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而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要花钱，他只得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用中挤出，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徐悲鸿帮百货公司画广告，而蒋碧微帮人家缝补衣物，挣点钱补贴家用。请不起模特，徐悲鸿只好画自画像；也给蒋碧微画了不少素描与速写，还以此为蓝本画了油画。
对于留学期间的生活窘迫，出身贫寒的徐悲鸿并不当回事。他是贫苦家庭出身的人，也是艺术至上的人，看到艺术品就想买；在他看来，苦日子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是朝拜艺术高峰的代价。而蒋碧微是大家闺秀，也不善理财，但她想要体面的生活，更想要一个关心自己的丈夫，她不满徐悲鸿一门心思只顾画画，不管其他。
庆幸的是，徐悲鸿每逢危难，常有好人扶持，在欧洲也不例外。时任中国驻法国总领事的赵颂南，他非常爱才。他在法国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两个江苏小同乡，一个是官费留学的徐悲鸿，还有一个就是******。赵颂南送他500法郎，以解燃眉之急。万分感激的徐悲鸿画过一幅油画《赵夫人像》，送给赵颂南。
也是赵颂南，使徐悲鸿结识了黄孟圭。徐悲鸿到领事馆查询中断多时的官费，在赵颂南的引荐下，留法的徐悲鸿与留美的黄孟圭一见如故。次日，黄孟圭如约前往徐悲鸿家欣赏画作。黄孟圭欣赏徐悲鸿的画作，钦佩不已；但也感受到画家的经济窘迫，听徐悲鸿坦率相告困境，决定拔刀相助。黄孟圭出身于闽南望族，家境宽裕，他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徐悲鸿一些，以解燃眉之急。
不久，南洋华商陈嘉庚捐助建立厦门大学，电催黄孟圭回国任厦大校长。黄孟圭只好把徐悲鸿托付给二弟黄曼士，黄曼士又把徐悲鸿介绍给一南洋侨领画像。
徐悲鸿与蒋碧微商量，蒋留在巴黎，而徐只身前往南洋，等筹到一笔经费后，再一同回国。
1926年新春前夜，远在南洋的徐悲鸿，想起了独自一人呆在巴黎的蒋碧微。他担心她付不起房租、水电，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实在没有心思吃年夜饭。黄曼士为徐悲鸿的患难之情所感动，就到附近邮局给蒋碧微电汇去了800法郎。此后，徐悲鸿终生称黄孟圭、黄曼士为大哥、二哥。
在星洲（新加坡）的几个月里，黄曼士帮助勤奋的徐悲鸿又筹到了数千元钱。黄曼士向商绅推荐徐悲鸿说：“你们有钱有地位，可百年之后，还是默默无闻。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后代为研究名画，同时考据画中人物，能与名画一同留芳千古啊！”
在艰辛、贫寒的留学生活当中，大家也时常苦中作乐。当时，欧游学人中各色人士都有，闲时便常常聚在一起，探讨大洋彼岸的国是，感慨国内政治，嘲笑那些“帮闲文人”的不是。在几个人的说笑、戏谑间，成立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天狗会”绘画社团组织。
“天狗会”成员中有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邵洵美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分子，譬如孙佩苍是军师，郭子杰是“天狗会”行走，蒋碧薇则被戏称为“压寨夫人”。“天狗会”社团的成立，带着几分玩笑。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在国内颇为著名的西画美术组织“天马会”的讽刺。“天马会”是由汪亚尘、刘雅农等人发起的第一个新兴美术团体组织。
也就是在1927年，在徐悲鸿即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之前，他有9幅作品入选这一年的法国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中有一幅名叫《箫声》最为知名。
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是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时的老同学。他把徐悲鸿介绍给了当时“一字一金”的著名作家瓦莱里。就是瓦莱里在徐悲鸿的《箫声》上亲笔提了两句诗，于是这幅画在参览时便轰动了整个巴黎，徐悲鸿也因此而成名。该画后来由盛成的另一位朋友——银行家莫诺以重金买去。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非常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夕，去向还在病中的达仰告别。达仰告诉徐悲鸿，他虽然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却希望回他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自己创作的一部分，以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新颖的中国绘画。
面对这位曾给予自己无数帮助和指导的恩师，徐悲鸿的心里非常难受，也许这一走就是永别了。
徐悲鸿在游历了瑞士和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之后，徐于1927年9月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上海。
【名家小传】
徐悲鸿（1895－1953），原名寿康，江苏宜兴屺亭镇人。中国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擅长画马。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奔马》、《九方皋》、《愚公移山》等。
自1912年（17岁）起，徐悲鸿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并自修素描。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自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画展并义卖，宣传支援抗日。后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徐悲鸿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1953年病逝于北京医院。
郁达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郁达夫的名字，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他更多的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为人所熟知。而他离奇的失踪，也成了永久的谜团。而真实的郁达夫，是一个性格苦闷而矛盾的人。他从青年时期起，就一直陷在矛盾的怪圈里。
发奋学习，考上名校
一个17岁的少年，整天静静站立在船楼上，清新的海风吹拂着他。初次见到大海的他十分兴奋，一直在船上体会着汪洋的壮阔。这个略嫌清瘦的少年就是郁达夫，他是随赴日本考察司法的哥哥郁曼陀来东瀛求学。
初到日本，处处都是新鲜的美景，让郁达夫目不暇接。他们在神户上岸，乘火车经大坂、京都、名古屋等地，目的地是地球东方的第一都市——东京。行程很宽裕，兄嫂二人与郁达夫一路上边行边游玩，10 月底才到达东京。
没想到刚到东京不久，就出了一场小小的意外。郁曼陀出去办公，就剩下郁达夫和嫂子二人，闲来无事，索性一起到街上去逛逛。两人一直走进上野公园。游玩一番，到该返回住处时，他们才发现迷了路。看看暮色降临，两人依然找不到回去的路，着急起来。但是语言不通，也无法问清路。最后，郁达夫将旅馆的名字用汉字写在一张纸上，幸好有日本人认识汉字，给两人指明了道路。好不容易他们才在天之黑前回到了旅馆。
这时候郁曼陀已经回来，估计两人外出迷了路，很是着急，正要报警，看到叔嫂二人走进了旅馆，一场虚惊方才结束。这件事，让郁达夫深切体会到了语言的用处。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日语。否则，不要说求学，就是生活都成问题。
初到日本的郁达夫，就给自己确定了两个目标：学好日语和考取官费留学。郁达夫的家境比较贫寒，他希望自己能够有独立的经济，不依靠兄嫂的资助，所以官费是势在必得的。根据当时的中日合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和山口高等商业学校，这5所学校（相当于高中）可以招收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可是，官费留学生竞争很激烈。因此他马上就开始了刻苦的学习。
到达东京后不久，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先是到附近的墓地朗诵一阵日文；到8点钟，便带着一个干面包作干粮，步行3里多路，到神田的正则补习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上又到夜校去学习3小时的日文。每天的午餐和夜餐，只有2角大洋，他能省则省。每天步行上学，一双皮鞋很快就开了口。天气冷起来了，但他却没有什么避风御寒的衣服；幸好有一位日本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他一件陆军制服，才让他度过了冬天。
临考前的几个月，他更是加紧学习，经常从晚上学到次日清晨5点，直到听见附近炮兵工厂放夜工的汽笛才去休息。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8个月的努力，郁达夫以第7名的好成绩，顺利通过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其实是5所学校中最难考的，******曾经就2次落榜。在这里的预备班学习1年后，就可以到日本的8所普通高等学校（即帝国大学系列）享受官费待遇。兄嫂也为他的成绩骄傲了很久。
然而，这段时间过度的疲劳，让从小就体弱多病的郁达夫身体不堪负荷，胃病、气管炎和神经衰弱都找上了他。此时，郁曼陀的考察结束，接到国内调令，回国担任北京大理院推事。看到郁达夫的学业很顺利，又考取了官费生，他就放心地偕夫人陈碧岑于8月底回国就职了。郁达夫送别兄嫂后，便搬进了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居住。
苦闷难抑，广读小说，转学经济
现在的郁达夫，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来日本将近1年的时间，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孤寂。本性的敏感悲观，又让这些苦闷和抑郁像发酵一般迅速膨胀起来。
郁达夫考取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分为3部：第一部文哲、经济和政法；第二部理工；第三部医学。喜欢文学的郁达夫，自然想读第一部；然而后来兄长郁曼陀来信，要他改选第三部医科，认为文科没有前途。他听从兄长的话，改修了医科。
此时的日本医学已经非常发达，仅次于一流的德国了。所以，不少中国留学生抱着“医学救国”的想法来到日本学医，如鲁迅、孙中山、郭沫若等人都是如此。
在8预备班的320名毕业生中，有48名中国留学生学医。郭沫若就在第三部医科预备班，所以后来与郁达夫成了同班同学。张资平被录取在第二部预科。同在异国的亲切和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郁达夫和郭沫若、张资平等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的深厚友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预备班的学习期间，郁达夫依然非常刻苦，同时也不忘自己对文学日渐强烈的热爱。他大量地阅读欧美的文学著作，尤其是小说，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到陀思妥也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的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他也经常写旧体诗词，来记叙和抒发自己的情感。
然而，他深深地痛苦着。他觉得，这种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自己苦难的祖国。此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了。当西方世界打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跃跃欲试加入战团。为抢夺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日本加入协约国，于1914 年11月出兵占领中国青岛。1915年又提出“中日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在这种形势下，滋生了很多日本人歧视、欺凌中国学生的言行。
留学生们除了对祖国饱受欺凌的痛心外，还要忍受日本人的白眼与侮辱，这让他们的心灵受到很大的折磨。郁达夫敏感的心更是看到了许多。在他眼中，日本国民中有知识的，多半是出于笼络心理，对中国学生笑里藏刀。而更多普通日本民众，则是在言语举止上直接表现出对中国人的蔑视与侮辱。
而最令郁达夫不能接受的，是他想亲近的日本少女对他的白眼相向。郁达夫是个典型的多情文人，来到日本后，一些著名女优妖艳的半裸照片、日本女人的“肥白柔美”、东京文人姬妾的艳闻，加上日本本来两性观念就比较淡漠，女子对操守不像中国严格，甚至在公共场合男女共浴；而日本的色情业又是合法的，非常发达，处处都有烟花妓馆——这一切，无不诱惑着一个从压抑、保守的古国而来的郁达夫。他又正值青春萌动的年纪，便想与一些日本少女亲近、交好。
但是，从这些温柔、天真的日本少女口中，竟吐出“弱国”、“支那人”的字眼，以及那种藐视的态度，彻底撕裂了他那颗敏感而骄傲的文人之心。他就在这种欲望和打击中饱受煎熬，也养成了他以后对女性近乎病态的热爱。
郁达夫是一个自恋倾向很强、且又自制能力很差的青年。在功课如此繁重的情况下，他居然还以自己去充作故事的主角，来写过一篇留学生与日本少女恋爱的小说，来满足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幻想。当然，这篇小说还仅仅是草稿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15年9月11日夜间，郁达夫离开东京，坐火车去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就读。进入该校之初，他继续在第三部（医科）学习，但不久即正式改入第一部。
这时候，郁达夫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热爱，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据说，他来到日本求学4年间读了1000余部小说，平均每月读20部左右，可见他痴迷之深；甚至到了开始不顾自己的学业，休学专心在旅馆里看起小说来。
在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医科学习了1年之后，郁达夫觉得，中国不能强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落后的政治制度；要拯救中国，只有进行改革社会。因此他决定弃医从政。从1916年秋开始，他转至第一部，重新开始学习政治经济。
当然，郁达夫转科还有一点私心。除了医科费用昂贵以外，功课紧张，没有充足的时间让他看小说，说不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郁达夫因此却惹恼了兄长郁曼陀。长兄如父的他，一直给郁达夫制定了人生方向。可此时的郁达夫，竟选择了与兄长期望相违背的道路。郁曼陀为此一怒之下，要与郁达夫断绝兄弟关系，拒绝给郁达夫汇款。直到半年后，在郁曼陀妻子的调和下才终于和解。
由于长期的过度学习和精神苦闷，郁达夫的身体越来越差，到 1916 年春，终于发展成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郁达夫谓之“神经病”，说自己“一时昏厥如羊癫病，但无痉挛状态耳，记忆力、忍耐力、理解力皆已去尽矣”，甚至于春假中去一趟东京也不能了。郁达夫病中咏一绝给自己的日本老师松本，有“今日穷途于一哭，由他才尽说江郎”之句，足见其悲观。他当时给长嫂陈碧岑信，居然又想出家为僧，甚至还想“逃归山谷，作一野人”。
因为病情严重，郁达夫不得不放弃春假考试，7门学科只考了3门。他为了养病，在风景幽雅的梅林（晴雪园）中租了一间楼房休养。直到病情好转，他才于当年 9 月开学之前，回到自己以前的住处——御器所村五山田喜助家寄宿。
热爱文学，以诗会友
病中的郁达夫，虽然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受着双重的折磨，但是，他的爱国热情却丝毫未减。而病中充足的时间，也让他更加沉浸于文学中了。除了小说，他还写了很多旧体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