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左氏春秋》书名的来源问题
《左传》即《左氏春秋》，既主要为吴起所编撰，其书名的来源是否与吴起直接有关呢?这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章太炎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认为：
“《左氏春秋》者，因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此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曰左氏。”(《春秋左传读?隐公篇?丘明》)其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袭其说，认为《左氏春秋》之得名，“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郭沫若也认为：
“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式’。后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当之”。(《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版第228页)童书业先生也据《韩非子》：“吴起，卫左氏中人也”，说：“此《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邪?”(《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352页。)诸家都如此主张，似成定说，我则以为，这个问题还待研究。因为吴起虽说是卫左氏人，但是，在卫时吴起并没有接触《左传》，就《韩非子》说吴起为左氏人一段记载，是讲吴起在卫出妻的故事，此时吴起正值青年，具有初步的法治思想。这时他还没有和儒家发生关系。据《史记》说，吴起在卫，“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由此看来，吴起在少年时未曾学儒，青年时在卫也没有当官，并不得志，且杀人后从卫出走。吴起荆鲁时才师事曾申，与儒家发生关系。他接触《左传》当在鲁之时。刘向《别录》说《左氏春秋》的传授关系为“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的说法与吴起本事相符。由此可见，《左氏春秋》之得名，与吴起是左氏人并无直接的关系。章太炎先生说“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曰左氏”。此论出于主观臆测，与史实不能相符。
从上述姚鼐关于《左传》作者的意见，可见《左传》主要成书于吴起，但左丘明实有草创之功。《左氏春秋》之得名，当是因左丘明之故。
五、吴起不是史起
吴起既然传授和编撰《左氏春秋》，他是否为史官，是否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史起呢，郭沫若《述吴起》一文说：
“我还疑心吴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9月新一版第229页)他引《吕氏春秋?乐成篇》史起引漳水灌邺事，认为西门豹在史起之后治邺。郭沫若是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引“《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民田，民歌之曰，云云”。他认为，史起、西门豹均是魏文侯时的人．引漳灌邺的水利工程，“开之者史起，而成之者为西门”。他进一步说：
“看这个故事中的史起，其作风和态度实和吴起极相似，同属文侯时，同名起，则孔颖达要认为即是吴起，确是甚有见地。阮元《校勘记》非之，谓‘高诱注《吕氏春秋?乐成篇》云西门豹文侯用为邺令，史起亚之，吴乃字之误’，是未达孔氏意，乃以不误为误了。”(《述吴起》)总之，郭沫若认为史起即吴起。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把《吕氏春秋?乐成篇》和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的两段文字照录如下：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别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也止善，贤主以之■■也立功”。(《吕氏春秋?乐成》)
“《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从灌田。民歌之曰：‘决漳水以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梁’。”(《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襄公二十五年)比较这两段引文，显然是孔颖达把《吕氏春秋?乐成篇》的魏襄王改为魏文侯，史起改为吴起。这两处修改，魏襄王改为魏文侯，看来是对的。郭沫若说：
“《汉书?沟洫志》亦载此事，然分析为两个时期，以西门豹属魏文侯时，以史起属襄王时。西门豹固文侯时名臣，而如《史记?河渠书》、《水经?浊漳水注》均以引漳灌邺为豹事，《后汉安帝纪》初元二年亦有‘修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之语，则引水灌田确亦文侯时事，史起不得属于襄王。史起引渠，何乃归于西门豹?案此‘使他人遂为之’之他人盖即西门豹。故开之者史起，而成之者为西门。是则《沟洫志》实误，而后人复据《沟洫志》以改《吕览》，因有此纠葛。后人亦有为折衷之说者，如左太冲《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这可是不必要的聪明”。(《述吴起》)郭沫若这段论证是有力的，可取的。但孔颖达改史起为吴起，就不对了。此处显然是孔颖达的笔误，“史”与“吴”形近而误，阮元《校勘记》之说是对的。将“史”字误为“吴”字不只孔颖达一人，还有《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五一段引文，也说：
“邺有吴圣令为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这里就是把“史”字误为“吴”字。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乐成篇》第101页注〔四二〕说：
“疑‘吴’为‘吏’误，在‘为’字下，错倒于上耳。”
比较《太平御览》其他多处引用这句话，足证陈其猷先生之说是正确的。如果把它更正过来就是：“邺有圣令为史公”，这就和《吕氏春秋》所记一致了。可见“史”、“吴”形近而误之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从吴起到魏的记载看，《史记》说，吴起到魏以后“魏文侯以为将，于是击秦，拔五城”。这就是说，吴起从鲁到魏以后，很快得到重用，为将击秦，攻占西河。接着参加伐中山，之后即任西河守。吴起守西河是他在魏的主要事业。《史记》没有讲吴起治邺的事。西河与邺相隔甚远，吴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时兼任邺令。另外，吴起是否任过魏文侯的史官呢?《史记》也无记载。当然，吴起在鲁师曾申，学习《左氏春秋》，具有史官之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吴起既没有任邺令，也没有任魏文侯的史官，则史起就不是吴起。再说，史起是否必定是史官，也不一定。在春秋时期如卫国大夫史鱼，就不是史官。(见《论语?卫灵公》)史鱼又作史■。(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宣公十五年，又见《战国策?燕一》)仅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一条不太可靠的材料，是不能说明史起就是吴起的。因此，我认为史起并非吴起而当另有其人。
西门豹治邺是在史起之后，集史起引漳水灌邺之大成。因为据《吕氏春秋?乐成篇》记载，史起治邺以后，遭到当地的旧贵族的反对，要藉史起，魏文侯就派人任邺令继续引漳水灌邺的事业，所派之人就是西门豹。西门豹在史起的基础上，修了十二条水渠，完成了引漳灌邺的水利工程。因此郭沫若所说：“开之者史起，而成之者为西门”。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只讲了西门豹引漳灌邺的功绩。之后，褚少孙在补写《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事迹时，就把西门豹引漳灌邺以及破除“河伯娶妇”迷信的故事，作了详细记载，肯定了西门豹治邺的功绩。据陈其猷先生《吕氏春秋校释》第1000页注〔三九〕说：
“毕沅曰：梁伯子云：《史记?河渠书》‘西门豹引漳水溉邺’，《后汉书?安帝纪》‘初元二年修西门豹所分漳永为支渠以溉田’，《水经?浊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邺’。《吕氏春秋》所言不足据，《汉书?沟洫志》乃误仍之。左太冲《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斯得其实”。⊙奇猷案：以褚少孙补《史记?滑稽传》载‘河伯娶妇’事推之，必是邺地因漳水泛滥为灾，三老廷掾祝巫借故以敛民财，西门豹治邺，除河伯娶妇之害，遂浚漳水以消水灾，则西门豹浚漳必是事实。引漳溉田，最早见诸《史记》。疑《史记》系将史起引漳溉邺附会为西门豹事，左太冲则调和二说。梁氏不之察，仅据《吕氏》以后之书之记载而断《吕氏》言不足据，失之。又案：《汉书?沟洫志》作‘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
陈其献先生认为，梁伯子说《吕氏春秋》云，史起引漳灌邺事不足据。这是不应该的。而陈其猷先生又认为西门豹引漳灌邺，除河伯娶妇之害是事实。即承认了引漳灌邺是由史起和西门豹共同完成的。这样，应该是史起在前，西门豹在后，而陈其猷先生说：“疑《史记》系将史起引漳灌邺附会为西门豹事”。这就值得商榷了。而左太冲《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之说，应为“史起溉其前，西门豹灌其后”，才是事实。
西门豹集引漳灌邺之大成，在历史上受到人民的歌颂。是应该的。但是，史起初创引漳灌邺的功绩，后人也没有完全忘记，《吕氏春秋?乐成篇》首先记载史起的功绩，之后，《汉书?沟洫志》也记载：“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千古舄卤兮生稻梁。”此当据《吕氏春秋?乐成篇》。《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引作“邺有圣令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斥卤兮生稻粱。”《艺文类聚》十九引作“邺有圣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太平御览》六十四、八百二十一、八百三十九均引此事。另外，在明万历年间《重修万金渠闸记》也说：“邺旧有万金渠，实西门豹、史起二公遗迹在焉”。总之，史起只是首创引漳灌邺有功的历史人物，与吴起并不是一人。有关史起的事迹，文献记载缺乏，有待于今后考古发掘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左传》的作者，不是一人。它草创于左丘明，主要成书于吴起。因此，吴起不仅是战国初期的政治军事改革家，也是史学家。他在我国史学史上应占有相当的地位。虽然如此，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左氏春秋》的得名，并非因吴起是卫左氏人之故；吴起也未作过史官，史书上记载的史起并不是吴起。
（转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