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在我写下以上的论述前发生，当我得到此点结论时，希望了解《易经》对于最新的情况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既然已加进了这场合，情况自然也随着我所写的而有了变化，我当然也希望能聆听到与我的行为相关的事。由于我一向认定学者对科学应负责任，所以不习惯宣扬我所不能证实，或至少理性上不能接受的东西。因此，必须承认在写这篇序言时，我并不感到太过快乐。要引荐古代的咒语集给具有批判能力的现代人，使他们多少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实在很难不令人踯躅不前，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相信依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除了眼睛可见的外，应当还有其他的东西。然而，尴尬的是：我必须诉诸于读者的善意与想像力，而不能给他周全的证明以及科学严密的解释。非常不幸地，有些用来反对这具有悠久传统的占卜技术的论证，很可能会被提出来，这点我非常了解。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搭载我们横渡陌生海域的船只，是否在某地方漏了水？古老的经文没有讹误吗？尉礼贤的翻译是否正确？我们的解释会不会自我欺骗？
《易经》彻底主张自知，而达到此自知的方法却很可能百般得到误用，所以个性浮燥、不够成熟的人士，并不适合使用它，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也不适宜。只有深思熟虑的人士才恰当，他们喜欢沉思他们所做的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物。但这样的倾向不能和忧郁症的胡思乱想混淆在一起。我上面就已提过，当我们想调和《易经》的占卜与我们所接受的科学信条时，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对此现象并没有解答。但无庸多言的是：这一点都不怪异。我在这些事情上的立场是实用主义的，而教导我这种观点的实际效用的伟大学科，则是精神治疗学与医疗心理学。也许再也没有其它的领域，使我们必须承认有这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同时再也没有其它的地方，可以使我逐渐采用行之久远，但不知为何运作的方法。有问题的疗法也许会不期而愈，而所谓的可靠方法却可能导致出乎意料的失败。在探讨无意识时，我们难免碰到非常怪异的事情，理性主义者常心怀恐怖，掉头走开，事后再宣称他什么事情都没有看到。非理性，它盈满生命，它告诉我：不要抛弃任何事情，即使它违背了我们所有的理论（理论在最好的情况下，其生命仍甚短暂），或者不能立即解释，也不要抛弃。这些事情当然令人不安，没有人能确定罗盘到底是指向真实或者指向了虚幻，但安全、确定与和平并不能导致发现，中国这种占测的模式也是如此。那方法很显然是指向了自我知识，虽然它总是被用在迷信上。
我绝对相信自我知识的价值，但当世世代代最有智慧的人士都宣扬这种知识是必要的，但结果却一无所成时，宣扬这样的识见是否有用处？即使在最偏见的人的眼中，这本书也很明显地展露了一种悠久的劝谕传统，要人细心明辨自己的个性、态度以及动机。这样的态度吸引了我，促使我去写这篇序言。关于《易经》的问题，我以前只透露过一次：那是在纪念理查德·尉礼贤的一次演讲中说出来的，其余的时间我都保持缄默。想要进入《易经》蕴含的遥远且神秘之心境，其门径绝对不容易找到。假如有人想欣赏孔子、老子他们思想的特质，就不应当轻易忽略他们伟大的心灵，当然更不能忽视《易经》是他们灵感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我知道：在以前，对于如此不确定的事情，我绝不敢公开表露出来。我现在可以冒这个险，因为我已八十几岁了，民众善变的意见对我几乎已毫无影响。古老大师的思想比起西方心灵的哲学偏见，对我来说价值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