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联大任教期间，唐兰开了很多课程，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等。唐兰先生是中国古文字学方面的大师，从甲骨文到楷书，原原本本地道出了文字的构造和演变。出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一书中，载有学生对该校100多位教授的评论，其中对唐兰的评介是：“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唐兰是古文字学的权威，是甲骨文、金文的专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除了《说文解字》之外，唐兰在联大还讲过词选。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在上海休假，所担任的课由唐兰代授。此年底，浦江清回到昆明。为酬谢唐兰代授半年词选课，他特意于12月25日在金碧路南丰餐馆请唐兰和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吃饭。
汪曾祺在提到唐兰独特的讲课方式时说：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还有人这样描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他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接下来要阐发一番宏篇大论。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唐兰的这种以不讲代替讲解的方式，和今天的诵读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古人一直很强调诵读的重要性。这种吟诵的方式，让学生体味到词的细微美妙之处，颇有点禅宗“明心见性”的意味。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他却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
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过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书法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以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当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
师徒情缘，巧系红丝
唐兰门下桃李无数，语言学家朱德熙是他在联大培养的众多学子当中的翘楚者。我们不妨从朱德熙的回忆中进一步了解唐兰。
1939年，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德熙有幸听了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和甲骨文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和汪曾祺同班，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1946年5月，在闻一多推荐下，朱德熙正式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助教。
唐兰不仅是朱德熙的恩师，还亲自为弟子牵线搭桥，做了一回月老。朱德熙与何孔敬订婚时，摆下桐城人的“水碗”，招待两位大媒——王竹溪、唐兰。1945年8月，朱德熙与何孔敬结婚。唐兰手书《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为条幅，并用金文字体写在朱红蜡笺上，挂在新房正中墙壁上。
他不但为朱德熙写条幅，还为另一个学生李埏新婚写横幅。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正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任继愈、石峻等30多人。由此不难看出，唐兰与学生的感情是非常融洽、亲密的。
朱德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深得唐兰的真传。他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描绘唐兰讲课时的神采：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课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数年后联大复原，唐兰执教北大。1949年后，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1962年，北大中文系请他给本科高年级学生开文字学课，裘锡圭任助教。在裘锡圭的记忆中，唐兰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尽管没有讲稿，他的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
此外，唐兰的弟子汪曾祺还提到其师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这让人想起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着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而唐先生填的“艳词”在同事当中传阅，丝毫也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竟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这些教授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将其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先生有着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成绩卓著的学子。在他培养的学生当中，有许多早已成为知名学者。唐兰先生每谈起这些人时，心中总是充满欣慰的幸福。1963年，北京大学请先生作关于古文字专题的演讲，先生刚一走进演讲会场，下面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见先生影响之大。
治学严谨，于书无所不窥
唐兰先生知识渊博，有着深厚而扎实的国学根底。他在1939年出版的《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说：“九年冬就学无锡，同学有熟习段注说文者，余由是发奋小学，渐及群经。”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曾称赞唐兰先生“于书无所不窥”。先生运用文献学、文字学、历史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知识，在学术研究中游刃有余，取得了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重要成果。
先生治学严谨，对一些治学的不良现象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例如，先生在去世前不久发表的《蔑历新诂》一文中说：“我对‘蔑历’一语，往来心目中，将五十年了，未敢轻于下笔。”可见先生在学术上用心之良苦，态度之谦恭。先生在一些论述中还批评有些人“想用十天半月东翻西检作学问是绝对不成的”，有时“外面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一个真实的学者，决不肯把学问看得如此容易的。”
先生一生用力最多、最勤的，应首称中国古文字学。古人最早将汉字的学习和研究称作“小学”，近人始称“文字学”。对汉字形体构成的研究，早在秦汉时代已逐渐形成“六书”之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六书更加理论化。六书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对这一有关汉字构成的传统说法，一般学者都墨守成规沿袭之，不能摆脱秦汉以来“六书”说的羁绊，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唐先生在研究古文字上，并不因循守旧和人云亦云。他在《中国古文字学》一书中说：“六书只是秦汉间人对于文字构造的一种看法。现在所看见的商周文字，都要早上一千年，而且古器物文字材料的丰富，是过去任何时期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不去自己寻找更合适精密的理论？”唐先生突破旧说，创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建构成汉字的“三书说”理论，对研究汉字的构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师小传】
唐兰（1901—1979），号立厂，又作立庵，曾用名唐佩兰、唐景兰，笔名曾鸣等。文学家、金石学家。1929年在天津主编过《商报》的《文学周报》及《将来月刊》。1930年在辽宁教育厅任编辑。此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936年任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北京。1952年回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等职，后任副院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78年任中国古文学研究会理事，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沈从文：创作、教书均怀赤子之心
沈从文先生教学非常敬业，这源自一颗诚挚的爱学生的心。在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身为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的沈从文，开过“大一国文”、“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同时参加《国文月刊》的编辑工作）。他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用手势，也没有任何戏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汪曾祺曾这样评价过他的讲课风格：“他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一言道出了沈从文先生的诚恳与率真。
胡适提携，首次讲课
说起沈先生的从教之路，不能不提到胡适先生对他的提携与帮助。许多年过去之后，沈先生对于自己第一次上课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1928年，生活困顿的沈从文，收到了徐志摩写给他的一封信：“你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但是，沈从文并没有因此而重返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一句“教书”，点燃了沈从文心中的希望，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当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该校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资料估计足供1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8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槛，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6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今天又是他上的第一堂课。因此，来听课的学生非常多。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他们中已有不少人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听到过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相、性格、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曾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所以，在他们的头脑里，不时浮现出想象中的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面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象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故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1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5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5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
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
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18岁，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她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因肤色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为“黑凤”（并成为他的夫人；而沈专一、热切追张的故事，也成了中国近代高校与文坛的一段佳话）。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自己的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
——这些心地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轻女性啊！
这10分钟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他慢慢平静下来，原先飞散的话语又开始在脑子里聚扰组合。……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围，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校长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虔诚育人，手书“写课”
在教学育人方面，沈先生很会为学生着想。为了让学生腾出更多的自学时间，他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这里面有他为学生们批改的习作，也有他特意为学生们找的各种课外读物。
在讲《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程的时候，有些资料一时不易找到。作为老师，他完全可以给学生指明方向，让学生自己课下去找。但沈先生不是这样，他自己动手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1尺，长4尺，并不裁断。抄成之后，卷成卷子，上课时发给学生。当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沉甸甸的资料时，心中的分量远比手中的这些竹纸深重许多。大家内心里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撼。这种震撼，来自于对沈先生敬业精神的钦佩！
由于沈先生祖籍湖南，讲课时不免带有浓重的湘西口音。有些学生因为听不懂，渐渐失去了兴趣。沈先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补救办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他评点的文字，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因此，有人戏称沈先生不是上课，而是在“写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