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文学、艺术和思想界的杰出前辈帮徐志摩推开了文学的大门之后，他开始写诗了。当第一首诗《草上的露珠儿》写完后，他兴奋异常。原来，自己也可以写下这些诗意的语句！从此，他的诗情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心仪佳人，对妻绝情
此时，徐志摩的结发妻子张幼仪已经来到英国，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们住在沙士顿的小镇上，离剑桥大学仅有几里远。
张幼仪出身名门，是一位端庄含蓄、温柔贤淑的大家闺秀，1915年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徐志摩结婚。但是，生性浪漫的徐志摩，对于这个妻子却吝于温存。从结婚开始，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来到英国后依然如此。他总是认为这个女人守旧、落伍，完全没有沟通的可能。他宁愿在乡间漫步，享受宁静的田园风光，或是与好友一同出去谈天，也不愿在家里与妻子相对；甚至因此找来一位姓郭的朋友同住。
然而，徐志摩的浪漫和激情，很快就被人点燃了，而且燃烧得无比炽热，以至于让他的妻子没有了容身之地。
在伦敦，徐志摩认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林长民，他是民国前教育总长，最近带着家人来到欧洲游历。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且有着年轻心态的老人。徐志摩就是通过他，结识了大文豪狄更生。徐志摩很快跟这位前辈成为莫逆之交，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政治，谈论文学艺术。有一段时间，徐志摩几乎每天下午来到林家喝茶、聊天。
就是在这里，徐志摩遇到了让他痴迷一生的人。她就是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此时的林徽因年方17岁，正是豆蔻年华。她又出落得清丽优美、亭亭玉立，既有江南女子的灵秀之气，又有新女性的知性典雅。徐志摩一见到她，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顿时忘了自己已经娶妻生子。他的爱情之火被点燃，开始疯狂地蔓延。
于是，徐志摩借着和林长民畅谈的机会，尽力接近林徽因。刚开始，林徽因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但徐志摩的聊天对象，逐渐就由林长民转至林徽因了。他与她的话题很快多了起来，文学、艺术、历史、国家等，甚至分手之后还通信以继续话题。为此，志摩特意在沙士顿住处旁安排了一个邮件转递箱，以便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林徽因的来信。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越来越狂热，这个灵慧的女孩也感觉到了。但是，年轻的她，对感情一事并没有驾驭的能力。她欣赏他的才华和学识，但是一直以长辈看待他；而他又是一个有妻有子的人，林徽因从心里很难接受这种情感。何况，她还有了被父辈默许的恋人梁思成（梁启超之子）。
林长民也看出了徐志摩对自己女儿的特殊感情。他虽然没有明言反对，却将林徽因送往了苏格兰的一个海边城市去度假，以此来冷却徐志摩的热情。当然，这也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早已与梁启超就儿女婚事有过协定。
但是收效甚微。不能见到佳人的徐志摩，因为分别而更加痴迷了。无奈之下，林长民只好带着林徽因速速回国，以避开徐志摩的纠缠。
谁也没想到，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执着和狂热，竟然愈挫愈勇。他决心要抛弃一切的顾虑，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去追求自己的爱，去追求美——而林徽因就是一切美和爱的化身，就是自己要追逐的梦想。他觉得林家父女之所以拒绝他，只是由于自己的已婚身份；而自己也早就厌倦了这个没有感情、被父母操纵的婚姻，于是当即决定与妻子离婚。
徐志摩是如此的任性、自私，以至于他完全想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和张幼仪已经有了一个2岁的儿子，而此时她又怀有身孕了。徐志摩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只是冷冰冰地让她把孩子打掉。他还请一个女人到自己住处吃饭，让妻子烧菜招待她。张幼仪以为，这个姑娘就是徐志摩将要娶的二太太，便强压住悲伤附和着。而徐志摩就借着这个姑娘发挥，跟张幼仪提出了离婚。
但是，这个恪守着旧式道德的弱女子，竟不同意离婚。徐志摩此时已经被激情冲昏了头脑，为了离婚，他索性一走了之，将张幼仪一个人扔下了。怀有身孕的张幼仪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想到过自杀，却又舍不得腹中的胎儿，这才坚持了下来。她只好求助于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留学的兄弟。她先到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又转至柏林。在那里，她生下了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
徐志摩对妻子的绝情，确实很让人心寒。他对妻子从怀孕到生产一直不闻不问，为了要和她离婚才赶至柏林勉强见了面。徐志摩到了柏林之后，又很快结识了不少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他追求林徽因，想和妻子离婚却未果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
经过一番折腾，张幼仪的心冷了，也觉得自己应该有新的生活，就同意离婚。徐志摩终于甩掉了束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和兴奋，可以放手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他顿时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笑解烦恼结——送幼仪》。于是，徐志摩成了中国离婚的“先驱”。
1922年8月，重获“自由”的徐志摩，按捺不住对林徽因的思念和眷恋，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去追求他的“完美”了。
【名家小传】
徐志摩（1897—1931），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才改名志摩；先后用过的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人。现代诗人、散文家。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留学，在克拉克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后转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生。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担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飞机失事遇难。
冯友兰：从西方哲学来看中国哲学
1918年，23岁的冯友兰先生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到故乡河南第一工业学校任教。第二年，他考取了河南省官费留学生，并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复试。在去美国留学攻读哲学之前，他特地向年长自己4岁的小先生胡适征求意见。胡适认为，美国有两所大学的哲学系最好，一是哈佛大学，一是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以旧哲学见长，哥伦比亚大学则以新哲学取胜。听了胡适的分析后，冯友兰决定去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他更希望深入了解新哲学。
博采众家，大道为中
当时有一部分在美国的华侨，办了一个“中国邮船公司”，这个公司以爱国主义作为招揽顾客的手段。冲着他们“中国人要坐中国船”的广告语，冯友兰一行人便选择了他们的邮船“南京”号，于12月抵达“西洋人的天堂”纽约。
冯友兰很顺利就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学习。当时在美国，中国留学生上研究院比上本科容易。上本科要经过各种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入学。而上研究院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因为美国的学校是承认北京大学文凭的。只要拿出北大的文凭确认后，就可以报上名入学了。
留美的中国学生，潜心学业的还是占绝大部分。不过，大家对于学位的态度却全然不同。有些人并不打算考取学位，随自己兴趣和需要选课，觉得这样自由地学习，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则觉得，只要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就够了。因为要想得到博士学位，就要选一些学校要求选、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的功课。
冯友兰则属于另一种态度。他希望能拿到博士学位，毕竟这是自己学习知识达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虽然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很复杂，必须要学习2门外语。在美国，英语很显然不能算是外语。而美国的学校，只有一部分承认中文也是一种外国语。如果学校不承认，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除了英语就还要再学2种，这样必然就会用去很多的精力。
但是，冯友兰并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他觉得，学校既然规定要选择这些课程，也可以算是一个成型的学习方案，必定是有自己的道理。照着方案学习，至少比没有计划、茫然无措的乱学要好得多。所以，很多留学生只要得到一个硕士就够了，他却是想要得个博士。出于这样的想法，冯友兰对于学业始终是全身心地投入。
在哲学的学习上，冯友兰是博采众家，广泛吸收。他的老师是“新实在论”鼻祖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本来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而他却能同时接受这两个流派的观点。在他看来，实用主义讲的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新实在论讲的则是真理本身。这两个流派，对他的研究来说都有价值。
而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也曾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颇有心得。他甚至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注重的是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一流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以中国道家思想为代表的崇拜天然、摒弃人为的损道派；以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为代表的益道派；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的中道派。虽然在这篇论文中，他主张此三者都应采取宽容态度，但他个人对于儒家思想仍显示出更加的偏爱。此时已经显露出了他自己哲学思想的端倪。
由于他的博士论文还未正式出版，他还没有能够参加学位授予仪式，就启程回国了。直到60年之后的1982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邀请冯友兰回母校，去参加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特别会议，以补偿他当年没能参加正式学位授予仪式的遗憾。
勤工俭学与资本主义
在冯友兰留学的最后一年，由于国内局势混乱，各省都不能如期寄款，留学生们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发生问题了。在留学生监督和学校的交涉下，学费可以缓交，；是生活他们无法解决，只能靠留学生们自行解决，各谋生路。于是，勤工俭学、到社会上打工，便成了留学生们解决自己生活费用的出路之一。比较普通的，是在附近的饭馆内作侍者。
对于美国的学生，勤工俭学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些人是因为父母不能供给自己上大学；有些人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独立意识，特意靠自己的力量上学。可这些想法和做法，让来自中国古老帝国、一直在“惟有读书高”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冯友兰觉得很稀奇。他觉得，这种思想正表示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同。
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也为了证明自己是新时代的青年，不固守封建主义的等级思想，冯友兰也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饭馆找了一份工作。他的职责，是把顾客用过的盘子收拾起来，送到洗盘子的地方。可以在饭馆里吃一顿“正餐”，包括一汤一菜，一份咖啡，一份甜食，面包随意吃，当时的工资是每次5角美金。虽然算不上多，但也是一笔进账，可以缓解一下自己拮据的生活。
可惜没多久，冯友兰就丢掉了这份工作。他去给在纽约中国城的一个会议演讲，没留意时间，耽误了上班。等他匆匆赶到饭馆后，就被怒气冲冲的老板给辞退了。不过，这次演讲虽然害他失去了这份工作，却带来了一份新的工作，也算是一种补偿了。
原来，演讲时的一个听众写信给冯友兰说，他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可是，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把每天的生字都写下来，标明书的页数，叫冯友兰填上相当的中文字，按字给报酬。算起来，并不比他在饭馆工作挣的钱少。冯友兰喜出望外，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并不算困难。很快，他又在另外一家饭馆找到了一份刷盘子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还要轻松一些。
为了帮自己的学生冯友兰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奖学金，杜威教授在推荐信中极力赞扬他，可惜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不过，学校出于照顾，给他安排了一个闲差，任务是管理图书馆里的中国报纸，工资每月8元。工作的内容，就是等图书馆订的中国报纸到了，由他到收发信件的地方把报纸取回来，送到图书馆的中文书籍阅览室里，将报纸放上夹子， 摆在架子上，以供人们阅览。冯友兰有了这3份收入，每月就共有30多元钱；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坚持完成了学业。
【大师小传】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
1915年自中国公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中国哲学。1919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自1952年以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人生最后十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90年11月26日逝世。
他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他继承、发展了中国哲学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优秀传统，建立了至今最好的人生境界论。他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旧称“大史”）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完整的哲学史著作，奠定了他作为大哲学史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人之一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