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以后，清华大学改为国立。在梅贻琦校长主持下，以叶、冯、陈诸院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的评议会，以及教授会的领导下，清华飞速发展，到30年代中期业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大学。30年代初，清华理学院已增设生物系、地学系（包括地质和气象）、心理系；1931年又成立工程系，后改为土木系；以后逐年增设电机系、机械系、航空系等，并成立工学院。所有这些系科的增设、教授的聘请，都倾注了叶先生大量的精力与心血。
抗战中，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联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叶老师为了给国家积蓄科技力量，在昆明用清华基金设立农业、无线电、航空等5个研究所。
在叶、冯、陈院长的倡导下，清华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首先成立各系的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为我国培养了许多学术人才。如吴晗、费孝通、彭桓武、陈省身、许宝禄、林家翘、汪德熙、陈新民、赵九章等，都曾在清华研究院学习过。
在教书育人方面，叶企孙敢于打破常规、“独断专行”。最为人们所传颂的，就是他支持熊庆来，把只有初中学历、做小店员的华罗庚一步步擢升为大学教员，让他登上清华的讲坛。另一件事，就是把一位被旧社会称之为“听差”的青年勤杂工聘为仪器保管员，并辅助教授们讲物理课。这位工人，就是后来被抗日名将吕正操赞誉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的阎裕昌烈士。
叶企孙在教学工作中强调“无为而治”，也就是实效。资深院士胡宁是原北京大学理论物理所所长，30年代曾听过叶企孙老师讲课。据他回忆，叶老师慢慢地讲解课的内容，斟酌着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在讲课的同时，不断地对他所讲的物理问题仔细地分析和推敲，好像自己也是初次接触到这个课题一样。听课的同学自然而然地受到他的感染，跟着他一起思考。当叶先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或导出一个重要公式时，大家都有一种共同创造科研成果的新鲜感。
老清华物理系那时课程不多，但都是精选的重点课。4年当中，一共只学了大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学热力学、电磁学、光学和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近代物理、原子物理、相对论、无线电学等12门课，每学期只有一两门主干物理课。叶企孙先生倡导课余自学参考书。他在每讲完一个课题后，总是给同学们列出一些相关参考书，引领大家渐入佳境。
在讲课的时候，叶企孙先生总是从听课学生的特点出发，摒弃一般讲员以教学体系为中心或是以教师自我为中心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叶企孙从不为了赶进度而讲课。他强调讲课内容要少而精，并且常将教学大纲中不必要的内容舍弃掉。
叶企孙还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着重于讲清物理现象和物理概念，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例如，当他导出一个物理定律的偏微分方程式之后，便围绕这个数学公式，详细讲述每个数学符号所代表的物理现象、物理思想和实验过程；连正、负号表示什么具体的物理意义，都解释得非常清楚。许多学生说，正是听了叶老师讲的物理课以后，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物理学，才被引入科学的大门，才学会如何学习物理学。
叶先生不但对本专业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善于触类旁通地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教育学生。有一位学生物理和数学学得不好，他就安慰学生说不要着急。听说这位学生文史科目考得很好，他就举例说，学《史记》就要弄清：为什么司马迁要用“志”、“本纪”、“列传”这样的体系框架来描写这一段社会历史的发展。司马迁用叙述代表人物的方式来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盛衰、兴亡的内涵，用“志”来叙述社会发展的总面貌，用“太史公曰”来总结、评论某一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
视学生如子女，严师育出高徒
叶企孙是最受学生欢迎、最善于接近学生的大学教授之一。在清华大学物理系27年中，他的家是学生们最爱去的地方。他对每一级入学新生都要亲自面见，逐个谈话，甚至在小本子上记下学生的籍贯、所毕业的中学，以及家境条件等。
1998年，李政道在上海敬业中学纪念老师叶企孙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说：“他（叶老师）对我说，你的实验不行。若实验不行，则理论分数绝不给100分。叶师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极深。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没有叶企孙就没有今天的李政道。李政道入学后不久，叶企孙即发现他的自学能力超常，理论基础高过同辈。因此，叶企孙让李政道不必再来听自己讲的理论课，而专攻实验课。叶企孙并不是要李政道掌握实验技巧，而是要他通过物理实验的实践建立深刻的感性认识，从而深入地认识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牢牢地记住任何理性思维绝不可脱离实验根据——这是培养科学精神的关键，否则就绝对做不出真正的科学成就。李政道刚读完大学二年级，叶企孙就决定破格送他去美国读博士，11年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打破了中国人获诺贝尔奖零的纪录。而李政道当年上大学二年级时的理论考试试卷，叶企孙一直完好地珍藏着，足见他对学生的一片良苦用心。
叶企孙很善于运用一般教师意想不到的方法、措施来培养学生的素质。除李政道外，中科院化学部资深院士汪德熙也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汪德熙在回忆叶老师对他的教导时，说起了这样一件事。汪德熙曾有一个粗心大意的老毛病，多年难以改掉。在上叶老师教的热力学时，有一次参加大考，遇上一道难题，原理和计算都答对了，只是写错了一个加减号，导致答案荒谬可笑。按一般老师的规矩，只扣几分就行了，而叶老师却把整道题的分数都扣掉，事后还教训他说：“为什么不在写完答案时检查一下？这样荒谬的答案，竟不加考虑就交了卷。”这使汪德熙受到极大的震动，感到自己这个老毛病不是小事，从此便下定决心改掉。这件事以后，汪德熙与只教过他一门课的叶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极端艰苦，甚至连果腹都很困难。叶企孙先生却省出自己的工资，买了两包糖果糕点，在昆明的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听他的热力学课的全体同学。他对大家说：“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
半个世纪后，当年的学生还深深铭记着茶话会结束后叶先生的背影，总忘不了这位慈父般的老师将一群离家求学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儿女。叶企孙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的成才。即使学生毕业以后，他仍关注着他们，尽己之力予以帮助。学生冯秉铨常常激动地向人谈起一个情况：他毕业多年后才发现，老师叶企孙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为他取得的每一点成就、每一个进步而高兴。他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叶先生总会认真阅读，并提出看法。
叶企孙去世后，遗物中有许多信件，是离校多年的学生写给他的，内容多是向他汇报工作、科研情况。在1995年举行的叶企孙铜像揭幕会上，远在美国的学生戴振铎，特地托同班同学秦馨菱在铜像前向清华大学献上一本刚在美国出版的新著，表示向九泉之下的叶老师汇报。
学术自由，讨论成风
3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和吴有训老师的指导下得到很快发展，叶师、吴师鼓励在学术问题上自由争论，鼓励学生选修化学、数学甚至机械、电机、航空等外系课，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一直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系里经常有学术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的短期讲学、学术访问。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英国学者狄拉克、法国学者朗之万、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和欧洲航空权威冯？卡门等人，都在1934年—1937年间到清华讲过学。从玻尔的原子模型观点引发核外电子间的相互作用，从狄拉克的正电子假设联系到赵忠尧教授的伽玛射线实验结果的理论假说问题，从维纳的信息论看到科学的交叉发展问题，从冯？卡门的湍流方程问题引起对流体力学湍流问题本质的讨论，使同学们接触到世界上科学发展最前沿、尖端的问题和观点。
叶老师的口才不是太好，而且口吃，还带有上海音；但讲课的逻辑性很强，层次分明，讲物理概念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特剔深入，引人入胜。叶老师博览群书，他把金属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最新出现的成果吸收进了自己的讲稿。叶老师非常重视科技图书资料的收集。不论是从欧洲返国，还是访问欧洲，他一定会去瑞士的文化科技城——苏黎世的旧书铺，去看看有没有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之间的著名科学家的专著、全集、选集和历年过期的有名科技学报、期刊，并代学校购买。清华大学图书馆自1922年到1937年间曾收集大量名贵的图书资料，这对清华的科学研究和学风建立起了推进的作用。1936年日寇侵入华北前夕，叶老师曾组织人员将这些书全部装箱运到重庆，藏在市内山洞中，胜利后又运回清华。
在叶老师的书房和客厅里，到处都是一堆堆的书。他经常阅读英国出版的《自然》杂志，了解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报道，从而引导学生的注意和议论。
他更重视国家在当时的欠缺领域，并鼓励学生将来去补缺。他动员王大珩和龚祖同去英国学玻璃工业技术、涂长望学气象、钱临照学金属物理，傅承义去美国学地震、赫崇本学海洋学、赵九章学海洋动力和海浪、王遵明学铸工和热处理等。
在20世纪前半叶，叶企孙老师等人建立了科研、教学并重的清华大学理、工、农各学院及各系，并通过公开考试选派留美、留英公费生，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师小传】
叶企孙（1898—1977），原名鸿眷，号企孙，上海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该会第一、二届副会长，自1936年起任会长。1948年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苏步青：西南偏僻山洞里的数学课堂
苏步青是我国杰出数学家、教育家。他幼年聪颖好学，1919年东渡日本留学，1931年获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执教；参与创立中国数学会，并担任该会《学报》首任主编。1952年到复旦大学工作。1978年至 1983年任复旦大学校长，为中国现代数学的科研和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苏步青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现代几何学中的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有许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形式优美的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又转向计算几何学的研究，其成果在我国的造船和航空工业中获得了成功的应用，因此两度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浙大学派”，“东方剑桥”
当初在陈建功约他去浙大任教时，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准，为国家培养人才。”
在浙大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来他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了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而被国内外同行称为“苏的二次曲面”。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步青）链”。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盖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
的确，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后来在复旦数学研究所时，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等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这国难当头、举校西迁时，苏步青却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日本仙台的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见最后一面。苏步青把电报交给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苏步青妻子松本氏说：“我跟着你走。”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她送到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他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贵州湄潭。
他们在湄潭的生活十分艰苦。然而，困难总是吓不倒有意志、有毅力的人，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苏步青也是带着困难走上讲台的。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住所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其主要著作之一《射影曲线概论》一书。
据苏步青后来自述：“我和陈建功先生开创数学讨论班，用严格的要求培养自己的学生。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西迁贵州，我们被迫在山洞里还为学生举办讨论班。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了卓有成就的数学教授：张素诚，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正国，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吴祖基，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全治，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1942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剑桥。’”
严谨治学，山洞授课
苏步青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执教了将尽半个多世纪，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数学人才。1932年，也就是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二年，他和陈建功教授一起主持微分几何讨论班和函数论讨论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