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上学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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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著名作家文人(11)

幸运的是,恰巧在这时,他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胡小石先生处得到倪元璐的书影本。张大千又赠送给他倪元璐的双钩本和几幅手书真迹。倪字“格调生新”,使台静农一见钟情,“为之心折”。此后,他在一生当中均将倪元璐的手迹珍如拱璧,临写不辍。张大千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也。”

除了倪字,台静农最为钟情的便是汉隶了。他毕生精研汉隶,尤其是对石门颂用功极深。石门颂摩崖石刻在褒城县东南,是汉隶的代表作,气象辽阔悠远,笔势沉拙重涩,对清代金石一派的书家影响甚深。不过,历来习汉碑者众多,学石门颂者寥寥。因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

【名家小传】

台静农(1903—1990),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霍丘县叶集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画家。其一生的文学、艺术、学术成就日益得到普遍肯定,被尊为一代学人的风范和“中国新文学的燃灯者”之一。

台静农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绘画。1918年就读汉口中学等地,1922年未毕业即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转到该校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勤工俭学,奠定了国学基础。

1925年夏,鲁迅发起成立未名社,台静农为社员,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文,多载于《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后结为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分别于1928年、1930年由未名社出版,均为《未名新集》之一。另外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1926年 7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

此后,台静农先后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开始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去台北,在台湾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因周围环境的缘故,以潜心教育、钻研学问和书法创作为主,成为一名成就斐然的教育家、学问家和书法家,间或撰写散文。1988年出版杂文专集《龙坡杂文》。其晚年的作品里,怀旧之情溢于言表,蕴藏着对中华大地的一往情深,文笔炉火纯青,恬淡的风格反衬了感情的奔放,格外感人。身后第三年(1992年)有文集《我与老舍与酒》问世。

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著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臧克家在山东一师、中央军政学校、青岛大学:辗转求学,得遇名师

国立青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发布,20多岁的臧克家数学分数为零分,作文也只写了3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说,这回是铁定无法录取的。不过,臧克家却碰上了一位识才的主考人,他就是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

少时的启蒙教育

1905年,臧克家出生在山东诸城臧家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里。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但它的文化空气很浓。他的祖父、曾祖父都在前清有过不大不小的“功名”,他的父亲是从法政学堂毕业的。他8岁时,生母便去世了;他父亲患有肺病,终年咯血,也仅活了34岁。

由于家庭的不幸,诗人在入私塾之前,有机会和贫苦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从而对农民的悲惨、辛酸的生活有了深入骨髓的认识。又因为他家里文化空气很浓,他从小就对文艺感兴趣,诗人后来年老了还能清楚记得他儿时听到的一些歌谣,如:“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媳妇背到炕头上。哧啦哧啦吃面汤,吃完面汤想他娘。他娘变了个矢车郎,碰了南墙碰北墙。”

臧克家的祖父和父亲都很爱诗。祖父为人严肃、沉默,令人不敢接近;但一高兴朗诵起诗来,声音里就饱含情感,进入诗的境界,而成了另一个人。他小时候,祖父教他念古诗。当时臧克家虽不了解,却能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祖父又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祖父总是亲手写春联,而年少的臧克家就负责按纸。堂屋里的门联年年换,大都是古人的佳句,像“花如解语诚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水能澹性为吾友,竹附虚心是我师”;“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等。

臧克家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上了私塾,12岁的时候上本村的初级小学校。在私塾读书的那几年,他竟能背熟60多篇古文。长点的像《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短些的像《陋室铭》、《读孟尝君传》等。他后来回忆说:“相隔近70年,至今仍能背得出来,当年啃骨头,今日始解其中味,获益不浅。”

在初小的2年间,孙梦星老先生常常慷慨陈词:“我们堂堂大中华,有几千年的光荣历史,竟被小小日本这样欺压!而当局又一味忍让,弄得国亡无日,四万万黄帝的子孙,全将变成亡国奴了!”臧克家怀着悲伤而激烈的心情倾听,年少的心灵撒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年臧克家14岁,他考入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夏秋之间,北京学生运动组织派了当地的一名大学生丘纪明回乡做宣传鼓动工作。臧克家和同学们跟着他,打着小旗到街头去宣传;还到商店去检查日货,登记封存、没收日货。

在诸城县内有两处古迹,一处是秦始皇的琅峫碑,另一处是苏东坡的“超然台”。超然台是臧克家时常登临的地方。事隔千载,人隔生死,他似乎和苏轼心有相通。每临此境,臧克家北瞰潍水,南瞻马耳,东望庐山,西眺穆陵,口吟“大江东去”,时觉豪气满胸。他常默想:做一个诗人多好啊!千百年来,多少帝王将相,被东去的流水淘尽,而诗人的诗句,却永世长存,打动人心。

在高小学习了3年,臧克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眼界和心智都放宽了一些。高小学制本为3年,但当中因为丧父休学,臧克家推迟了1年才毕业。

在山东一师学习

1923年,臧克家来到省城济南。自此年夏天至1926年秋天,他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省立一师”或“一师”)学习3年。

由于当时山东省立一师的学生班数太多,校本部容不下,故新生入学后,都要在北园分校学习1年。臧克家亦不例外。在北园,臧克家深深体味到了“济南潇洒似江南”这句古诗并非夸誉之辞。他在1979年10月所作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北园当时如江南水乡一般的景色:“满眼是稻田,处处是流水,湖田里荷叶田田,红花万头攒动。秋末,荷枯,把水放走,湖中金色鲤鱼在阳光下活蹦乱跳,景色动人。……北园,环境幽静,完全像江南的农村。”

而在作于1983年8月29日的《济南漫忆》一文中,臧克家再次写到:“入学头一年,先住北园。这里,近靠胶济铁路,绿树清流,稻田藕花,一片乡村风光,但与故乡不同。当时就知道‘济南潇洒似江南’,没到过江南,也就无法对照,只觉得眼前景色既熟悉又新鲜。在北园住了1年。生活纯朴,环境清幽,置身城市而无烦嚣之感。童年在故乡,见过大米而没吃过,至于稻子,只闻其名而已。而今稻田一方方,秋风送爽,黄穗摇金;荷花池中,拨刺鱼跃,这些入画景色,使我悦目赏心。”

课余饭后,臧克家经常和同班同学李广田(后为“汉园三诗人”之一,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曾任云南大学校长)、邓广铭(后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穿着布袜土鞋,悠然散步于村外,一直走到铁路边;然后用双脚在单轨上走出很远,有时甚至走至黄台车站。

在北园这1年间,给臧克家印象最深的老师,是年轻的女英文教师孙浙清,这或许是当时臧克家英语成绩较好(在班中多排在第二名)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孙老师以外,正在该校文学专修科任教的沉钟社重要成员杨晦(后为现代著名文论家、文学家),也给臧克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年,臧克家等人就搬到了位于老城区泺源书院旧址(原为都司衙门)的一师校本部。当时一师的校长是王祝晨先生,他热心教育,思想开明,能新旧共蓄、兼容并包,聘请了大量思想进步的教师(如作家王森然等),并先后厚请杜威、周作人、王乐平等人到校演讲。在王校长这种开明的办学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一师的革命活动、文艺活动都十分活跃。校内团员不少,有的还是党员(臧克家的同班同学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和低一级的邓广镇等人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济南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这时虽已从一师毕业离校2年,但他是臧克家同乡,经常回一师从事革命活动)。

他们搞工运、办夜校,并成立了书报介绍社(邓广铭即为书报介绍社负责人之一),向上海、北平订购了大批进步书刊。在此期间,臧克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其中社会科学方面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大纲》、《三民主义》等,文艺方面有鲁迅的《呐喊》、《热风》和译作《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冰心的《寄小读者》,郁达夫的《茑萝集》等,新文学刊物则有《创造月刊》、《创造季刊》、《创造日》、《洪水》、《语丝》、《北新》、《莽原》、《浅草》、《沉钟》等。

与此同时,臧克家还阅读了大量新诗作品,如冯至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以及穆木天、韦丛芜、冯乃超的一些新诗作品。然而,真正撼动了臧克家灵魂的,却是郭沫若的那些诗作,如《女神》、《星空》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臧克家爱不释手地阅读这些作品,对其中的许多名篇,臧克家都能背诵。他像崇拜神灵一样崇拜着郭沫若。当他从郭沫若主编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张郭沫若抱着小孩的照片时,就高兴地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书桌旁的墙壁上,并在上面题上这样的字句:“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

当时的臧克家,也写了不少充满热情的诗,而且写得既多又快;写完了就到处去找“知音”,念给同学和朋友们听,并得到大家一声声“好”的称赞。不久后,臧克家就声名在外了。同学们见了他以后,不再叫他的名字,而是称其为“诗人”,问他的第一句话也往往是“近来新作多吗?”

当然,臧克家这时候的诗歌创作,可以说尚处在依样画葫芦的模仿阶段,创作全凭激情和灵感,写前既不作苦苦的构思,事后也不去下功夫删改,尚不能顾及诗的节奏和韵律等问题,所以虽然产量不少(两三年就写了满满一大本),却大多没有深厚的生活底子;加之表现能力又弱,只是学着别人的调子,表现自己在旧军阀统治之下的一点内心感受与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内容多空泛无可取,故皆未能流传下来。但不论怎么说,这毕竟是臧克家新诗创作生涯的开端。

在一师期间,臧克家的数理化成绩都不好;每次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做演算题,对他来说都像上刑场一样度时如年。可是,臧克家的国文成绩在全班同学中是数一数二的。有一次,当国文老师让大家以《游大明湖》为题写一篇作文时,臧克家就洋洋洒洒写了二三千字,尽情抒发了自己在黑暗社会中的悲凉之感,其中有“纵然使我有万斛愁肠,也容不下这许多凄凉”这样的语句。老师阅后,在其卷末给出“清秀如冰心女士,悱恻似郁达夫”这样的评语。同学们看到后,就跟臧克家开玩笑说他是“雌雄同体”。

在一师校本部曾先后教过臧克家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老师,有国文老师张默生、张乾一、时霁云,历史老师丁毓西、马克先,图画老师周爱周、吴天稚,生物老师韩琴南等。

在一师读书期间,臧克家曾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过为济南惨案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到省议会听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演讲,还曾在学校的新剧演出中演过一个配角,在秋日和同学结队游过龙洞,和友人王纯嘏到金线泉旁参观过李清照故居,到趵突泉畔听过艺人说书;而给他留下印象更深的,还是一师和一中的篮球比赛之激烈……

在一师校本部,臧克家和同班的孙兆彭、文学专修科的曹星海和王君荣、十六七班的王纯嘏关系比较密切。在新旧交替的前夜,年轻的臧克家心中充满了革命的热情、诗的幻想和对黑暗的憎恨、对光明的向往;但也有许多因时代和青春、创作而生的苦闷和烦恼。为此,臧克家时常同两三好友登上千佛山顶,高歌狂吟。他们也时常在深夜里潜入音乐教室,去小声地谈论时事;或者在黄昏到大明湖里去荡舟。按一小时4毛钱的价格,租一条小船,让船夫把船撑向芦苇深处那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没有市声的幽冷孤僻的地方去,将小船找一棵老树系住,然后臧克家就和同学们在船上饮酒作诗,刮风下雨也不走,经常要到深夜。

后来,张宗昌任命清末状元王寿彭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并下令各大中小学校一律要读经。在这种黑暗、反动的高压统治之下,臧克家感到了透不过气来的窒息和愤懑,就在1925年8月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小文,署上“少全”的笔名,投给周作人等人编辑的《语丝》。不久,这篇作品就被以《别十为天罡》为题发表在第45期《语丝》上;周作人还用“岂明”的笔名写了一封回信,与臧克家的短文同时刊出。尽管这篇小文仅有寥寥数百字,但它却是臧克家第一次在大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给了他以很大的鼓舞。

随后,臧克家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3篇故事稿,结果也全部被采用,并得到3本样书,这无疑更激发了臧克家的创作热情。

从军与流亡

1926年夏天,臧克家完成了在一师前期师范班的学业,本应转入后期师范班继续学习;但此时军阀张宗昌在济南的统治越来越黑暗,王祝晨校长被撤职。另外还有消息称,警备司令部向学校当局指名要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等人,并要派军队到学校搜查。臧克家和同学们闻讯后紧张、愤慨不已,急忙检查自己的日记本、作文本和信件,把可能给军阀当局以口实的东西皆付之一炬。对那些平时喜欢的进步书刊,他们实在不忍烧掉,就四处掩藏,把它们硬塞进宿舍内破烂地板的洞中,或者藏到放煤灰的小房子的某个角落里。

此年9月的一天深夜,张宗昌派军队包围了学校,要逮捕一些进步师生。臧克家在这样的黑暗统治下,感到了不堪忍受的压抑。而郭沫若新发表的一篇《文学与革命》,使臧克家感到了一种力量和希望。其中“彻底的个人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等语,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不久,从武汉传来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在武汉大量招生。那时武汉成立了革命政府,“南军”声威震全国,使许许多多青年心向往之。

于是,臧克家毅然舍弃刚刚开始的后期师范学业,给家里写了一封充满诸如“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之类豪言壮语的家书,和好友曹星海、族叔臧功郊一起,离开了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