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顾颉刚从报上看到北大的招生广告，便与同学们一起前往上海考点报考，结果以第9名的成绩考取北大预科。4月底去北大报到时，毕业生还没有离校，学校暂时安排他住在前门外西河沿旅店。
从小，顾颉刚基本上都是在读书、求学中度过的，平时长辈管教极严，一次亲戚吃东西时他多看了两眼，便遭到祖母一顿毒打，所以内心里一直十分压抑和孤独，这时离开家庭，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
此时学校没什么事，住处旁边又都是戏园子，票价又便宜，于是顾颉刚天天去看戏，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戏迷”。后来开学了也沉迷其间不能自拔，常常上午课间去买票，下午去看戏，有时连课都不上，自称“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
由于沉迷于看戏，又生病休学，再加上他选的农科中，数学和制图两门课都非他所长，最后顾颉刚未能按时从预科毕业。本来按规定，预科没毕业的学生是不能参加升学考试的。于是他急中生智，临时给自己取了个“颉刚”的名字；1916年夏，顾颉刚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学系。
敢于怀疑“权威”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父亲从4岁起就进入私塾读书，从小就有好学、深思的习惯。“父亲的童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玩伴，因此父亲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和普通的读书人所不同的是，顾颉刚在读书的时候，喜欢随手在书上加注批语；对于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标记出来，进行批驳。顾潮说：“父亲后来曾经对我说过，说自己长大了以后偶尔翻翻自己以前读过的书，发现自己很多加批注的地方，其实‘批’的并不正确，但是父亲也因此养成了肯提问动脑的习惯，敢于去怀疑权威。”
顾颉刚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炎培先生，非常鼓励师生们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师生有何见解，只要能够言之成理，便可以拿出来辩论。“当时父亲所在的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浓，老师和老师之间经常发生争执，经常是办公室里老师们为了一个问题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拍着桌子大骂，而这种情形也影响了父亲，使得他怀疑权威的性格逐渐的得到确定，让父亲对兼容并包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强烈兴趣。时值结发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是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次年5月，顾颉刚续弦，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发生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是年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所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
次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这时顾颉刚也开始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他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
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翌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
就学北大哲学系
进入北大哲学系，是顾颉刚一生的转折点。这段时期，有3个人对顾颉刚影响很大，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便是王国维。
接触章太炎，是缘于同学毛子水的介绍。顾颉刚平时很佩服毛子水的治学与为人，毛子水又竭力向他介绍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于是顾颉刚便对章太炎十分倾慕。
1913年冬，听说章太炎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顾颉刚便与毛子水一起冒着大雪去听讲座。章的讲座内容，涉及小学、文学、史学和玄学。顾颉刚一向自视甚高，自称从蒙学到大学，接触教师无数，没有一个令他佩服；这次听了章太炎的课，却大为折服，“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可是毛子水却对他说，这是章先生对初入门者讲的最浅的学问。这一来，顾颉刚对章太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章太炎反对孔教会，讲学不到1个月，就被袁世凯关进了监狱。虽然师从章太炎的时间很短，但顾颉刚的收获却是巨大的，“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顾颉刚《北京岁月》）
另一个对顾颉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胡适。顾颉刚真正与胡适接触，是在大学二年级。这时胡适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任北大教授，给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没有沿袭传统的方法，从唐虞****开始；而是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适授课一反常规，开始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渐渐却感到新鲜而有说服力，听课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顾颉刚与学国文的傅斯年同住一室，经常交流心得，便对傅斯年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他还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傅斯年本是黄侃的高足，听了胡适的课后，对胡大为折服，从此成了胡适的信徒。
胡适的讲课，让顾颉刚第一次领略到了西方先进的科研方法，开阔了视野。虽然胡适仅年长他1岁，他却对胡适十分佩服，视为自己的老师。“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我与古史辨》）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正是胡适把顾颉刚引上了史学之路。
1920年暑假，28岁的顾颉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任图书馆编目员。次年1月，北大成立研究所，沈兼士和马裕藻邀他担任助教，并兼任《国学季刊》的编辑。顾颉刚当时接受这一工作，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可以看书，从事研究工作；另外也可以借此挣钱养家。
这段时间，他潜心阅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作，从罗、王二人身上获益良多。“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辩，使我的眼界从此又开阔了许多，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所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
后来他多次在书信和日记中称：“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甚至做梦都梦到王国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总以为他是最博而又最富于创造性的。”顾颉刚曾专门给王国维写信，表示愿“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
顾颉刚对王国维的崇敬，可由一事看出。王向以忠于清室著称，曾任清宫“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溥仪出走以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适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成为四大导师之一。但王国维始终也不知道，此实乃顾颉刚之功。
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顾颉刚师从胡适等人之后，更加用功，每天都读书到凌晨三四点；虽然学业大有长进，但天长日久却落下了失眠症，并且终生未愈。1922年，祖母突然病重。想到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祖母，顾颉刚决定辞职回苏州尽孝。失去工作后，生计顿成问题。无奈之中，他只好向胡适求援。胡适考虑到苏州离上海近，便介绍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以增加收入。
在编历史书时，顾颉刚把诗、书和论语中的问题进行了整理，但他却对尧、舜、禹的先后地位产生了疑问；因为他发现了一个规律性问题：这些传说中的人物，越是出现得晚，排名反而越靠前。结合以前读史及看戏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类似疑问，顾颉刚得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同年12月，钱玄同给顾颉刚写了一封长信，讨论经部的辨伪问题。顾颉刚回了一封长信，除了讨论钱信中的问题之外，还把他1年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古史的见解也写在了里面，希望得到钱的应和。但2个月过去了，钱玄同音讯全无。恰好此时胡适来上海治病，请顾颉刚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因久不得钱的回信，顾颉刚便把与钱在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发在了《读书杂志》第9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紧接着，第10期上就发表了钱玄同的回信，他表示完全赞成顾颉刚的古史观。与此同时，刘楚贤、胡堇人等人则来信反驳，从而在史学界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赞成的，称他“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所未发”；反对的，则骂他“想入非非，任情臆造”。
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为顾颉刚赢得了巨大的名声，顾的学术地位至此可谓一鹤冲天。
【名家小传】
顾颉刚（1892—1980），原名诵坤，江苏苏州人。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主要代表人物。
顾颉刚于1908年入苏州第一中学堂。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1915年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20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升入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亦参与征集各地民歌。其间，与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1920年自北大本科哲学门毕业。
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及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地教书；并任商务印书馆、《歌谣》杂志、《国学季刊》、《读书杂志》编辑，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上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箱。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8册，形成“古史辨”派。
他在其研究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
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
他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
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若干册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
张申府在北京大学：红楼岁月，红色青春
张申府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8个年头。垂暮之年，想起北大当年，仍使张申府兴奋和回味。
进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1913年，张申府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3年（后改2年），毕业后可免试升入本科。预科又分为2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张申府在第二类预科上了1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张申府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4个学门（后改称为系），张申府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3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他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他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2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