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译的第二本书，是俄国的一本历史小说，作者为大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比写《战争与和平》的那个生得早。书的原名叫《克虐支绥勒勃良尼》。正是冬天，鲁迅和周作人坐在中越馆的空荡荡的大架间里，周作人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清，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困乏和寒冷，相反倒是很有兴致地谈论书中的人物故事。全书完成，厚厚的一本，蓝格直行的日本皮纸将近300张。他们给书起名叫《劲草》，寄了出去。
但这次失败了。书店的复信说，这本书他们已经译出并付印。他们并不气馁，再译别的作品。为了避免重译，他们尽力去找比较生僻的、不大为别人注意的小国的作品。正巧，他们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匈牙利作家育凯（通译约卡伊·莫尔）的小说。书名为《神是一个》。这一部稿子终于卖出去了，说明了他们选择的正确。
边翻译边开始文学活动
鲁迅一直有办杂志介绍外国新文学的想法。但写稿的人只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3人，此外还有袁文薮。当周作人到日本时，袁文薮已经转往英国留学。他答应到英国后写文章回来，可是一去杳无音信，连信也没有一封。杂志的封面和插图都已选好，并且还印了一些稿纸。几个人都奋力写稿，成功仿佛就在眼前。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故。事情还是出在资本上，原来答应给资助的人不见踪影了。《新生》还没有问世就遭夭折，使3个文学青年很是丧气。
为了生活，也为了买书、办杂志，鲁迅工作很刻苦。周作人来日本后，两人在一起，虽然都有官费，但经济上仍然很紧张，不得不设法再挣一些来补贴。周作人不像鲁迅有熬夜习惯，他早睡早起，生活很有规律，终其一生如此。他的作息安排更符合养生之道，这大约可算他比乃兄长寿的一个原因吧。
这时候，周作人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他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他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即刘师培）。于是，几个人便把给《新生》准备的稿子放在了《河南》上。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
鲁迅、周作人和许寿裳3人仍同租房屋居住。在这里，周作人翻译了多篇短篇小说，拿到《民报》上发表，有些篇什还经章太炎先生亲手润饰过。他们还想自己印小说集。正当他们为资金犯愁的时候，他们的住处来了蒋抑卮，他到东京是为了治耳病。他的家境比较富裕，由于不懂日语，需要人照顾，只好借住在鲁迅这里。他听说周氏兄弟想印刷翻译小说集，大为赞成，愿意垫出150元的资本。兄弟俩怎么也想不到，一直很发愁的事，几天之内就解决了。
这位资助者终于联系好了医院，进耳鼻喉科做手术，这一切都由鲁迅帮他接洽，并充当翻译。蒋抑卮偶尔透露说，他觉得周作人很高傲，像一只鹤似的。其实周作人那时不善应酬，比较沉默，因此看起来就显得高傲。鲁迅就借用日语“鹤”的读音，给二弟起个“都路”的绰号。后来，周作人还曾用“鹤生”这个笔名发表过文章。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共收短篇小说7篇，其中鲁迅译了2篇，周作人译了5篇，序言由鲁迅撰写。由于得到资助，印得比较考究，用的是一种蓝色的罗纱纸做封面，上面印着德国的图案画，书名由鲁迅的好友陈师曾用篆字书写，署名是“会稽周氏兄弟篆译”几个字。书的本文也用上好洋纸。书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和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售。
但销售结果却很不理想，简直是完全失败了。半年过去，东京这里只卖出几十本。至于上海寄售处，听说也才卖去20来本。过了若干年，寄售处失火，所有存书都化为灰烬。
要论《域外小说集》的贡献，侧重弱小民族文学是其一，倡导短篇小说是其二。10年以后，这两方面都蔚为大观，发端正在最初那两册薄薄小书。尽管当时曲高和寡，销路惨淡，落得半途而废。不过当年5月1日，在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倒有一则关于“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报道，这是周氏兄弟首次为外间所公开评论。
从章太炎先生学习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又开始跟随爱国学者章太炎先生学习。章太炎学问大、脾气也大，但对于学生，却永远和蔼可亲。随便说笑，就像同家人、朋友在一起一样。夏天，他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盘腿坐在席上，嘴上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周作人说，他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有一次，周作人被章太炎先生邀去，一同学习梵文。当时鲁迅有别的事，周作人一个人赶了过去。到授课的地点智度寺一看，教师已到，学生却只有太炎先生和自己。教师的教法很粗拙，先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教他们发音；他们两个一面描下来，一面跟着读。梵文的字形很难记，音也难以读准，一个上午过去，周作人还是莫名其妙。将要下课的时候，老师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梵文字，用英语说：“我替他拼名字。”他指的是给章太炎拼写名字，是“披遏尔羌”。两个人都听不懂。老师又指着章太炎说：“他的名字，披遏尔羌。”这次周作人听明白了，赶紧解释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尔羌。”但老师坚持他那英文的拼法。周作人觉得梵文太难，担心学不好，所以才去了2次，就中止了。虽然如此，章太炎先生强烈的求知欲望，给周氏兄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佛学的潜心钻研，也深深影响了周氏兄弟。他们在若干年后，仍然对佛教经典保持着极大的兴趣。
后来，鲁迅因为恼怒周作人懒惰，没有帮章先生翻译佛经，还几乎把周作人打了一顿。周作人也后悔自己懒惰了。如果这是为了没有译哲学书的关系，挨打是应该的，他不该那样拖延。
1909年3月18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20岁，本为他们租住公寓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4月8日。1909年8月，鲁迅回国。这时适逢《域外小说集》以失败告终，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鲁迅晚2年离开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就与兄长有些分别。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属关键。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不过，这次并不是单纯学习语言，而是以研究日本文学为主。他广泛阅读了《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以及《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等人的作品。
鲁迅走后，周作人只在1910年，据丹福特的英译本转译了一部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工作成绩明显不如以往。大概是尚未走出《域外小说集》失败的阴影，另外也缺少鲁迅督促的缘故。
1911年初，周作人即将结束立教大学的古希腊文学业，打算再学一门外语，但未获实现——鲁迅同年3月7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此时家中境况，实已无力支持周作人继续留学。
此年5月鲁迅东渡，促其弟返国。大约在7月底之前，周作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归国，回到浙江绍兴的家中。
【大师小传】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号知堂、药堂、苦茶庵老人，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等。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
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1919年“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1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1967年5月6日去世。
郭沫若：日本对于这个多情文豪意味着什么
又见医学救国！从孙中山到鲁迅，来日本的留学生，似乎很多都是以学医为目标的。郭沫若也不例外。因为他意识到“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
留学与爱国
1914年初，郭沫若在哥哥的支持下，来到日本留学。他先进入神田日本语学校，补习日语和基础文化课。这是来日本留学的惯例。按规定，必须先入高等学校读1年预科，再读3年本科，然后才能升入大学。郭沫若为了能够争取到官费留学，痛下苦功。早在大哥送别他的时候，他心里就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本来就天资出众的他，为了能够全心学习，甚至连烟酒都戒了。
仅5个月的时间，郭沫若在日本语学校的学业就完成了，以第7名的好成绩，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
为了庆祝成功考下官费，郭沫若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房州海岸避暑游玩，享受了短暂的惬意时光。他一边在日本的海水里畅游，心里却联想到日本侵占青岛的情景，牵挂着祖国的安危。但是很快，大海的温柔就抚慰了他那文人多情的心。他沉迷于海的魅力中了！有一次，他独自向大海深处游去。因为水性欠佳，险些丧命，幸而被一位好心的日本人救上岸。
结束了假期，郭沫若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当中。为了实现医学救国的目标，他放弃了心爱的文学，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学习每门课程，不能有任何懈怠。为了更好地学习，他还将住处从离学校比较远的大冢搬到本乡区的真砂町，和同学吴鹿苹等人一起居住。很快，他的日语水平已经相当可观了。甚至，连他一直不擅长的数学，也在班里名列前茅。
他和同学们相处得也十分融洽。很多人因为他的聪明好学，亲昵地戏称他为“郭大头”。甚至在入冬以后，同学们在教室里围炉取暖谈天的时候，总有人摸着他的头顶，笑唱着“大头大头，落雨不愁……”的儿歌。
学业虽然进展很顺利，可心系祖国的郭沫若，仍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情况。虽然国内时时传来“水旱灾异频繁”、“袁世凯加紧复活帝制”、“中日交涉险恶”的消息，让大家的心一直揪得很紧，但是，他们还都能压抑下烦闷来，继续投入学习。然而，1915年1月18日，一条中国的消息传来，让大家顿时义愤填膺：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了强迫北洋军阀政府无条件接受条款，5月7日，日本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于24小时内答复。
全国人民都在表示着愤怒和抗议；远在日本的留学生们也无比激愤，觉得自己的祖国承受如此的侮辱和欺凌，自己怎么能还在日本这个国家逗留？郭沫若还赋诗一首，以泄胸中激愤：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于是，郭沫若和吴鹿苹等人都决定马上返回祖国，等待一旦中日宣战，就投笔从戎，为国杀敌。大家马上收拾、打点行装，变卖了很多带不走的东西，动身离日返回上海。
然而，郭沫若等人刚刚抵达上海，满腔热血却迎来了一盆冷水。原来，袁世凯已经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二十一条”。这当头一棒，让郭沫若顿时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留下抗日？政府都答应了卖国条约，从何抗起？祖国母亲似乎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热血青年来保卫。回去继续学业？在那个如此欺侮自己祖国的国家学习，让自己情何以堪？郭沫若在上海街头彷徨了数日，虽然内心依然矛盾，但是无奈之下，最后只能回到日本。
郭沫若的心情虽然很压抑、痛苦，还是在1915年7月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了，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科学习。
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很注重外语的学习。德国的医学属世界一流水平，日本的医学也是来自德国系统，所以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
日本学外语很注重阅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一些名著来做读物，学德文时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对学习语言很有帮助，但是对郭沫若却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样的学习，把他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渴望又释放了出来。
郭沫若对泰戈尔的最初了解，还是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在同学的英语课外读物上，见到了这个名字。后来，郭沫若买到了一本泰戈尔的《新月集》英译本。泰戈尔诗歌那清新而恬淡的风格，一下子就迷住了他，他不禁找了其中几首最喜欢的翻译成了中文。此后，郭沫若又在冈山图书馆里寻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加皮尔百吟》等书。他像找到寻觅已久的宝藏一样，每天一下课，便跑到阅览室里，捧起泰戈尔的诗集诵读起来……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诗歌的世界当中，甚至遗忘了一切。直到闭馆，他才依依不舍地走回自己的寓所，路上还在回味着刚刚读过的诗句。
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里，郭沫若还认识了好友成仿吾。他生于湖南，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当时，他在该校第二部学习工科。两人一见如故，开始了他们多年的深厚友谊。大家共同关注着国家命运，都在为着救国、强国而努力学习，又都对文学有着无比的热爱。他们同吃、同住，一起上学，一起出游，一起研究文学，探讨祖国的命运、中日关系。
然而，这时候郭沫若却病倒了。一直对祖国的忧虑，加上过于勤奋的学习，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整日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夜晚难以入眠，还常常做恶梦。这样的精神折磨，让郭沫若几近崩溃，甚至几度萌生自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