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填这一片风景，为了显示所有希腊文化的遗迹，为了充填在入侵之后已经被抛弃的希腊村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积极鼓励另外一些人搬进来，毕竟，仅仅有4万人北上替换南下的17．5万人。最有争议的是那些“土耳其殖民者”，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数千农民，而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本土最贫穷的一个地区，他们占据了默索里亚整片的村庄，并在法马古斯塔山下的平原上建筑起多处新城。这些殖民者多半是些行为保守、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被自由得多、教育水平更高的本土土耳其塞浦路斯人所轻视，也是希腊塞浦路斯人的愤怒的来源，那些人认为他们是闯入者，非法占领了古老的“希腊国土”。
处在另外一个极端上的是流亡海外的人，他们大部分是英国人和德国人，他们要么是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拿到了永久居民证，要么夏季在那边的别墅里度假，这些人优厚的地位在风景如画的卡尔米村有最明显的证据。卡尔米村位于俯瞰着五里海滩的基伦里亚山上，1974年以前一直都是一座希腊塞浦路斯人的村庄。今天，它只在法律上属于“欧洲”，意思是说，不仅仅希腊人和土耳其本土人禁止在那里拥有地产，而且塞浦路斯人也不得不那么做。笔者在舒适的桅楼酒吧里跟老板玩过一场赌博游戏，这位生性良善的英国人，叫斯迪夫·克拉克，一边玩一边解释了这一切的由来。
“这么说吧，1974年，土耳其人登陆了，那些头脑不清的家伙（希腊人）全都逃进山里，也不能说我在责怪他们，反正这个地方就那么土崩瓦解了。一些外国人还生活在这里，他们最终团结起来，大家一起去找登克塔什，说‘只有把这个地方变成全欧洲人的地产，这个村子才会有救’。登克塔什同意了，自那以后，局势就是眼前这个样子的。”
以租借25年换取对这个村子荒废房屋的修葺，结果，“欧洲人”很快就把卡尔米变成了一座塞浦路斯山城适度的摹本，哪怕这里充斥着大量的花坛和花哨的房屋名。这个小镇最后一次市镇会议的记录，用大头针钉在希腊老教堂旁边广场上的一个公告亭上，根据这份会议记录，居民们最关心的事情涉及不断上涨的水费、狗只扰民和租户音响开得太大。哦，还有为将租期延长49年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登克塔什总统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嗯，是为整个国家做了很多事情，”一位接受过很多灌输的英国妇人在桅楼酒吧里说，“但是，在租期的事情上要想得到明确的答复，我们可还得苦熬一阵子啊。”
虽然其他许多生活在北部海岸的流亡海外者觉得卡尔米的种族隔离政策品味低下，但是，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与这个城镇的居民们有共同语言。跟别处一些坚定的流亡者一样，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狂热的皈依者色彩。他们往往用强烈对照的黑白色来描述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他们基本上不可能做错什么事，合并将是一场“灾难，一场大屠杀”，希腊人很懒惰，诡计多端，邪恶，永远不可相信。对那些“欧洲人”也有一种近乎种族歧视的愤怒，是人们很少在土耳其塞浦路斯人那里听到的一种愤怒，许多人将这股子怒气发泄到劝说政治家们“回家来”给予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全面的确认，而这个观点，在延长租期的文件最终送达登克塔什的办公桌的时候，是一定不会不予考虑的。
毫不奇怪，希腊塞浦路斯人抓住了这里面的每一个问题——对古代遗物的亵渎、土耳其殖民者的“涌入”、卡尔米的“非法侵占”——并把这些补充到他们的活动中。不过，对于所有这些，劳夫·登克塔什都有一个现成的快速答复。
听总统谈话的时候，我开始想，不知道对于同样的这些问题，他都回答过多少次了，都做过多少次讲演，对来访的外交人员，对新闻记者，对他的同胞集会。最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要避开我的第一个问题而引导我回到他的历史课堂。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任何内容好谈的了。塞浦路斯当前的局势吗？跟去年一样，跟20年前一样。虽然是一个希腊传奇，但在劳夫·登克塔什的身上却有一股子西绪福斯的味道。在过去25年里，他一直都在谈基本上同样的内容，除开他的唱诗班以外，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希腊的塞浦路斯人、美国人和周期性地来往于这个岛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谈判者总在寻找一个角度，一个入口，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角度或入口。在历史的问题上，劳夫·登克塔什态度坚决，毫不退让，而且浸染其中，因为他的人民也是如此。
“您有倦于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吗？”我问，“您可是在听同样的问题，做出同样的答复啊？您可曾想到过要抛弃这一切，退休到瑞士找个什么地方安度晚年？”
登克塔什面露微笑。“不。我觉得，用自己能够想出的办法把我们的信息传递到世界其他地方，这是我作为一个总统职责的一部分。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永无退休之日。再说瑞士也太冷。”
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到最后，总统送我出门的时候，他突然间转身朝很高的一个书架走去。他踮起脚尖，伸手抽出一本超大版本的简装书，然后递给我。那是一本摄影集，是他多年以来在他小小的王国各处拍摄的。我很快翻动起来，显示出自己对摄影集的欣赏，有很多村民的好照片，另外一些看上去像标准的明信片，我想起自己见到过的他本人的一张照片：相机挂在脖子上，看着1996年8月的暴力事件在德林尼亚郊外的无人之地展开。
“如果塞浦路斯的局势跟50年前一模一样，”我问，“那会使您难受吗？”
登克塔什好像第一次被问住了。他抬头看看他的书架。“嗯，我倒想这么看，到某个时候，进步是会有的，其他国家会确认我们的合法性。”
“但是，您已经找到了回避这些难题的办法。您有安全，您有一个祖国。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那会让您难受吗？”
他对我耸耸肩。“不一定。”
塞巴斯蒂安·荣格尔
塞浦路斯共和国
如果你去塞浦路斯，很快会听说皮拉，那是拉纳卡郊外的一个小镇，土耳其塞浦路斯人和希腊塞浦路斯人在那里和平共处。那个小镇整个儿都在缓冲区内，因此双方都不能宣称它是自己的领土。土耳其人入侵时期，双方都在不同时期寻求联合国的保护，今天，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观察站的影子底下。不过，“在一起”只是一个相对的用语。有两个市长，两个市镇厅，两个邮局，两个电话系统，还有两家咖啡屋。事实上是有两个城，尽管希腊塞浦路斯人无一例外地总是拿皮拉当作由两个民族社会构成的合作政体的光辉典范。
另一件使皮拉十分著名的事情是它的新鲜鱼类，那是曾在这个城镇里存在过的黑市贸易的遗迹。由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不是一个受到承认的国家，它极有可能忽略诸如进口税和版权等的细节，使得土耳其塞浦路斯的商人能用最低的价格向希腊塞浦路斯人销售西方的花哨产品。10年以前，皮拉共有40或50间土耳其商店从事皮夹克、牛仔时装、廉价眼镜和篮球鞋等十分红火的生意，但是，希腊塞浦路斯官方最终取消了边境贸易，因为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进行的任何商业活动，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是对一个非法政府事实上的承认，因此也违反了希腊塞浦路斯人的法律。另外，拉纳卡的店主也因此而生意欠佳。警察开始把汽车靠到路边，并且收缴非法货物，不久之后，惟一剩下来可以销售的东西，就只有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抓到的新鲜鱼了。
初春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开车前往皮拉。树枝突然开始发芽，地中海在远处闪出蓝色的光芒，天空纯净无瑕。皮拉看上去跟周围其他的任何一个农耕城市差不多，一串小小的石头房子和廉价公寓组成的小区背后，是东塞浦路斯无论怎么看都提不起精神来的田野。进城的路上没有设检查站，也没有需要向他们显示证件的警察，因此，就这么开车进城后，我把车停在了广场上。广场一侧有一家希腊人开的咖啡屋，另一侧是土耳其人开的咖啡屋，中间是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观察塔。在附近的小山上，有土耳其人的机关阵地和阿塔图克巨大的金属侧面轮廓图，从斜坡上一直跨入城区。
由于两侧都有开放的进出通道，司各特决定在这里跟我见面喝一杯饮料，我刚刚从车里一出来，他就走上前来跟我握手。我担心，经过一周的土耳其宣传后，他会叽里呱啦地谈起希腊人的暴行，但是，看上去他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他到这里已经一个小时了，已经与土耳其人的市长（他们称为马克哈塔）安排好了一次会谈，因此，我们跨过广场，走进有很大的厚玻璃板而且与路面齐平的一间办公室。这位马克哈塔的名字叫梅赫梅特·萨卡利。他穿一件旧的蓝色制服，袖口都磨坏了，还有一件黑色的羊毛衫，里面穿着衬衣，结着领带。他的鞋需要换鞋底了，他的皮肤有一种皮革似的品质，一般在农夫或农场工人身上才会看到。司各特问两个社区之间的关系如何。
“不是太好，”他说，“土耳其人不去希腊塞浦路斯人开的咖啡店，希腊塞浦路斯人也不去土耳其人开的咖啡店。如果希腊人过来跟土耳其人谈话，城里的间谍会上前盘问他们。他们每天都让人们彼此隔离。”
“以前的关系如何？”
“1958年以前还很好，”市长说，“之后，埃奥卡就开始杀人了。”
我和司各特都得知，多年以前，联合国授予皮拉一笔100万美元的革新赠款，但是，皮拉城失去了这笔钱，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如何使用这笔钱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成功的合作可以成为一个样板，供塞浦路斯其他地区效仿。他们称此为两个民族社会共同的活动，这些活动将极大地便利希腊塞浦路斯人为欧盟所接受，尽管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一直在提出反对意见，但这是他们一直在大力推行的一件事情。司各特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用那笔钱建了一个咖啡屋和一座教堂，”萨卡利说，“但是，在别的所有事情上我们都无法达成一致，因为希腊人坚持要全部使用希腊工人。我跟另外3名希腊市长一起工作过，但现在，塞浦路斯政府插手一切事务，这是很不利的。我们开了10次会，这位市长每次都拒绝到场，或者仅仅派他的办事员来。因此，我如何能够信任他呢？”
司各特恶意地朝我瞪一眼，我装作没看见。会谈结束后，我们在希腊塞浦路斯人的咖啡屋里喝咖啡，之后，司各特离开城里，我就去跟希腊塞浦路斯人的市长谈话。他不在，但那位办事员在，是一位脸刮得很干净的小伙子，叫斯塔佛鲁斯·斯塔弗隆。他在崭新的办公室里为我让座，问我想了解什么。我把问过土耳其市长的同样问题拿来问他，先从两边的关系开始。
“这取决于你在看什么，”他说，“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彼此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也会看到整整一个村子处在冲突中。引起紧张的往往是外来的干涉，我的意思是说一些政客的干预。去年一年不太平，因为（土耳其）新市长是极端主义分子的被保护者。”
我告诉他，那位“新市长”，也就是萨卡利，说那件事情之所以没有办成，是因为希腊塞浦路斯人的市长不断拒绝与他见面。斯塔弗隆摇头：“我们最后雇用3名希腊塞浦路斯人维修东正教堂，12名土耳其塞浦路斯人翻新土耳其人的咖啡屋。这两项工程都成功地完成了，但之后，土耳其这边遇到选举，新市长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当选。老市长被迫放弃候选人的资格，这就是我所说的‘外部影响’的意思。”
人们假定萨卡利是登克塔什政权的一个傀儡，看来萨卡利坚持完全由土耳其人控制，因此而破坏掉了那个项目，而希腊塞浦路斯人是肯定不会接受完全由土耳其人进行的控制。皮拉镇仅只用完了那100万美元当中的10万美元，其余的部分只好放弃，因为两边无法达成共同意见。各方分别放弃近100万美元，目的是让对方看上去很糟糕，这对塞浦路斯的政治领袖是一个毁灭性的评论。如果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无法合作，而且这是一个受到失业问题严重困扰的综合城市，那他们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合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