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茅以升以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又改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通部唐山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名）毕业生去美国康奈尔大学作研究生时，特许不用再经过考试就可直接入校。自此，唐校来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该校也因而同康奈尔大学的关系很好；唐校的一些教学、研究方法，甚至还受到康奈尔学校的影响，以至于唐校此后有“中国康奈尔”之称。
茅以升攻读的是康奈尔大学桥梁工程系。建造一座坚固的大桥，是他儿时的梦想。这个梦想，源自于他10岁那年的一场事故。他的家乡在端午节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因为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了不少人。茅以升因为生病，没有去，而幸免于难。但是，这场事故让他难过了很久。此后，茅以升只要看到桥，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以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积累了许多桥梁方面的知识。
后来他上了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秋，孙中山先生亲临学堂，在演说中谆谆告诫同学们，中国革命的成功，决不是仅仅需要一支武装大军，而是同时需要武装和建设这两路大军。从那以后，茅以升确定了自己要当中国桥梁专家的理想。
边工作边攻读博士
所以，来到美国后，茅以升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专业学习。他所在的桥梁工程系主任贾柯贝，是美国建筑界著名的桥梁专家，也是茅以升的导师。贾柯贝看到茅以升在学习方面的禀赋和求学的执着，非常器重他，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位桥梁专业的精英，于是花了很多心思培养茅以升。他常常把自己的著作赠送给茅以升，并给他讲述自己著作里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贾柯贝还常常邀请茅以升到自己家里做客。茅以升怕耽误老师的宝贵时间，常常坐了一会儿，便谦恭地起身告辞。
每当这时，贾柯贝总是亲切地再三挽留：“密斯特茅，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和你谈话，我感到非常愉快。你告诉我这些关于中国的事情，使我开阔了眼界。”
在这位优秀导师的带领下，茅以升仅花了1年时间，就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的硕士学位。贾柯贝邀请他留校做助教，茅以升却推辞了这个令人艳羡的机会。他告诉教授，他不想留校，只希望多掌握一些桥梁方面的知识，自己要回国为贫弱的祖国造桥。
面对茅以升的婉拒，贾柯贝教授却更加喜欢这位学生了，也感动于他对梦想的执着。他以自己在桥梁方面的专家经验指导茅以升，想要真正建造大桥，光学习理论是不够的，实践是工程的基础。于是，他推荐茅以升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去实习。
茅以升喜出望外。这个公司，无论在桥梁工程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力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自己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很快，茅以升开始了在匹兹堡桥梁公司的工作。他从绘图、设计学起，又到工厂做了一年半工。金工、木工、油漆工他都干过；只要是与造桥相关的技术，他都希望能够了解。他经常穿着工作服，在桥梁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还结识了不少青年工人。就这样，他在理论的基础上，又练就了很强的动手能力。这些，为他后来修建钱塘江大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就像海绵一样，不知厌倦地在这里吸收着知识。
茅以升又发现，匹兹堡的加理基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有夜校。他便去申请读该校的博士学位，因其必修课程可以夜间上课。学校规定，若攻读博士学位，除论文外，还需要选修1个主科、2个副科。茅以升主科自然是读桥梁，副科自然科学选了“高等数学”，社会科学选了“科学管理”。此外，还要通过除英语外的2门外语，茅以升除了中文外，又选了法文。
面对如此繁多的工作和学业，茅以升只好充分利用每一点滴的时间。他白天在桥梁公司的工厂实习， 晚上又赶到加理基——梅隆理工学院桥梁系去上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每天很早就需要起床，赶火车去上班，并抓紧在火车上的时间来练习法语。中午，在匹兹堡桥梁公司那短暂的工地休息时间，他刚放下工具，又马上拿起纸笔，演算夜大习题。为了可以随时把对学业的感受记下来，他甚至练习吃饭时改用左手拿饭勺，让右手可以拿笔随时记录。从夜校回来，一直学习到深夜才休息。
他这样的勤奋学习，让房东太太很感动；觉得他学习和工作得太辛苦，就特意每天早上起来给他做早饭，还精心准备好午饭可以让他带到公司去。其实，茅以升每月的房租、伙食费并不多。可房东太太没有计较这些，热心地支持他的学习；甚至还常帮茅以升把放在房间外面的鞋子擦好。
连她家前后搬迁了3次，都带着茅以升一起。这个房客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了。后来茅以升结束学业回国，房东一家人更是依依不舍地帮他收拾行装，一直把他送到火车上。
1919年10月，茅以升以《桥梁框架之次应力》为题的博士论文顺利获得通过，他成了加理基——梅隆理工学院的首名工学博士。他在论文中提出的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对于建筑和桥梁工程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康奈尔大学又授予他“菲蒂士”金质研究奖章——这是每年颁发给全校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的。
同年12月，茅以升登上远洋轮船，返回自己阔别多年的祖国。
【大师小传】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他主持设计建造的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留学美国，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1917年获硕士学位；1919年成为匹兹堡加理基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其博士论文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获“斐蒂士”金质奖章。
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1934年，茅以升受命开始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正式通车。1937年12月23日，由于日军已经占领杭州，茅以升奉命被迫炸毁大桥。抗日战争胜利了，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钱塘江大桥。1948年3月，全部修复工程完成。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7年1月9日，我国科学家发现了一颗小行星，这一天恰好是茅以升的诞辰纪念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布，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茅以升星”。
吴宓：捍卫中国文学，却要以西洋理论证明
在风行全盘西化的年代，他被人讽刺为孔子的门徒；而他却是不折不扣的西洋文学家，在西洋文学领域卓有建树。他的梦想，是要以西方的理论知识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那个年代的大师们，无一不是学贯中西。倡导西化的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守旧捍卫中国文化的却都对西方文学了如指掌。辜鸿铭如是，陈寅恪如是，吴宓亦如是。
良师与益友
吴宓是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起初吴宓被分配到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新闻学，插入文科二年级；在比较文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后，1918年暑假，他转入啥佛大学文学院，师从白璧德教授，攻研西洋文学和哲学。
白璧德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美国著名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卢梭与浪漫主义》等。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过于强调“物的原则”而损害了人文艺术的“人的原则”。因此，他主张应回到人的本源立场上来，崇尚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他先后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他的思想通过《学衡》杂志传入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文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白璧徳对吴宓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方向。正是由于恩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彻底消失的忧虑，吴宓之后才走上在当时汹涌的西化浪潮中，艰难的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
吴宓对白璧德的理论如痴如醉，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就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和钻研。良师益友兼得，实在是人生至幸，吴宓就是这样的幸运之人。刚刚有了白璧德这个良师，益友也随后就出现了。他认识了来哈佛大学学习哲学的俞大维。正是俞大维，给他介绍了自己一生的挚友兼师长陈寅恪。
俞大维后来成为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弹道学家，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等要职。深厚的文学修养，是两人成为好友的媒介。很快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于是吴宓就常常从俞大维口中，听他称道他的姑表兄长、江西义宁的陈寅恪之博学多识非常人可比，以及陈氏游历各国求学的经历。在久闻陈氏的大名之下，吴宓也就对他产生了几分好奇。
很快就有了这个机会。1919年2月，陈寅恪也来到了哈佛大学，两人终于得以相见。于是，吴宓常常去拜访陈寅恪，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中国文学、国际及国内的政治形势等。吴宓发现，陈寅恪果然名不虚传。其学识之渊博、洞察政治社会的实质，都远胜于自己。一直很自负的吴宓不得不甘拜下风，甚至把陈寅恪当做自己的师长看待，觉得自己从他那里获益匪浅。
其实吴宓有些妄自菲薄了，他的学识也并非等闲。当时在哈佛的留学生中，就以他和陈寅恪、汤用彤最为出色。因为3人的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的美称。可见，吴宓不仅才华横溢，心胸更是豁达，遇到比自己学识渊博的陈寅恪，并未有“文人相轻”的情况，反而推崇备至，诚挚地向他求教。
早在1918年11月，正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遂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
吴宓于是托另一位留学同学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帮自己打听一下陈心一的情况。因毛彦文与陈心一正是同学兼好友。得到准确的消息以后，吴宓征求好友的意见，就答应了这门亲事。然而，这本来看似美好的姻缘，却埋下了诸多波折。吴宓后来虽然与陈心一结婚，却竟然爱上了毛彦文，并苦恋了她一生。
痴迷《红楼梦》
吴宓对《红楼梦》可以说痴迷到疯狂的程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第一本好书。他对林妹妹尤其热爱得无以复加。有一次，曾经因为一个餐馆老板给自己的餐馆取了“潇湘馆”的名字，吴宓认为一家餐馆竟然敢用林妹妹住所的名字，太过亵渎佳人了；劝说无效，他就用手杖到餐馆里一顿乱砸，吓得老板只好改为“潇湘食堂”。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以宝玉对所有女孩的爱惜为榜样。
他从上学时期开始，就在关注和研究《红楼梦》了。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时候，他还做过一次关于《红楼梦》的演讲。这次演讲还把他和陈寅恪的友情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林妹妹”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那是1919年3月，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做了一次关于《红楼梦》主题的演讲，题目是《红楼梦新谈》，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论证的结果，是该书处处都无可挑剔。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完美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没有可以与其比肩的！”
这篇演讲稿后来在《民心周报》第1卷第17-18期发表，并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专辑》第3辑。此文可以算是第一次在西方系统地介绍了《红楼梦》，并指出其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吴宓对《红楼梦》研究的进展，功不可没。
当吴宓正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地在讲堂上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1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的陪同下前往就听。他见吴宓摇头晃脑地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故而对对方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于是，他作了一首题为《红楼梦新谈》的诗送给吴宓，来表达自己对《红楼梦》的感想：
本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收到这首诗后非常激动，在当天的日记里便记述了认识陈寅恪的庆幸，为陈氏的渊博学识和高洁品行钦佩不已，也为他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而感到得遇知己。此后，两个人的友情就更加深厚了。
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的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
效法陈寅恪
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与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吴宓极喜欢陈寅恪的诗作，见到必定抄录下来，细细欣赏、保存。而陈寅恪信服吴宓的文学鉴赏力，每有新作品，都拿给吴宓品读。之后，陈寅恪往往就把诗稿揉成一团扔掉了，自己并没有保存。但是，吴宓记忆力非常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很多陈寅恪的诗句，他看过之后都可以背诵下来。结果，后来整理陈寅恪的作品时，大多都是从吴宓处收集到的。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在他的日记里有很多珍贵的资料，记录着这些大师们当年的风采。
陈寅恪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宓。这种影响，不只是人生、学问的大命题，还反映到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也为了“我今学习世界史”这一志向的缘故，吴宓毫不犹豫地把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从书店搬回；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