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汉学家，但因为曾接触过《易经》这本伟大典籍，所以愿意写下这篇序言，以作见证。同时，我也想借此良机再向故友理查德·尉礼贤致敬，他深切体会到他翻译的这本《易经》在西方是无可比拟的，在文化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假如《易经》的意义很容易掌握，序言就没有必要写。但事实却不是这样，重重迷障正笼罩在它上面。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看成咒语集，认为它太过晦涩难懂，要不然就是认为它了无价值。理雅格的翻译，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可见的英文译本，但这译本并不能使《易经》更为西方人的心灵所理解。相对之下，尉礼贤竭尽心力的结果，却开启了理会这本著作的象征形式的途径。他曾受教于圣人之徒劳乃宣，学过《易经》哲学及其用途，所以从事这项工作，其资格绰绰有余。而且，他还有多年实际占卜的经验，这需要很特殊的技巧。因为尉氏能掌握住《易经》生机活泼的意义，所以这本译本洞见深遂，远超出了学院式的中国哲学知识之藩篱。
尉礼贤对于《易经》复杂问题的说明，以及实际运用它时所具有的洞见，都使我深受其益。我对占卜感兴趣已超过三十年了，对我而言，占卜作为探究潜意识的方法，似乎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我在1920年代初期遇到尉礼贤时，对《易经》已经相当熟悉。尉礼贤除了肯定我所了解的事情以外，还教导我其他更多的事情。
我不懂中文，而且也从未去过中国，但我可以向我的读者保证，要找到进入这本中国思想巨著的正确法门，并不容易，它和我们思维的模式相比，实在距离得太远了。假如我们想彻底了解这本书，当务之急是必须去除我们西方人的偏见。比如说：像中国人这样天赋异禀而又聪慧的民族，居然没有发展出我们所谓的科学，这真是奇怪。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这种观点目前正处在巨变之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无法完成的任务，当代的物理学正求完成。因果律公理已从根本处动摇，我们现在了解我们所说的自然律，只是统计的真理而已，因此必然会有例外发生。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图像：每一历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机率的干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规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机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这种特殊心灵的主要关怀。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我们必须承认，机率是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击毁且限制机率所带来的祸害。然而，和机率实际的效果相比之下，从理论上所得的因果关系顿时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石英水晶自然可以说成是种六面形的角柱体——只要我们看到的是理想上的水晶，这种论述当然非常正确。但在自然世界中，虽然所有的水晶确实都是六角形，却不可能看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水晶。可是，中国圣人所看到的却似乎是真实的，而非理论的形状。对他来说，丰富的自然律所构成的经验实体，比起对事件作因果的解释，更要来得重要。因为事件必须彼此一一分离后，才可能恰当地以因果处理。
《易经》对待自然的态度，似乎很不以我们的因果程序为然。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实际观察到的情境，是机率的撞击，而非因果链会集所产生的明确效果——他们的兴趣似乎集中在观察时机率事件所形成的缘由，而非巧合时所需的假设的理由。当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过滤、较量、选择、分类、隔离时，中国人情境的图像却包容一切到最精致、超感觉的微细部分。因为所有这些成分都会会聚一起，成为观察时的情景。
因此，当人投掷三枚硬币，或者拨算四十九根蓍草时，这些机率的微细部分都进入了观察的情景之图像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这“部分”对我们并不重要，但对中国人的心灵来说，却具有无比的意义。在某一情境内发生的事情，无可避免地会含有特属于此一情境的性质。这样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可以说陈腐不堪。但这里谈的不是抽象的论证，而是实际的状况。有些行家只要从酒的色泽、味道、形态上面，就可以告诉你它的产地与制造年分。有些古董家只要轻瞄一眼，就可非常准确地说出古董或家具的制造地点与制造者。有些占星家甚至于在以往完全不知道你的生辰的情况下，却可跟你讲你出生时，日月的位置何在，以及从地平面升起的黄道带征状为何。我们总得承认：情境总含有持久不断的蛛丝马迹在内。
换句话说，《易经》的作者相信卦爻在某种情境运作时，它与情境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性质上都是契合的。对他来说，卦爻是成卦时情境的代表——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时钟的时辰，或者历表上季节月分等划分所能作的，同时卦爻也被视为它成卦时主要情境的指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