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二先生的这段议论，说出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即举业的实质就是为了做官。为了做官而苦读，苦读的结果又往往是落榜，落榜之后再苦读，周而复始的痛苦，折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于是，他们精神失常了，人格分裂了，灵魂扭曲了。书中周进和范进就是这样两个被科举考试弄得精神失常的代表人物。
作品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的“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从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就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
周进六十多岁，是个未进学的老童生（秀才要通过童子试而获得，由各省的学政主持。通不过的一律称为童生，有的人年龄很大，参加多次的童子试不过关，还是童生，人们戏称为老童生。通过的称为进学、通名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周进出场形象是“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周进因为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公子的嘲笑和奚落；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这让“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
后来，周进连学堂教书的差事也没有了，只好去给自己的姐夫记账。到了省城贡院（贡院是科举考试中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门口，周进想进去看看，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第二天他姐夫花了点钱，一行人都进到贡院里面参观。周进进了贡院，看到号板，“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众人费力把他救醒了，他“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得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一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然后“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一次次精神上的创伤，受尽了无数的轻蔑和侮辱，才刺激产生了“周进撞号板”这个突发的反常举动。周进仍然在举业中百折不挠地追寻着理想中的荣华富贵，终于幸运地成功了，中了举，于是周围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中了进士，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然后是国子监司业了。
周进做了广东学道，看到二十岁开始应考、考到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子，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十二月份的天气，只“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于是惺惺相惜，同情提拔之心油然而生。范进遇到大贵人周进周学道，终于飞黄腾达，中举了，也疯了一回。然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都有人送了上来。范进老母亲看到人家送来的好东西，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然后跌倒，不省人事，去世了！这个不知道苏轼为何人的范进从此学业顺利，官运亨通，也做上了山东学道。
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的人生两极。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头撞号板；也难怪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户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图4-17）。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
书中的鲁编修是一个八股迷，他教导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在他影响下，女儿鲁小姐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的八股文。她丈夫八股文不太在行，她就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生。鲁小姐还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女子也有很大的腐蚀性。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恪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2）考取功名的可恶人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考取功名后的可恶文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恶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代表人物如王惠、严贡生等。
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执法时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傅活活枷死。回民请求不要断牛肉，并送给他五十斤牛肉来“求情”，而他竟然把老师傅“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胫子箍的紧紧的，只剩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值得注意的是，汤奉此举是在理学家张静斋的指点下，要在拒收五十斤牛肉这件事上“出个大名”，待“上司访知”，则“升迁就在指日”。手段残酷，用心卑劣。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贡生严致中，是一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流氓恶霸式的文人恶棍。他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听说张静斋和范进前来高要县打秋风，便去大献殷勤。在他们面前，严贡生大吹特吹自己和汤知县的关系，就好像汤知县真是他父母一般。他还自我夸耀：“小弟只是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却也凡事心照。”但他的话音未落，便从外边走进一个小厮来，说：“早晨关的那口猪，那人寻来了，在家里吵哩！”他的一口小猪跑到王家，便以八钱银子强行卖给王家，待王家把猪养到一百多斤时，他又把猪关在自己家里，并说这猪原来就是他的。王家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有一个老者黄梦统并没有借用他的银子，但他却强逼黄老汉给他利息。他雇船接回新婚儿子、儿媳时，拿普通点心云片糕让船夫吃了之后，却硬说是船夫偷吃了他的珍贵药品，以此赖掉船钱。更为可恶的是，他的弟弟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弟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匡超人是书中因沾染上科举而变坏的典型。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在马二先生的资助下，他一面用心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但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训导”之后，逐渐热衷于举业。后来得到知县李本瑛的提携，入科场，取秀才，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为了府考，竟然抛下重病的父亲。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以“名士”的身份参与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比如假刻图章、短截公文、设计代考等。当了京城教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他巴结权贵，停妻再娶，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曾经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科举制度可以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丑恶、卑鄙、虚伪的文痞，匡超人就是个中之典型。
（3）无聊空虚的假名士
在讽刺举业人物的同时，作品还用了大量篇幅刻画了那些“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大多以风流名士自居，过着无聊的寄生生活。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和支剑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娄三、娄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满腹牢骚，回到家乡，自命为少年名士，把那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侠客尊为上宾，结果落了一场没趣。无数斗方名士靠胡诌几句诗，沽名钓誉。如书中第十二回的所谓“名士会”，这种不伦不类的“胜会”除了用“庸俗”、“无聊”这类字眼外，也难再找到更恰当的形容词。这些人的行为起因于追求举业不成，于是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这样的闹剧不仅不能证明他们的高雅，相反只能说明作为群体的文人在人格和个性方面的彻底堕落。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凋敝。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说：“不给你官做，便是****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2．真儒风雅
《儒林外史》在对腐败的科举和无耻的士风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的同时，也描写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作者看来，儒林中的种种丑恶，均源自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并因此而丧失操守。
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真儒、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前一类中的理想人物是王冕、杜少卿、沈琼枝、庄绍光、迟衡山等，后一类的代表人物是市井“四大奇人”。
开篇出场的王冕（图4-18）被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奇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八股取士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和书中所描写的那些追逐名利、道德沦丧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杜少卿被誉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其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他有“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门第，但他蔑视功名，不求闻达，“眼里没有长官，又没有本家”，一味“做慷慨仗义之事”。巡抚荐举他入京做官，他装病不去。县令罢官无处安身，他请到他家住。他无视礼教，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是具有个性理想的人物，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作者的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他们多是杜少卿的朋友。迟衡山强调“礼乐兵农”，幻想用古礼古乐来挽救世道人心。庄绍光无心仕途，专门闭户著书。他们修建和祭祀泰伯祠。在这类文人身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
沈琼枝是有新因素的女性形象，她被骗为盐商做妾，不甘作小，私逃南京，靠刺绣卖文为生，自食其力。
小说最后一回（第五十五回），还塑造了四个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市井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和裁缝荆元。他们不受名教礼法约束，不受功名富贵羁绊，追求自由生活，表现出正常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
写字的季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趿着一双再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卖火纸筒的王太，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带卖火纸筒过活。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哪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哪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