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学生受洋人熏陶，养成媚外思想和自卑感，师生间谈不到密切接触。
刘仙洲看到此问题，大胆进行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教授以代替美国人。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多请中国教授也有必要。原因是中国教授可以枵腹从公，不发工薪也来上课；而洋教授按合同办事，月月一个钱也不能少。中国教授仍用英语讲课，同学和教授接近的机会则多了。不少当年聘请的中国教授，正是新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如石志仁（即石树德，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侯德榜（化工专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何杰（地质采矿专家，曾任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茅以升（桥梁专家，曾任铁道研究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张含英（水利专家，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等。
刘仙洲特别重视英语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为此特请来了一些中国专家。因而，科技名词特别是工科的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得以逐步地确定发展起来。
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学校行政企图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治校，同学则争取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
北洋校徽是一个钟形的红棕色铜牌，中部镶以景泰蓝的工科大楼图样，两旁镶有“实事求是”4个篆体字。由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的校训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北洋的校风是死读书，学校用严格的考试制度压学生，很少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头脑里充满了个人奋斗的思想，在那个****的年代努力学得一些技能和知识，期望在毕业后取得糊口之计以立足于社会。
纵然如是，北洋大学仍有着严整不苟的教学计划、丰富完整的课程体系、充实认真的实验设备、认真教学的师资阵容。在过去的年代中，的确培养出了不少国家建设需要的栋梁人才，在全国矿厂、钢铁基地、铁路、土木、水利、机电以及工程教育各阵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名家小传】
魏寿昆（1907—2006），天津人。著名冶金学家、工程教育家，我国冶金物理化学的奠基人和中国金属学会的创建人之一。
魏寿昆1929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工程系，1935年获得德国德莱斯顿工业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1935—1936年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年。1936年9月受聘为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化学及冶金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辗转大半个中国，参与组建多所高校，曾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重庆大学、北洋大学及唐山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及重庆矿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代理所长等职。1949年以后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天津大学副教务长。1952年起任北京钢铁学院（后改名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教务长、副院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院士。
魏寿昆从1930年任北洋大学助教起，从事工程教育77年，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量冶金、科技和管理人才，为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魏寿昆在冶金理论和工艺、资源综合利用、冶金熔体理论上取得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建立了高温熔体活度理论体系和炉渣脱硫的离子理论，解决了我国冶金工业生产工艺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选择性氧化与转化温度的概念，为提高和改进我国共生矿的冶炼技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国内率先开展固体电解质电池直接快速定氧技术的研究，该技术于1974年被誉为当时国际钢铁冶金3大发明之一，是控制钢液脱氧、提高钢质量的关键性手段；80年代在北京科技大学建立固体电解质国家级重点研究室，使我国固体电解质电池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魏寿昆毕生发表学术论文140篇，出版专著5部，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多项奖励。其专著《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冶金过程热力学》成为冶金及相关学科的经典著作，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吴大猷与南开大学：学业有成，情感有归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回忆自己从14岁到24岁在南开学习和执教的经历时，曾这样说过，这10年是自己性格、习惯的成型时期，也是自己求学基础训练的重要时期。
其实，南开的学生岁月，不仅是吴大猷一个人最为充实、甜美的记忆，也是他和自己的兄弟吴大任、吴大业、吴大立，女友阮冠世，好友陈省身等数人共同唱响的生命中的美好乐章。
跳班入大学
1921年夏天，14岁的吴大猷，跟随应邀出任广东旅津学校校长的伯父吴远基来到天津。虽然旅途很漫长，但他并不寂寞，因为同行的还有伯父的孩子吴大业和吴大任，以及四叔的孩子吴大立。
有趣的是，这年龄相仿、相貌相似的堂兄弟4人，竟然一齐考入了南开中学，住进了同一间宿舍。他们一亮相，就立刻引来众人关注的目光。每次他们出现在图书馆、食堂或运动场，总是会被人一眼认出。
看看这兄弟4人的名字——“大猷”、“大业”、“大任”、“大立”。即使不知情的人，也会感觉到整个家族对他们所寄予的厚望。尽管亲人、朋友竭尽所能资助他们，但诸多变故仍然使他们失去稳定的生活保障。然而吴家兄弟没有退缩，他们将稚嫩的手臂紧紧地挽在一起，在相互鼓励中奋力前行。
南开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引起了吴家兄弟对学问的兴趣。正当他们准备再度联手、共同步入大学殿堂时，大立却因母亲病重匆匆而返回家乡。缺少大立的日子少了几许欢乐，多了几分遗憾。但其他三兄弟此生最丰富的记忆，还是留在了南开大学。
吴大猷在读高二时，决定利用课余时间自修高三的课程，以同等学力跳级报考南开大学矿科。经过努力，他考上了。吴大业也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这时吴大立已回广东，只有吴大任留在南开中学。
吴大猷之所以选择矿科，主要因幼年丧父，家中只有一位寡母，经济十分拮据。而矿科是一门实用学科，毕业后谋事比较容易。另外，他觉得自己天资有限，适合学应用科学。刚“跳”入大学时，他的各门功课学得很轻松，惟独物理感到有些吃力，直到学年末才入了点门。
1926年，吴大业由预科升入商科；吴大任中学毕业，被保送上南开大学数学系。从此兄弟3人又相聚在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校园景色优美，一进校门是一条笔直的、长长的大路，两旁绿树成荫。校园中心，南北各有一个半环状的马蹄湖，里面栽满荷花。还有那座造型别致、圆顶的木斋图书馆，以及具有古罗马建筑风格的理科教学楼——“思源堂”……所有这些，都让青年学子们心醉神迷！重聚南开园的那个晚上，吴家兄弟欢呼雀跃。
吴大猷克服了物理这一难关，正踌躇满志准备迎接新学年时，学校突然宣布矿科停办。原来，资助南大矿科的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由于战争影响，所经营的煤矿出现困难，无法再捐助南开大学了，因此矿科只好停办。学校规定，矿科学生可以转到本校理科各系。吴大猷决定转入物理系。为什么要进物理系呢？因为在所有课程中，他觉得物理最难，似乎有意要接受这样一种挑战。
对脑子里向来不存做官和赚钱思想的吴大猷来说，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只管求学，不大去想将来，也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学术上能够有所建树。事实上，大学4年的培养和训练，不仅使吴家兄弟明白了求知的真正意义，更使他们献身学术研究的决心日益坚定。对学问如饥似渴的吴家兄弟，完全沉浸在求知的乐趣中，但他们更明白“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吴大猷从一入学，就培养了自己做学术笔记的习惯，日积月累，那厚厚的学术笔记逐渐变成了撰写一篇篇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基础，老师和同学都对此赞叹不已。当时，为吴大猷兄弟3人讲课的都是颇有名望的教授，如饶毓泰、钱宝琮、姜立夫、邱宗岳等。其实，这几位伯乐早就注意到聪慧过人、勤奋刻苦的吴家兄弟，因此不遗余力地为他们解疑释惑，传授真知。
在名师悉心而严格的指导下，3兄弟进步很快。他们不但高质量地完成了专业课的实验报告，还选修了大量介绍学术前沿的课程。这些展示物理、数学、经济等学科最新成就的课程，使他们大开眼界。课余，他们还与同学自发组织起讨论会，研读英文、法文、德文等外文学术名著，并轮流做报告；一些学生创办的报刊上，也常常可以见到他们写的学术短文。
由于他们品学兼优，成绩突出，在校园里有“吴氏三杰”的美称。渐渐地，在同学心里，三兄弟是小有名气的“专家”；在老师心里，三兄弟将是未来中国的学术希望。
师从饶毓泰
吴大猷于1925年夏考入南开大学，先念矿学，不久进入物理系学习；最初把他引进物理学领域的，是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时任南开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吴大猷回忆恩师时曾说：“饶先生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但心地善良，程度好，造诣高，中、英、法、德文都极好。”
吴大猷进入物理系二年级，因成绩优秀，免交学宿费。他利用课余时间当家教，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饶毓泰讲授的“近代物理”，使吴大猷对物理开了窍，产生浓厚兴趣。他的学习热情引起饶毓泰的注意
饶毓泰是南开大学理学院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美国，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南开创办物理系。饶先生上课与众不同，除了讲课，还喜欢向学生提问或鼓励学生发问，使得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一次，当他讲到分子运动的速度时，一名女生举手问道：“为什么烟囱冒出来的烟是那么慢呢？”饶先生首先称赞她的勇敢，说：“问得好！”然后再加以讲解。有时他阐述理论，请学生举出实例来。无论学生举的例子是否正确，他总给予热情鼓励。上饶先生的课，学生们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许多深奥的物理知识。
饶毓泰非常重视将世界物理研究的新成果及时介绍给学生。他在学生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原理》的演讲，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响。爱因斯坦这一问世不久的新理论，更加激发了吴大猷的学习热情。
如吴大猷所说，进入南开中学，是决定他一生前途的第一个机遇。那么，进入南开大学，特别是师从饶毓泰，可说是决定他一生前途的第二个机遇。
当时的物理学著作大多是德文版。吴大猷在中学已学过德文，上大学仍选修德文。从三年级开始，他将一本已有英译本的德文物理学名著边读边译成中文，然后再对照其英译本检验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既提高了德文水平，又学到了专业知识。吴大猷读书还有一个方法，他自称是个“笨法”：每读一本经典著作，不仅要写内容摘要，还在理解了的基础上作“注”。经过动笔，他感觉理解更清楚，印象更深刻了。
三年级时，吴大猷同四年级的几位同学共同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各选一本书研读，然后轮流作读书报告。那几位高年级学生选的都是古典物理学读物，有的读统计力学，有的读电动力学，惟有吴大猷选了最新的相对论。
吴大猷在大学4年中学习成绩优秀，并获得这所私立学校十分难得的奖学金。他对科学的感悟和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受到恩师饶毓泰的器重。1929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近代物理和力学等课程。饶毓泰去德国研修后，仍以吴大猷先生的进修为念，遂与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联合推荐，使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1931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
与陈省身同窗
陈省身与吴大任是数学系同学，入学时只有15岁。他由四年制中学毕业，连跳两级，以同等学力考入南开。他和吴大任同是数学系的尖子，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当时的理学院，学生人数不是很多，因此陈省身很快就和吴家兄弟熟悉起来。他同吴大猷虽不同系也不同级，但有些课程，如数学和德文是在一个班上的；而且两人都是理科学会的委员，所以也成了好朋友。以陈省身、吴大猷为中心，在理科院形成了一个十分友好、快乐的集体，吴大任自然也在其中。
1928年，南大物理实验课的一位教师辞职，人手不够，校方聘三年级高才生吴大猷担任理学院一年级物理实验助教。他的社会活动很多，一连两届被选为理学院学生会委员。与他同时担任委员的还有陈省身。
作为学生会委员，吴大猷、陈省身等人经常组织学术活动，请校内教授作学术讲座，有时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作报告。有一次还请到了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事前，数学教授姜立夫就告诉学生们，茅先生能背圆周率的值到100多位。所以，当茅先生作完报告后，学生们就请他背圆周率的值。茅先生欣然答应，立刻往黑板上写。他每写几位数，就把头微微摆动两下，接着又往下写，写了满满一黑板。他说，这已经有100多位了。大家既吃惊又高兴，情不自禁地向茅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学生们以为茅先生一定是把数字编成了歌，不然怎能记得住呢？
吴大猷的功课好，脾气好，人缘更好，端端正正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同学们最爱同他开玩笑，给他起绰号，他也依然报以憨厚的微笑。他还未毕业就当上助教，但同学们根本没把他当做老师，仍直呼他的绰号。
同学之间的嬉笑打闹，就像不同的佐料，令他们的大学生活更加有滋有味。在一次理科师生的同乐会上，几个女生编了一个节目，把老师和同学的名字编成了谐音。例如：姜立夫人（姜立夫）、饶毓太太（饶毓泰）、吴大人（吴大任），而最令人捧腹的是“陈婶婶”（陈省身）！
心里充满阳光
吴大猷大学四年级时，在1928年冬天的理学院师生同乐会上，他第一次同物理系一年级女生阮冠世相识。这位长着一双明亮大眼睛、脸色略显苍白、亭亭玉立的少女，令他一见倾心。以后通过几次交往，吴大猷感到阮冠世不但容貌娇好，而且意志坚强，虽然体弱多病，但求学心切。
后来，吴大猷给一年级上物理实验课，成了阮冠世的老师，有了更多机会见到自己心爱的姑娘。一天他写了个条子约她相会，她赴约了……这就开始了吴、阮之恋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