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传授和编撰《左氏春秋》（孙开泰著《吴起传》第三章第五部分）
吴起在任西河守期间，利用打仗和从政的空余时间，还研读古籍，传授《左氏春秋》并进一步编撰《左氏春秋》。
一、关于《左传》作者的争论
《左传》(即《左氏春秋》)是我国史学史上具有丰富和可靠材料的第一部编年体的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都有争论，至今尚未有定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意见：
1.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司马迁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他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迁还认为《国语》也是左丘明著的。他说：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看来，左丘明是个瞎子，实有其人。他品德高尚，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孔子曾说：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正义》引刘向《别录》谈《左氏春秋》的传授关系说：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刘歆、桓谭、班固都主张《左传》成书于左丘明。魏晋南北朝也无异议，直到唐代陆德明还说：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坪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经典释文?序录》)陆德明所引据的还是刘向说。《四库全书总目》说：“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当然，左丘明的岁数是个问题，这也很难考证。如果他能活到曾申青少年时代，当也是高寿了。
总之，从以上材料看来，左丘明对编撰和传授《左传》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2.《左氏春秋》与左丘明无关。最早持此说的是唐代人赵匡。《四库全书总目》说：
“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春秋左传正义〉提要》)以后也有人主张此说，如清代学者崔述。今人杨伯峻先生说：
“这个问题，经过很多人的研究，我则以为下面的两点结论是可以肯定的：(甲)《国语》和《左传》的作者不是一人；(乙)两书都不可能是和孔子同时甚或较早于孔子(因为孔子这段言语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的左丘明所信。”(《论语译注》第52页)
3.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徐中舒作《〈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一文认为，《左传》最初是出很有修养的瞽史左丘明传诵下来，而由于夏门下编写成书的。他说：
“纬书《孝经》说谓：‘孔子以《春秋》属商’，商即子夏之名。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这无异于说子夏传习《春秋》，即有阙文，也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不敢有所增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者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三矣’。《春秋》传自子夏应是战国以来孔门相沿的旧说。《吕氏春秋?察传篇》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步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此《史记》当为卫史，子夏习于《春秋》所以能正卫史之误。《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徐中舒认为：“《左传》写定于六国称王以前”，因此他说：
“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时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二年，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再传的弟子”。
4.认为《左传》出于刘歆伪撰。共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今人也有持此说者。
5.认为《左传》主要是吴起等人编撰，但并不排斥左丘明草创之功。最早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说：
“《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承认刘向《别录》说左丘明是《左传》的草创者。又据《左传》的内容，认为：
“《左传》源流诚与吴起有关。吴起始于魏、卒仕楚，故传言晋、楚事尤详，而为三晋之祖，多讳其恶而谥称其美，又善于论兵谋，其书于魏天造饰尤多，魏绛在晋悼时，甫佐新军，在七人下，安得平郑赐乐，独以与绛?献子合诸侯于位，而述其为政之美。《魏风》至季札时亡久矣，与邶、■、桧等，而札独美之，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此与魏大名，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之谈。皆造饰以媚魏君。又忘明主之称，乃三晋篡位之称，非季札时所有也”。
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一书中对《左传》的作者有专门考证，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左氏补注序》)似非妄说。”他在《〈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中根据他对《左传》内容的研究，提出四条，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说：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成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弑父、共王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因此，童书业认为，《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
6.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主张这种意见的是钱穆和郭沫若。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版)一书的《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从《左传》的预言的验否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他说：
“《左氏》书好预言，其言有验有不验。顾氏《日知录》卷四举其事，如三良殉死，《左氏》云君子是以知泰之不复东征，此至孝公以后即不验。又季札至鲁，闻《郑风》，以为其先亡，而郑至三家分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卫迁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日人狩野直喜为《左氏辨》，据此推论，谓‘《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又谓‘三孙满卜年七百，卜世三十语，自成王定鼎后七百余年，当在威烈王安王时，其言卜世三十，特举成效’，以狩野此论，会之姚说，两节适符。吴起死于威烈王二十一年，周室日卑，正切卜年七百卜世三十之数。时蔡曹滕皆已灭，郑灭惟在吴起死后五年，自吴起之卒上推卫迁帝丘已及二百八十年，所谓卜年三百者，亦恰肖，则顾氏之疑辨，狩野氏之推测，岂不正为姚氏说之证成耶?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述吴起》中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说：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指楚史《■杌》——引者)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