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大学毕业，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物理学博士，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同年回国，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南京大学担任物理学、数学教授。1928年冬再次赴法国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底回国，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1年后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参与创建中国物理学会。1935年与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苏联科学家卡皮察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46年获国民政府胜利勋章。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曾任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主席团执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1958年参与创建中国科技大学，后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96年11月2日于北京逝世。
黄佐临：“寻找”莎士比亚
他是中国电影界、戏剧界的泰斗。他创造了中国电影界的历史。他的影片，被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列为世界电影通史上为数不多的中国名作之一。
初赴伦敦市，誓弃商从戏
1925年，黄佐临赴英国留学。抵达伦敦以后，他听从父亲的安排，进了伯明翰大学商科学习。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完全不是从商的料，枯燥乏味的会计学让他大伤脑筋。修社会研究科后，黄佐临通过参观工厂、写社会调查报告，充分接触了人与社会，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很自然地引导黄佐临大量接触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西方戏剧大师们的社会问题剧作，而这正是他从小就为之着迷的。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把家里的帐子当幕布、床当舞台，带着弟妹们一起演戏。他让妹妹当“巴黎女郎”，而自己则成为莎士比亚名作《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他还非常爱看电影、戏曲和马戏，最喜欢丑角，经常学着演。他的对象，既有京剧里的“杨香武”，也有美国的喜剧之王卓别林。上初中之后，他对文明戏，也就是话剧产生了兴趣。在语文老师刘崇一的引导下，他甚至拜读了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戏剧英文原著。
在社会研究科的学习期间，黄佐临广泛阅读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慢慢地萌生了做一个剧作家的梦想。就在他入学的第二年春天，他到离伯明翰约20英里的莎士比亚故乡——斯特勒福特去游览。故居是一幢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坐落在艾文河上，是莎士比亚女儿的家；英国人称它为茅屋。
屋子里陈列着莎士比亚用过的书桌和椅子；他曾坐在这张椅子上，写成了36个剧本。所以，英国人把这椅子称为“烟斯皮瑞纯椅”（即灵感椅），并规定1先令坐1分钟（当时理发只须花半先令）。大家都说，坐一坐这张椅子，就可以得到文艺灵感。
椅子前排着长队，大都是美国的百万富翁、战后的暴发户和旅游者。黄佐临也排列在队伍之中。虽然他很清楚地知道，另一个说法是，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都是在戏剧后台边演戏边写成的；但他总想能侥幸得到一些莎士比亚式的灵感，也许自己以后真的能够成为一名剧作家。他第二次去英国的时候，又去过2次，在灵感椅上一共坐过5次。
也许，莎士比亚真的给了他灵感，他人生的转折很快就到来了，就是从他借宿的林溪学院开始的。林溪学院是各国留学生的宿舍。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正是这些活动，让黄佐临心底的热情释放出来了。
1927年，英文独幕剧《东西》在林溪学院的周末学生晚会上演出，该剧由21岁的黄佐临自编自导自演，是他生平创作的第一出戏。第二年，黄佐临自编自导的第二出戏《中国茶》也在该学院上演，该剧辛辣地嘲讽了一些西方人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毛病。渐渐地，写戏导戏的“黄”在学院里小有名气起来，有人说他的剧作颇有萧伯纳的讽刺风格，鼓励他把自己的剧本寄给这位刚于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看看。黄佐临壮着胆子，把《东西》的剧本寄给萧伯纳，还附了一封信。
仅仅过了三五天，萧伯纳便回信了。他在一张明信片这样写道：“孩子，不要当什么剧作家，剧作家最辛苦、最担风险，而且常常在生活上朝不保夕。”
不过，萧伯纳还是鼓励黄佐临：“一个‘易卜生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一个‘萧伯纳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去当门徒，必须依赖自我生命，独创‘黄派’。”
虽然黄佐临知道前途艰难，但是得到大文豪的鼓励后，他更加投入地进行戏剧的创作和研究。
1929年秋，黄佐临学成回国。他先进了亚细亚石油公司，做一个薪金丰厚的职员。可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布置成了书房，到处摆满戏剧方面的书。他继续阅读莎士比亚和世界戏剧史。
他不想要这样的人生，所以辞去了工作，在天津新书学院、南开大学任教。对戏剧的热爱，终于驱使他再次来到英国。
再到伦敦城，成戏剧硕士
1935年，黄佐临和妻子金韵之结婚后，同赴伦敦。黄佐临先入剑桥大学，继续研究莎士比亚；然后进入法国著名导演圣丹尼等人开办的伦敦戏剧学馆，黄佐临学导演，金韵之学表演。圣丹尼继承他的叔父、著名戏剧家雅各·柯普的主张，突破自然主义戏剧的传统，尊崇、研究和运用刚问世未久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苏联戏剧大师）表演体系。这对以后黄佐临在戏剧上的求新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他们夫妻也在如饥似渴地寻找其它的艺术源泉，见缝插针地进行实践考察。对他们来说，1936年是特别充实丰富、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黄佐临读到了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文章《中国戏剧表演中的间离效果》，开始了对布氏的关注和了解，这成为他致力于话剧民族化的动力。
当时，黄佐临正在准备硕士论文《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的演出简史》。他和金韵之是英国皇家剧院和巡回剧场学生座的忠实观众，看遍了各种风格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
就是在1936年的暑假，他们夫妇双双赶到英伦西海岸的德文郡，在达汀顿古老的中世纪庄园里，学习现代欧洲最先进的表演理念和技巧，师从俄罗斯裔戏剧艺术家麦科？契诃夫（也称米沙）学习演员训练法，师从柔氏学习形体语言和现代舞。在这里，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学习现代舞，就是戴爱莲，她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的舞蹈家。
在去达汀顿前，黄佐临已经读过刚刚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和《演员的准备》英文版——这是黄佐临当时译的中文（现在通用的译名是《演员自我修养》）。当时黄佐临读得一头雾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莫名其妙”。他是听了米沙的示范和介绍后，才茅塞顿开的。1936年在达汀顿度过的夏天，对黄佐临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后经常在谈话中和文章中提起。
1937年，黄佐临从伦敦戏剧学馆导演班毕业。他的论文《莎士比亚演出简史》在剑桥大学通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黄佐临欲回国投入抗日行列，向启蒙大师萧伯纳告别。萧伯纳告知他，戏剧工作是一个“担当风险，朝不保夕”的职业。萧氏拿出译本羊皮相册送给青年黄佐临，并在相册上题下语重心长的赠言：“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么未来的盛典将是中国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有你们自己的创作。”
【名家小传】
黄佐临（1906—1994），原名黄作霖，原籍广东番禺，生于天津。我国著名的戏剧、电影艺术家，话剧、电影导演。
黄佐临出生于一个洋行职员家庭。1925年去英国留学，入伯明翰大学商科。在校期间，创作处女作短剧《东西》和《中国茶》，深受英国文豪萧伯纳的赞赏与鼓励，从此开始涉足戏剧。1935年再次赴英国留学，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时在伦敦戏剧学馆学习导演，研究欧美戏剧、电影流派。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此后在上海剧艺社、上海职业剧团任导演。1942年与黄宗江、石挥等人创办苦干剧团，后改为苦干戏剧修养学院，导演《梁上君子》、《夜店》等话剧。1947年加入文华影业公司，担任导演，开始涉足电影领域。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是讽刺喜剧片《假凤虚凰》；还将该片译成英语，制成我国第一部英语拷贝，输出国外。后又导演《夜店》、《腐蚀》等影片。1949年改编并导演影片《表》，该片一改以往传统的表现手法，别具一格，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称得上是首屈一指。该片被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列为世界电影通史上为数不多的中国名作之一。
1950年，黄佐临调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等职，同时从事戏剧、电影导演。他导演的影片有《布谷鸟又叫了》、《黄浦江的故事》等。1980年，他将话剧《陈毅市长》搬上银幕，该片获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黄佐临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一共导演了话剧、电影100余部，1988年获中国话剧研究所颁发的振兴话剧导演奖（终身奖）。著作有《漫谈戏剧观》、《导演的话》等，其论著《漫谈戏剧观》在戏剧界有广泛影响。他是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6月1日去世。
巴金：他的留学没有进过一天大学
1927年1月15日，23岁的巴金已经参加了诸多革命活动，写过不少无政府主义民主的文章，算得上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了。为了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以继续深入探讨无政府主义理论，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自己的前进方向，他便自费去革命“圣地”——“巴黎公社”的所在法国去学习经济学。
他同朋友卫惠林等人一道，在黄埔江畔登上了法国邮船公司的“昂热”号大海轮。当时，全球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把法国作为庇护所，去那里寓居，或躲避拘捕，或研究理论，或宣传革命。旅法的中国青年也因此比较多。
在巴黎学习和革命
年轻的巴金有一个习惯，每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每经历一种新鲜的生活，强烈的写作愿望便总会驱使着他提起笔，留下自己对经历、见闻、感受的痕迹，然后写成信寄给亲人们共享。这次飘洋过海，他几乎每天都要伏身在邮船餐厅里的餐桌上，记下沿途的见闻、感想。他不厌其烦地介绍邮船的结构和舱内的设施，记载同行的友伴和乘客，描写沿途下船和上岸的种种景况，叙述船上发生的各种或有趣或可叹的事情。1932年，巴金从大嫂那里要回杂记原稿，经整理后题为《海行》，作为自己第一本散文集正式出版。
2月17日清晨，邮船抵达马赛港。巴金终于从东海之滨的上海，来到了地中海北端的法国。当天晚上，他就登上火车赶赴巴黎。
巴金来到巴黎后，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旅馆的第5层楼上。下面是一条清静的小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这幢公寓正好坐落在著名的先贤祠（即国葬院）旁边。先贤祠里，安葬着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都是巴金所景仰的伟人。
每当巴金想念着祖国，想念着亲人的时候，他就走到先贤祠附近那座卢梭的铜像前，仰望着拿着书本和草帽的卢梭，抚摩着塑像冰冷的石座，默默地向这位被托尔斯泰称为“18世纪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倾诉自己的心声。
巴金的生活单调而呆板。除了偶尔和卫惠林、吴克刚等几个熟识的朋友聚一聚以外，他每天上午都要到寓所附近的卢森堡公园里去散步，有时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读书，晚上就去法国文化协会附近的夜校补习法文，白天大多数时间还是关在他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拼命写作、读书。他的居室看不到阳光，视野所及只是一个四方的小天地。
黄昏时分，巴金常常会独自一人到街上默默地走一走，而周围的店铺基本上已经关门。特别是当巴黎圣母院那沉重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他的心就像被铁锤敲击着，又像被小刀割裂着，一股股莫名的火焰便在胸中猛烈地燃烧、升腾。他要慰藉自己寂寞的心，他要发散一腔汹涌的激情。
于是，他开始在练习本上，写下后来作为中篇小说《灭亡》第1至第3章的一些人物和场面。他读过古今中外的许多小说，熟悉小说的形式。因此，写作时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小说的形式，写起来也不费力。
他没有写答应过哥哥的《巴黎杂记》，而是写自己过去在国内生活中的见闻、经历和所感所思，写自己因关切国内的革命斗争而生出的愤懑与激情。每当他写出一些场景或想法后，便能得到暂时的平静。
在这里，他还认识了一位波兰的女革命家亚丽安娜，一个爱笑的20岁女孩。因为共同的民主精神和支持无政府主义，她和巴金等几个中国青年的关系很密切。然而不久，因为参加革命集会，亚丽安娜被巴黎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巴金的朋友吴克刚，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巴金和吴克刚曾依依不舍地给这个波兰女孩送行。
在一些进步律师的努力下，他们的出境时间被延长了一段时间，亚丽安娜和吴克刚还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惜亚丽安娜后来离开了巴黎，吴克刚也回国了，从此就失去了这个姑娘的音讯。巴金回国后，专门为她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亚丽安娜》。
这时，有关中国大地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和北伐大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不断传来。这令巴金十分关注。他同朋友卫惠林、吴克刚等人一起，就国内的形势，讨论无政府主义对有关实际问题的看法。他们各自写出自己的意见，并将3篇各自独立的文章汇成一册，寄给在广东的《民钟》月刊。大约在1927年3月末4月初，民钟社将这本小册子取名为《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巴金所写的文章是小册子中的第2节，约7千字，这是他上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一篇政治理论文章。
然而，从4月初开始，中国大地便笼罩在阴霾四合、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当中。此月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李大钊等20多人英勇就义；12日，******撕下“革命”的面具，在上海挥动屠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遭到逮捕、屠杀。
巴金给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中文刊物《平等》撰写了《空前绝后的妙文》、《无政府党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理想是杀得死的吗？》、《反共与反动》、《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杂感式的短文，讽刺与国民党合作并赞成其“清党”阴谋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声讨南北各省继“四·一二事变”后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