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一些幻想家发明一些新的乌托邦，如柏拉图、托马斯·摩尔先生、H．G．威尔斯等。这些思想总认为，英雄的形象会像希特勒所说的那样，将会延续1000年。但英雄的形象看起来总是像复活节岛上那些雕像的粗糙、没有生气和始祖般的面孔——为什么，他们看起来甚至像墨索里尼！即使以生物学的术语来说，人性的本质并不是选样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可变的、敏感的、性情不定的、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并且不是静止的。人类真正的想像就是孩子的好奇，如处女和孩子，神圣的家庭等。
当我还是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时，我经常在星期六下午从伦教东端走到大英博物馆，日的是为了看看那个来自复活节岛的雕像，不知何故。他们没有将那个雕像放进博物馆。所以，我很喜欢那些古代祖先的面孔。但说到底，这些面孔都不如一张孩子有酒窝的脸。
如果说我在谈到复活节岛时有点失控的话，那也是有理由的。想像一下，孩子的大脑已经进化了。我的大脑重约三磅，而我的身体是大脑重量的50倍。但当我出生时，我的身体还纯粹是脑袋的附属物，重量也只有大脑的五倍至六倍。对于大多数历史来说，许多文明已经粗心地忽略了儿童大脑已经发达、蕴藏的巨大的潜力。事实上，最长的童年就是学会理解这一点的文明的童年。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只是要求孩子服从成年人的偶像。我们曾随波斯的巴克迪亚里（Bakhtiari）人在春天里移动。他们是一些幸存下来并正在消失的、在一万年以前就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古代生活的模式：成年人的偶像在弦子们的眼中闪耀着光芒。那些女孩是正在成长中的小母亲，那些男孩就是一些小的头领。他们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照料好自己。
当然，历史已不在游牧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之间。人类也决不会停止攀登。但那些年轻人的攀登、有才能的人的攀登以及那些富于想像的人的攀登，在两个时代之间已经多次变得十分犹疑不决。
当然，曾有许多伟大的文明。但我瞧不起哪种文明呢？埃及文明、中国文明，甚至欧洲中世纪的文明？用一种测试就可以说明上述文明都是失败的；他们都限制年轻人的想像自由。他们是静态的，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文化。之所以说他们是静态的，是因为儿子做老子做过的事，而父亲则做祖父做过的事。而说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文化，是因为人所产生的所有的才智实际上只有很少一点被启用；而且仅用来学习阅读、写作，学习另一种语言，以及用来爬上那特别缓慢的晋升阶梯。
在中世纪时，教堂才是通往晋升之路，因为对于一个聪明但很贫穷的孩子来说，要晋升舍此别无他途。在阶梯的顶端，总有一个偶像，神像将会说：“你已经符合最后的戒律，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了。”
例如，当伊拉斯默斯（Erasmus）在1480年成了孤儿时，就不得不作好在教堂工作的准备。那时的服务像现在的一样完美。伊拉斯默斯自己也许参与了14世纪的移动大军。我是在一座14世纪以前的教堂里听说这一故事的，该教堂位于格罗平纳（Gropina）的圣皮尔托（SanPietro）。但对于伊拉斯默斯来说，修道院的生活就是一扇对知识关闭的铁门。只有当伊拉斯默斯蔑视院规，自己看一些名著时，世界才对他敞开。“一个异教徒写信给另一个异教徒，”他说，“它仍有公正、圣洁和真理，我不禁要说：伟大的苏格拉底啊，为我祈祷吧！”
伊拉斯默斯交了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位是英国的托马斯。摩尔先生，男一位是瑞士的约翰·弗洛本尼尔斯（JohannFrobenius）。从摩尔那里，他得到了我第一次到英国时曾得到的那种感觉，即与文明思想打交道时的那种愉悦的感觉。从弗洛本尼尔斯那里，他了解了书籍的威力。弗洛本尼尔斯和他的家族是16世纪最大的名著出版商，包括出版医学名著。我认为，他们出版的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是有史以来所印刷的最精美的著作之一。在那本书中，出版者幸福之情像书中的知识一样强烈地跃然纸上。
这三个人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的著作（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摩尔的《乌托邦》及伊拉斯默斯的《愚人颂》）又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说，这就是智力的自由，而且那也就是我把伊拉斯默斯、弗洛本尼尔斯和托马斯·摩尔先生当作是他们那个时代伟大的里程碑的原因。智力的自由来源于那些出版的书籍，以及起源于那些1500年就提出、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学生****的那些问题。托马斯·摩尔是怎么死的？他之所以死，是因为他的国王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摩尔、伊拉斯默斯以及每个智者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正直的守护者。
自古以来，知识领袖与国家权威之间就有冲突。当我在杰里柯走在耶稣曾走过的路上，当我看到像耶稣赴死前曾看到过的耶路撒冷城在天际的剪影时，我就完全理解了这一冲突的历史有多久，冲突造成的痛苦有多深。耶稣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当时是他的人民的知识和道德领袖。但他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权力机构，在这一权力机构中，宗教只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工具而已。这也就是那些知识领袖们已经一再面临的选择的危机：如苏格拉底在雅典、乔纳森．斯威夫特在爱尔兰，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拒绝做以色列总统时。
我之所以故意提到爱因斯坦的名字，是因为他是一位科学家，是20世纪科学家们的知识领袖。这也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科学也是一种离政府很近、国家想利用的权力。如果科学完全为政府所利用的话，那么20世纪的信仰将会在冷嘲热讽中摔成碎片。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信仰，因为信仰作为对人的惟一性的认识和对人的才能和工作的一种奖励，都是不科学的，所以本世纪不可能建立任何信仰。科学虽然没有责任去继承人类，但却有责任去继承道德想像；因为若没有了道德想像，人、信仰和科学将一起毁灭。
为了具体地说明问题，我必须回到现在。对我而言，使这些论点人性化的人就是约翰·凡·纽曼，他于1903年出生于南斯拉夫一个犹太人家庭。如果他早生100年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听到他的名字。他也将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用希伯来语去注释教义。
因为他是一个数学神童，所以，他一生都被人们叫做“约翰尼（约翰的昵称）”。他十几岁时就写出了数学论文。他在两个学科都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他在25岁之前就成了名。
我认为我必须说，这两个学科都与玩有关。你必须明白：从任何一种科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所有的思想都只是玩的一种形式c抽象的思想是智力的幼态持续，通过这种智力幼态持续，人类就能不停地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是没有近期目标的（其他动物只在年幼时玩耍），即为了某个长期战略或计划作准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英国与约翰·凡·纽曼一起工作。他在伦敦的出租车上第一个向我谈到了他的《博弈论》。出租车是他所喜爱的谈论数学的场所之一。由于我非常喜欢下棋，所以我很自然地对他说道：“你说是像下棋一样的博弈的理论？”他说：“不，不。下棋不是一种博弈。下棋只是一种有严格定义的计算。你也许不能找出答案，但在理论上，一定存在某种答案，即什么时候走在什么位置。而真正的博弈则完全不同，现实的生活也完全不同于此。现实生活充满诈骗和许多小小的带欺骗性的策略，并且你必须不断地问自己，别人将认为我下一步会做什么。这一切才是我的理论中所说的博弈心”
那就是他的书的主题。真是奇怪得很，竟然能找到这样一本又厚、内容又严肃，且书名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书，书中有一章就叫做“扑克与诈骗”。多么令人吃惊，多么令人害怕！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封面上竟然写满了看起来非常华而不实的等式。数学不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活动，特别是像约翰·凡·纽曼一样非常敏捷和极具洞察力的头脑中，不会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贯穿全书的是一条清晰的智力线，就像一首乐曲一样，等式的全部分量简直就是管弦乐曲的低音。
在他此后的一生中，约翰·凡·纽曼将这一学科转到另一方面，并形成了我称之为他的第二个伟大创造的思想。他当时认识到，计算机从技术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也开始认识到，人们必须清醒地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与计算机中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像下棋或做工程计算那样精确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