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战国一哥
32178300000070

第70章 最后谜团

从一则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全新的结论——

吴起生前,可能并不在鲁国的国君处任职,而是在鲁国季孙氏的采邑中任职!

历史背景:鲁国的大权,从鲁桓公之后起就掌握在三桓手中,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他们三家世袭司徒、司马、司空三大要职,掌握鲁国朝政,从春秋中后期,即便是孔子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出仕也得三桓家点头才行。三桓与鲁国君主的关系,其实就相当于晋国的魏、赵、韩三家与晋国君主的关系,是君弱臣强。到了战国初期,吴起到鲁国求职的时候,这样的政治背景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过去,在理解韩非子上述的“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这句话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鲁”当指鲁悼公,因为“鲁悼公”有“悼”,像是个受难的国君。这被钱穆先生论证为是错误的理解,因为晋厉公、卫出公、楚声王等被杀之后,次立之君皆谥号“悼”,说明不是本人受难而是前君受难才称“悼”。这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观点。

但是,钱穆因为核查战国史料时,并没有鲁君被杀的记载,于是,就断定“鲁季孙新弑其君,”是“韩非子误记,不足信。”不过,也有专家认为钱穆太武断了,因为到战国初期,诸侯国中,除了称国君为“君”之外,称封君也叫“君”。有考证说,这时的季孙氏已经称“费君”。所以,韩非子所说的这个“君”,应该是“封君”而不是“国君”。结合其他史料知道,季孙氏家遇到家贼,为其臣下所害——就像“楚声王被盗所杀”是一个意思。韩非子在下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今季孙乃始血”,并不是鲁君的血,表明的不是鲁国君主被杀,而是季孙家的族长,即“封君”被杀。

于是,“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nu,三声),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者矣。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可知也。’吴起因去之鲁。”可以译成这样的意思:正值鲁国季孙氏(封君)被杀(盗杀)的时候,吴起在他那里做了家臣。于是,有人对吴起说:“死去的人,刚死的时候流血,血尽了皮肉就会萎缩,皮肉萎缩就会腐烂成灰,腐烂成灰就会化为泥土。等到化为泥土以后,就不能作祟了。现在,季孙家刚刚流血,往后的发展大概还不可知吧。”吴起因此离开鲁国到魏国去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理解,坚持认为是季孙氏杀了鲁国的君主。

如果如钱穆考证的在那个时段没有鲁国君主被杀,而季孙氏家正好遭盗,韩非子又记载了这件涉及到吴起的鲁国的“君”被杀的案件,那么,就可以推测这个“君”应该是“封君”,即是季孙氏家的这个时段的继承者(族长)被杀。

即便文中不是“封君”,从这个记载,我们获取到这样一个新的信息——

吴起在离开鲁国前,是从季孙氏家的家臣职位上出走的!

什么是家臣?

春秋至战国时代,周王朝在京城洛邑有一套行政班子,各诸侯国的国君在自己的都城中也有一套行政班子,而各个诸侯国的卿大夫(高级贵族)在自己受赐的采邑里,也有一套行政班子。三套行政班子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属于高、中、低,相当于大朝廷(周王室)、“******”(国君);“小小朝廷”(卿大夫)三级。但是,它们各自都是独立的,各自形成完整的行政和官吏的一套制度。比如“相”、“傅”、“大夫”、“宰”之类,周王朝中有这样的官职,各诸侯国的朝廷也有,而在卿大夫的采邑里同样有,只是级别有差异。在称谓上,一般习惯将卿大夫的“相”、“傅”、“大夫”、“宰”前面附加一个“家”字,以示区别。孔子的父亲,曾经做过的孟孙氏采邑“防”(地名)的“宰”(地方官),可以称做“家宰”。

家臣是卿大夫行政班子所有官员的统称。孔子的许多学生都做过三桓家的家臣。

既然吴起是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职位上离开鲁国去魏国的,那么,就不存在吴起在鲁国朝廷、即鲁国君主那儿任职的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做过鲁国大将军的职位,即在国君的“******”做过高官的职位,怎么会下降到季孙氏的“小小朝廷”去做什么家臣呢?

从这一段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吴起离开鲁国前并没有在鲁国君主那里供职,而是在季孙氏家供职。如果是这样的话,吴起离开鲁国的原因,一者不是被鲁国君主炒鱿鱼;二者,吴起仕鲁是在季孙氏家而不是国君那儿,因为从孔子及其学生做官的经历看,都是先从做三桓的家臣开始,然后才过渡到做国君的属下。孔子父亲就是这么个发展过程,孔子本人也是这么个发展过程。怎么也不会有先在国君那里做了鲁国大将军职位之后,再去做季孙氏手下的家臣的。这个太表面化违背礼法和常识习惯的做法,不会发生在战国初期。

鲁国历史上,最终没有发生像晋国、齐国那样的僭越行为,三桓最终没有废弃鲁君自代,这跟鲁国是一个礼法国家有很大关系,所以,在鲁国,不可能让朝中的吴起大将军被国君贬掉之后,再下放到国君手下大臣的家中做私臣。这不合历史背景。如此看来,司马迁记载的“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的确是有不实之嫌;关于吴起是被鲁国君主赶出鲁国的记载——即司马迁所说的‘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韂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韂。’鲁君疑之,谢吴起。”(所引同前)也是跟韩非子所载相矛盾,并且不太符合历史大背景的。

不过,我们后人已经不知道太史公所引用的是何种史料了。

我们只能够根据韩非子的记录来说明一个史料中已经存在的事实——

吴起可能没有在鲁国的朝中任过职!

根据年代,吴起在鲁国的时日应该是鲁元公时代(公元前428-前408年在位)。鲁国从春秋以来都很弱,在与齐国的对抗中从来都是处于落后挨打的,孔子时代曾经在孔子学生冉求的指挥下打过胜仗;而在孔子的晚年,在子贡的出使之下,利用吴国的力量,抗击齐国取得过胜利。而在鲁元公时代,鲁国三桓专权更加严重,公室虚弱,怎么可能战胜大国齐国?前面已经论证过,在吴起青年和中年时代,鲁国都没有战胜齐国的战争记录。

这个证据证明,吴起在鲁国朝中,并没有做过“公务员”;于是,可以进一步说,他不可能当过鲁国的将军;吴起在鲁国连将军都没有当过,他也就不可能去“杀妻”了!

吴起如果没有做过鲁国大将军,

没有取胜的历史记载,

哪里又能够有“杀妻求将”的可能呢?

根据先秦韩非子提供的吴起的史料,与司马迁写吴起采用的史料完全对立,格格不入,十分矛盾,不得不让人产生极大的疑问。于是,我们仔细重温司马迁提供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司马迁在写到吴起“不良品质”的时候,两次使用了“道听途说”,即别人所言,他没有直接的下过任何结论,或者直接叙述过吴起的品德有问题。

(本节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