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小传】
王锺翰（1913—2007），湖南省东安县人。中国现当代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
1934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邓之诚、顾颉刚等，从此开始漫长的历史研究之路。深受洪煨莲提出的“把汉学中心抢回到北京来”这一口号的熏染和影响，开始自觉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方向，努力将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决心专攻清史，研究东北地区历史，以恢复历史真相，粉碎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假借历史掠夺中国领土、分裂中国的阴谋。其本科毕业论文《清三通之研究》及研究生论文《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就是出于爱国义愤和弘扬民族学术文化为己任而撰写的。1938年、1940年分别获得燕京大学历史系学士和硕士。
王锺翰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在成都燕大历史系任讲师。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2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1952年调至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1956年起在该校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系名誉主任、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民研所兼职研究员至终。
王锺翰长期从事历史学与清史、满族史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论著有《辨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清世宗夺嫡考实》、《胤禛西征纪实》、《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以及论文集《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等。参与点校《清史稿》，独立点校《清史列传》，并对《满族简史》进行定稿通纂工作，主编《中国民族史》、《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书。《满族简史》、《清史新考》获国家级著作优秀奖、日本满州学协会个人著作成果优秀奖，《中国民族史》获1995年中国图书奖。1991年获******颁发的特别贡献证书，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成就奖，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同年获上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7年获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
杨志玖在北京大学及其文科所：回回后裔，钟情元史
上世纪30年代，杨志玖在北京大学及其文科研究院史语所学习期间，深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考据学派的影响，他既注意继承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又尽量吸收西方近代的史学方法。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杨志玖形成了值得称道的治学方法和学风。
考中北大和清华
杨志玖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区）的一个回族家庭。杨志玖三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和比他大11岁的哥哥勉强维持着家庭的生计，生活每况愈下。杨志玖的青少年时期，便是在贫困和负债的光景下度过的。
7岁的时候，杨志玖进入一个半私塾半学堂的清真小学读书。由于他记忆力好，学习专心，成绩优异，很得老师的嘉许和邻里的夸奖。因此，杨家虽然穷，也愿意供他上学念书。而杨志玖也最爱念书。那时节，谋生很难，杨志玖的哥哥时常失业，杨志玖自己更是找不到出路，帮不了家里的忙，想想也只有读书一途能找条出路。但后来居然念到大学、研究生，还成了教授——这是他当初做梦也想不到的。
初中毕业后，杨志玖得到在家乡小学教书的工作。恰巧此时，有几位同学要上济南去考高中。家里人同意杨志玖陪他们一块去试试。但是没想到，同去投考的十几个人，只杨志玖一人考取了。这样，杨家只好让他再念3年。这时杨家生活更艰窘，负债更多了。好在当时县教育局对考取高中的学生有“贷金”，即补助费或助学金，每年60元，家中只要再补贴一二十元就够用了。
1934年夏天，杨志玖高中毕业。他决心找工作帮助家里。虽然家人也盼他能挣钱来养家还债，然而命运却使他走上了另一条路。
高中毕业时，山东省教育厅举行全省高中毕业会考。教育厅对会考前10名发给奖金。杨志玖考取了第3名，应领奖金80元；同时大陆银行也颁发了奖金，大约与前数目差不多。
杨志玖从家乡周村到济南领取奖金时，他的同班好友陆衡文要到北平考大学，邀他同行。杨志玖因领到奖学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贸然与陆衡文一同到了北平。没想到，他竟一举考中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感慨地说：“青年人的想法太单纯、太欠考虑了。我没和家庭商量，没有尽到赡养家庭的责任，使我的母亲多受了几年折磨，实在不应该，于心有愧。”
回人当钟情元史
1934年来到北平后，杨志玖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但他最终选择了北大。他当初本来希望能进入英文系，由于北大教务处管分数的人把他英文的入学分数看错了，所以不能进英文系，只好改入史学系。不久，当文学院长胡适召集新生谈话并宣布入学分数时，杨志玖的总成绩是第二名，英文分数70分以上，完全可以入英文系。当时他完全可以向胡适先生提出转系，但一来杨志玖怕说话，尤其是和胡适这样的大人物；二来事先杨志玖的英文老师张友松先生曾对他说，学英文太空，不如学历史，所以也就没再提出转系。
杨志玖进北大史学系时，钱穆、胡适、姚从吾、郑天挺等大家都在北大任教，傅斯年、顾颉刚也常去讲课。由于杨志玖出生于回族家庭，他想研究回族史，并尽量找些有关的论文和书籍来看，如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金吉堂的《中国****史研究》、英国传教士马歇尔的《清真教》以及张星碙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等。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杨志玖随学校迁往云南，北大与清华、南开合称西南联合大学。杨志玖随校南迁后，先是在蒙自县的西南联大分校学习，1938年暑期毕业后才到达昆明。
1938年杨志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好，被学校推荐到当时也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作为院外研究生继续学习。这时杨志玖才选了元史作为研究对象。
因为回回人和****在元朝最兴盛，有关材料也多。他首先研究《元史》、摘录有关回回人的资料，以此作为基础，辅以其他材料，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写出了约25000字的《元代回回考初稿》一文。对于这篇文章，杨志玖认为：“虽然很粗糙、类似史料长编，但它总算是根据原始材料独立编排而成的，有些还有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年的写作实践，我才逐渐摸索到了点治学的门径。”
报考北大文科所
1939年5月，西南联大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所长由傅斯年兼任，副所长是史学教授郑天挺。设立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其中史学组的导师有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研究所最初是设立在昆明城内云南大学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后来因为敌机老是轰炸城区，就只好搬迁到了郊区龙泉村一座山下的某古寺庙旁，与中央史语所毗邻，是临时搭建的土房。在战乱中，中央史语所的研究员与北大文科所的教授们形同一家，也因此同步迁徙。当时环境艰苦，书也不多，但学生们能安心学习，怡然自乐。
北大文科所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招考入学，由政府按月发给助学金。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据杨志玖回忆：
——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行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30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30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报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事后他对我说，你的英文程度还可以。新恢复的第一届研究生招收了10名。
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恢复和招生，傅斯年事必躬亲，呕心沥血，几近焦头烂额。1940年8月14日，他给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去信诉苦：“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10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
栗峰书院好读书
1940年底，昆明再遭轰炸，史语所迁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傅斯年语）——四川南溪李庄。刚恢复1年的北大文科所，因为导师分属西南联大和中研院史语所而分成两拨。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等留在昆明，马学良、任继愈、杨志玖等则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20名研究生刚发出录取通知，一些前往昆明求学，一些则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李庄是四川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叙府（今宜宾市）下南溪两地都是25公里。叙府古称戎州，长江和大渡河、岷江在此交汇，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李庄是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曾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傅斯年对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文明之珠”感佩不已，“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
1940年秋，先后迁至李庄的还有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社会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小小的李庄镇，除了勉强塞进了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外，中央博物院是唯一在镇的中央单位。北大史语所选在距离李庄镇七八里地的板栗坳，那里曾有座栗峰书院。李庄至今还有几位老人记得，当初板栗坳的一户农舍门前，曾挂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那是一块柏木的牌子，字是毛笔甲骨文。
历史学上大发现
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杨志玖师从姚从吾、向达二位教授，专攻元史和中西交通史，并接受陈寅恪、罗常培、汤用彤诸先生的指导。这一时期，杨志玖在学术上已开始显露头角。
杨志玖入学后，本打算以入所前所写的论文《元代回回考初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正，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但在确定论文题目时，导师姚从吾不同意杨的计划，他认为，“纂述”和“心得”不同，杨原来的论文只能说是纂述，尚不能说是确有心得。姚先生指导杨应从元代回回人的特点及其得到蒙古帝王信任的原因方面选题作文。在姚先生的启迪下，杨把论文题目改为《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
早在1941年，杨志玖正在赶写毕业论文之际，无意中发现《永乐大典》残本《站赤》中有段材料说：（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淂、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160人，内90人已支分例，余70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杨志玖最初注意这段材料，是因为其中提到的沙不丁是回回人，他是江淮行省平章政事（相当省长）。文中提及的3位使臣兀鲁淂、阿必失呵、火者以及阿鲁浑大王，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能够找到。
马可·波罗说：阿鲁浑是当时波斯伊利汗的君主，其妻死后，要求以与她同族的蒙古女子承袭其王妃位置，于是他派了这3位使臣来元廷向元世祖求婚。元世祖同意了他的请求，选了一位与其妻同族的蒙古少女嫁给他。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陪同他们和蒙古公主从泉州出发，经海路前往波斯的。
在这段汉文材料中，阿鲁浑与3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和马可·波罗所说的完全相同，可以证明马可·波罗记事的真实性，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同时还可从中考证马可·波罗离华的年代在1291年初。
杨志玖在他另一位导师向达先生的鼓励下，把他的新发现写成《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一文，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上。这一揭示，是当时所知汉文记载中唯一能见到的马可·波罗活动的考证和研究，得到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专家和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并因此获得中央研究院名誉学术奖。
该文还被译为英文，于1944年刊登在《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4卷上，又于1945年9月在美国《哈佛亚洲学报》第9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文摘要。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隔绝状态，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玖的这篇论文。但是，几乎与此同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利用波斯文史籍，对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得出了与杨志玖相同的判断。1970年英国学者波义耳、1976年美国学者柯立夫，也写论文证明杨志玖的观点是正确的。
杨志玖后来幽默地说：“我之发现那材料，事出偶然，好像花子拾金。”当然偶然之中有必然。假如那几年他不是一直在搜集有关回回人的资料（包括《马可·波罗游记》），他就不会在发现《站赤》中的材料之后，便敏感地将其与《游记》中那段记事联系起来并当即作出判断，很可能等闲视之，失之交臂。
【名家小传】
杨志玖（1915—2002），字佩之，山东淄博人，回族。著名历史学家。
1934年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以论文《元代回回考初稿》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1年毕业，留西南联大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曾借调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2年。抗战后回到天津南开历史系工作。生前曾任南开教授、博士生导师，及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主编等职。
杨志玖毕生从事隋唐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陋室文存》等。在他60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与马可？波罗研究有关。他最先从中国史籍中找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踪迹，考证出马可？波罗离华的确切年代。针对海外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疑问，他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史海钩沉，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一次次回答和驳斥了各种挑战，在对历史真相的反复追询中更坚定了研究的信念。
任继愈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大之大，联大之远
任继愈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