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还在俞大维的介绍下，认识了自己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知己好友吴宓。其时吴宓正在哈佛大学文学院学习，他的导师就是上文提到的白璧德教授。吴宓是后来著名的西洋文学家，曾在西南国立联合大学任教，后被教育部聘为首批教授。他与陈寅恪、汤用彤被并称为“哈佛三杰”。
吴宓在他的《吴宓文集》中，对陈寅恪的评价非常高：“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做了一次关于《红楼梦》主题的演讲。陈寅恪去听了之后，作了一首题为《红楼梦新谈》的诗送给吴宓，来表达自己对《红楼梦》的感想。吴宓收到后非常激动，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述了认识陈寅恪的庆幸，为陈寅恪的渊博学识和高洁品行钦佩不已。从此两人结为莫逆之交。
吴宓极喜欢陈寅恪的诗作，见到后必定抄录下来，细细欣赏、保存。而陈寅恪信服吴宓的文学鉴赏力，每有新作品，都拿给吴宓品读。以致后来人们整理陈寅恪的作品时，很多都是从吴宓处收集到的，有些还附有吴宓自己的释义和附注。
陈寅恪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所以他对波士顿城中的旧书店非常情有独钟，一到假日必定去淘书。结果因为买书，使自己的生活非常拮据。但是陈寅恪依然乐此不疲，还力劝自己的好友吴宓一起淘书。
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大多是为了谋取文凭回国找个好工作。像陈寅恪如此认真求学的人，反而是少数。只有他的表弟俞大维经常和他一起买书。所以，二人的藏书是在哈佛的留学生中最多的。吴宓后来在陈寅恪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淘书的行列。
陈寅恪由于过于刻苦勤学，在同学中被传为奇谈。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也曾提到过自己留美生涯里关于陈寅恪的事。说他“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这人自然就是陈寅恪了。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陈寅恪的做法，自然是故意对洋秩序进行挑战的激进行为，被一众真假洋鬼子都看做不礼貌的举止。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在留美学生中，比较关心中国文化发展的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全盘西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必须引入西方的学理文化，彻底推翻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尤其以儒学为主要目标。此派以胡适为代表人物，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另一派就是以陈寅恪和吴宓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应该保留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传统的道德准则以及文学等方面都有其可取之处，应当继承和发扬，做到中西方文化的优势互补。在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为旧中国注入了新的生命，但是陈寅恪等人的想法更加科学，更符合辩证理论的观点。
在这期间，陈寅恪依然关心着国内的时局，还加入了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而成立的留学生爱国组织——“中国国防会”，经常参与和国事相关的讨论和活动。
在哈佛研读了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德国虽然沦为战败国，但国内局势已趋于稳定了。陈寅恪还是希望能去柏林大学继续深造。于是，在1921年9月，陈寅恪再次回到柏林，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学习。
再回柏林
柏林大学的东方语言研究所是世界语言研究领域的顶尖水平，这正是陈寅恪坚持来柏林的原因。他的主要学习方向依然是梵文和语言学。
陈寅恪的导师是路德施教授。这是一位著名的印度学家，他主攻的是巴利文和梵文佛经，最重要的成就是整理和研究中国吐鲁番地区的佛教文献。路德施的学生瓦尔德施米特也是知名的梵文专家，季羡林留德期间就拜在他的门下。
陈寅恪的另一位老师是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穆勒，他主讲的是佛教文献阅读课。这位馆长是德国顶级的东方学家，精通多种东方语言，还精研佛学。他和路德施是最早研究吐鲁番佛教文献的专家。
此外，陈寅恪也听过佛兰克、海尼斯两位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大师的课程。这些德国学者给予陈寅恪的不光是渊博的学识，还有他们对学术的尊重、治学态度的严谨精确以及寻根究底的执着精神。将陈寅恪推向了未来大师之路。
很多朋友都称赞陈寅恪认真钻研的学习态度，傅斯年就夸他和俞大维是柏林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他读书不走捷径，广泛阅读、研究那些人们很少问津的书籍。有一次，同学毛子水见他正在翻阅一本非常老旧的语法书籍，很诧异地问他。他却回答，正是因为老旧才读它。老书很多出于大家手笔，确实很有值得研究之处。只是新书层出不穷，很少有人会留意这些。陈寅恪却能看出这些书籍的真正价值。他这个时期的读书笔记，竟然达到64本的惊人数量。
在柏林大学，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一些后来的知名人士，如******、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但是也有不少来混文凭的人，他们整日无所事事，玩得很疯。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赵家杂记》里有关不少这时候的描写。
很多人无聊起来，流行鼓动大家离婚。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便是首先“被离婚”的两对。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陈寅恪就显得特立独行了。他和傅斯年被同在德国的留学生圈里笑谈为“宁府门口的一对狮子，是最干净不过的了”。
当时，不少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的留学生，普遍的读书趋向都是“先博后专”。而陈寅恪正是一众留学生中由博到精过渡得最为成功的；他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
他的业余爱好依然是买书，沿袭了在哈佛大学时的习惯。有一次，他在国内报纸上看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的《大藏经》，马上写信给国内的妹妹，让妹妹帮自己筹钱买下这部书，唯恐以后不容易找到。
但是，书与面包不可兼得。他这次留德期间的费用是江西教育司资助，并没有什么保障，时断时续。陈寅恪总是舍面包而就书，所以他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经常早上买几个最便宜的面包果腹，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不再吃其他东西。上饭馆吃饭时，也总点最便宜的炒腰花吃。因为德国人不喜欢吃内脏，所以内脏的价格非常低。
最尴尬的，是他和俞大维两个人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的时候。陈、俞二人把赵、杨夫妇送到戏园门口后，转身就要走。杨步伟好奇地问：“你们不看吗？”心中暗想，这二人如此不懂规矩，对自己这样轻慢，真是岂有此理。俞大维笑了笑，没有吭声。陈寅恪有点歉意地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了。”杨步伟在回忆中说：“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
陈寅恪留学期间的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约上三五好友，到同学寓所或者咖啡馆去把酒言欢，畅谈国事。有时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头脑发热，不禁做出种种情态：俞大维因为爱好歌剧，常拿筷子做指挥棒；陈寅恪则越发慷慨激昂，畅谈国计民生，有何弊端，如何改进，一一详细述说，让一干同学钦佩不已。
陈寅恪留德期间还遇到过一件趣事，就是偶遇******，并且一起挨打。有一天，陈寅恪步入饭馆，正好见到******、曹谷冰几个人。大家打过招呼后，围坐一桌吃饭。席间大家争论起来。******滔滔不绝，曹谷冰等几个人都辩论不过，恼羞成怒。曹谷冰便挥拳和******打了起来，旁边的陈寅恪也被殃及。
******和陈寅恪两人觉得打不过对方，找机会撒腿就跑。惶急之间没细看钻进一间屋子，才发现竟然是老板娘的房间。幸亏此时老板娘不在屋里，否则情况就更加混乱了。两个人关上门用肩膀顶住，不理会曹谷冰几个人的叫喊捶打。等外面的人无趣散了，二人才从屋里出来。
陈寅恪后来跟人谈起时还说，没想到曹谷冰他们也把自己当成了共产党。其实他当时什么都没说，就是一直坐在旁边认真听。
1925年陈寅恪学成回国后，结束了他前后持续长达16年的留学生涯。
陈寅恪留学期间，是中国留学潮正热的时候，大批青年学生前往日本、欧洲、美国等处留学。但是，大多留学生或选择医学、物理、化学等理工学科，为报效祖国，振兴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水平；或选择政治、经济、法律等热门文科专业，为谋取好工作或从政打基础。像陈寅恪这样，前后多次留学却丝毫未改变初衷，选择历史、梵文等冷僻专业的人，数量极少。为求学位头衔而投机取巧的，倒是大有人在。陈寅恪曾私下向吴宓说过：“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
更不幸的是，许多留学生回国之后，贩卖一知半解的学问，以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而自高。这些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论者，并非真正的学问家。
【大师小传】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早年（1902年）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巴黎大学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再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
同年，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大学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此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
李四光：最对祖国有用的还是地质学
李四光出生于中国清朝统治末年，国内政治腐败，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恣意横行。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兴办教育，以便为封建王朝培养富国强兵的人材，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材。”他主张“选真材，择时用”，并且认为“小学为急第一”。为此，他先后在武昌创办了几所高等小学堂；并且明文规定：凡成绩优秀者，均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日本去留学。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1902年，当时的李四光还叫做李仲揆，年仅14岁的他独自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名字投考新式学堂。领取报名表后，也许是过于紧张，他竟在姓名栏内填入年龄“十四”二字。好在他及时发现错误，遂在“十”字下面加上“八”与“子”，成为“李四”。然而，“李四”这个名字又太俗；他见大厅中央挂着一块“光被四表”的匾额，又急中生智，在“李四”后面填了个“光”字。从此，他就正式用了“李四光”这个名字。多年以后，这个名字已载入史册。
在日本学习造船
李四光在学堂里非常刻苦，很快就因为成绩优异，于1904年7月被选派为官费生到日本留学。
能够出国深造，李四光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在选择留学专业时，这位爱国少年不禁想起父亲给他讲述过的甲午海战、庚子赔款等历史事件，想起他离家乘船前来武昌时，一路上看到洋人欺压中国百姓的情景。他天真地认为：中国屡受欺辱，其重要原因，便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军舰。于是，李四光便选择了造船专业，并认真学习，立志学成后要为国家建造一流舰船，使中国不再遭受外国欺凌。
怀着美好的愿望，李四光东渡日本，他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他刻苦用功，准备学好科学知识，将来为国效力。
有一天，一位年岁稍长的湖北同乡来学校找李四光，告诉他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了日本，并且邀请他参加明天举办的欢迎孙中山大会。李四光满口答应了。
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富士冗楼，留学日本的学生及华侨1000余人，为欢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举行盛大集会。李四光随着同乡来到会场，只见屋子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他俩只好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李四光踮起脚尖朝屋里望去，只见孙中山身穿西装，打着手势，正在进行演说。他那富有鼓动性的语言，不时博得人们热烈的掌声。年轻的李四光再也忍不住了，拉着同乡使劲朝屋里挤去。
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经人介绍，李四光在一间秘密的小屋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并被接纳为同盟会会员。当宣誓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得知李四光是同盟会年龄最小的会员时，非常高兴，勉励他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正是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李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