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起，永怡开始全新的尝试，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全力向媒介策略服务商的角色转变，让永怡发展成专业的媒体购买代理商；摒弃原有的向全案式广告代理服务商发展的计划，立足做媒介的策略、计划和购买服务商。另一方面，倾力打造新兴传媒，也就是后来的分众传媒。
在创业的过程中，江南春始终强调创新性，并独创了一套广告无缝化传播理论，这种理念正是分众传媒的核心文化：分众传播的角度强调立体化传播和无缝化传播，立体化指针对人们生活的多元化，进行多渠道的传播，单一媒体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立体化的多元生活；无缝化传播是根据特种人群的生活习性，进行符合他们生活习惯的传播。
关于商务人士，江南春这样描述他们生话：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改变，早上是开车或者打车上班，到了办公室，首先是回邮件，上午10点客户来了，他们就开会讨论业务，12点吃午饭，接着下午见另外的客户，晚上约人吃晚饭，之后可能约客户泡吧，建立商务伙伴的友情，深夜十一二点回到家，很累，洗澡后倒头睡觉，周末可能约朋友打高尔夫球，或者是陪老婆购物，陪孩子玩。
在江南春看来，打这类人的广告，传统媒体是没有多大效应的。一般的报纸，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他们平常开车经过不了报摊，地铁他们也不会去，只有地下车库，他们会经过。报纸在办公室有，但他们回邮件都来不及，也没有时间看报纸。晚上回家他们也看电视，但可能10分钟就睡着了。而在开车途中，确实会看到一些广告，但他们根本就没心思看，因为他们要不断地打电话。针对这些人群，就要在他们常在的会所、健身房、办公楼宇等地方树立媒体。”
这样的认识让江南春想到的尝试是电视广告的非家庭化，他意识到，只有把电视广告从家中带到他们经常去往的家庭以外的各种地点，并且通过在不同地点设置视频广告，才能帮助广告主到达所要针对的不同的目标人群，从而大大提升传播有效性，避免大量的媒体预算浪费在错误的人群中。凭着这样的理念，江首个想到的是高档写字楼此前毫无额外利用的电梯，他准备利用人们等电梯的无聊时间来播放广告。
2003年5月，江南春注册成立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并出任首席执行官。当分众传媒通过私募获得充沛资本之后，江南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圈地”攻势，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江南春在全国四十五个城市中占领了2万栋商业楼宇。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分众已在全国拥有3.75万块液晶屏。正如《福布斯》杂志所描述的：“江南春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当地的主要高档写字楼，将剩下的市场空间留给了随后出现的模仿者。”
一招鲜 吃遍天
20世纪80年代初，当绝大多数国人还在小心翼翼地谈论怎样赚钱成为万元户的时候，他已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亿万富翁。如今，与他同代的富豪要么早已出事退出历史舞台，要么风光不再已经淡出公众的视线——而他依然还是江西首富，还是那么火，那么红，关于他和他的企业质疑的声音却不曾有过。这个始终屹立不倒的传奇商人便是果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果喜。
20世纪70年代，15岁的张果喜，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进了余江县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当学徒，每天做的活就是锯木材。虽然锯木材不需要多深的技术，但要把一堆一堆的木材变成木锹、犁把、独轮木车等，却要消耗很大体力。那时锯木材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拉锯，上进心极强的张果喜没日没夜地拉，结果把肾给累坏了，拉尿带血，几乎是每星期一次。5年的“血尿”，给张果喜换来了一个“好木工”的称号和“车间主任”的职务。可是，车间主任没当几天，农具市场就饱和了。
1972年，张果喜的木工车间因无活可干被厂里割离出来，单独成为木器厂，张果喜被任命为厂长。名为厂长，却一无厂房，二无资金，只有从农具社得到的3平板车木头、几间破工棚和21名职工及家属近百口要饭吃的人，另外还有“分”到他们头上的2.4万元的债务！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到了，厂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张果喜不得不说通父亲卖掉了土地改革时分给他们家的房子，得到1400元钱，一部分作为职工的工资，一部分作为厂里创业的本钱。
张果喜知道，单靠卖自己家房子的这点钱，是发不了几回工资的，木器厂要生存必须找到能挣钱的活干。然而，在附近农村即使找到了一点活干，又能赚多少钱呢？张果喜大声向厂里的职工宣布：“要吃饭的跟我走！”于是，有21位兄弟积极响应，跟上了他。可是，饭在哪里？
张果喜想到了上海，他想到上海是因为在邓家埠他经常与“上海知青”聊天，知道上海是一个大世界，在那里或许能找到活做！张果喜带了200元钱和三位伙伴闯进了大上海。第一次远离家门，200元钱放在一个人身上怕扒手偷，于是，张果喜和伙伴躲进厕所，将200元钱一人分50，藏在贴身口袋里。
晚上舍不得住旅馆，就蜷缩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第二天，他们很早就来到上海手工业管理局门口。局里的工作人员上班时见到他们后，便问“有什么事？”张果喜先作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出想在上海找活的心事。工作人员听说他们是来自毛主席表扬过的地方，便热情地把他们介绍到上海雕刻艺术厂去参观学习。这个厂在四川北路，它的前身叫上海艺术雕刻品一厂。
到厂以后，他们在陈列样品室里，看到了一种樟木雕花套箱，由两个或三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组合而成，每个箱子都是单独的工艺品，套在一起又天衣无缝；箱子的四沿堆花叠朵，外壁层层相映着龙凤梅竹，十分精美。张果喜问管理员，这套箱价格是多少？回答是200元。张果喜以为自己听错了，便又问了一遍，回答仍然是200元。此时的张果喜又惊又喜，200元啊，他们4个人千里迢迢来上海，全部盘缠也不过200元呀！于是，张果喜决定要把这个手艺带回余江。他们4人分工，一人拜一个师傅，一人学几道工序，就是死记硬背也要把这个产品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技巧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就这样苦学了7天。
临走时，张果喜还从上海艺术雕刻厂的废纸堆里，拣回了几张雕花图样，又顺手牵羊地带走了一只报废的“老虎脚”。回到余江的当天夜里，他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决定做雕花套箱。第二天，他把全厂的零木碎料全部清理出来，分成三十几堆，全厂职工每人一堆，让大家照着他从上海带回来的样品花鸟去练雕刻。
然后，他又把工人带到有“木雕之乡”美称的浙江省东阳县学习，还将个别老师傅请到余江来传授绝活。套箱需要上等的樟木，余江县城连樟树都很难找到，他又带领职工到远离县城的山区去采购。有次遇到大雨，运送樟木的拖拉机陷入泥塘，他和职工冒雨干了一天一夜，硬是靠手推肩扛，将两吨多重的樟木弄上了拖拉机，饿了就吃一个5分钱的发饼，渴了就喝几口山沟里的水……就这样，张果喜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生产了第一只樟木箱。
那时候，江西没有外贸，出口产品都要通过上海进出口公司，所以他们把制作的第一只樟木箱送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由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送给广交会。结果第一次交易会上就订了20套樟木箱。这20套樟木箱让他们赚了一万多块钱，同时还使他们了解到了客户对他们产品的要求。根据客户需求生产雕木箱，一下子产品的销路就打开了。
1979年秋天，张果喜又到上海。如果说张果喜第一次闯上海是为了找碗饭吃，那么第二次闯上海就是他走向中国富豪迈出的第一步。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一尊尊出口日本的雕花佛龛，久久地吸引着张果喜的眼球，再一打听，一个佛龛有70%利润，而他生产的雕花套箱一个只有25%的利润。
工作人员告诉他，佛龛是日本的高档工艺品，也是日本家庭必备的“三大件”（ 轿车、别墅、佛龛）之一。佛龛是用来供奉释迦牟尼的木雕宫殿，大小只有几尺见方，结构却非常复杂，成百上千造型各异的部件，只要有一块不合规格或稍有变形，到最后就组装不起来。因为工艺要求太高，许多厂家都不敢问津。
面对佛龛，张果喜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用料不多而价格昂贵，这是把木头变成黄金的生意啊！
“这个活，我们能做！”张果喜毫不犹豫地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了合同。他带着样品回到厂里，一连20天泡在车间，和工人们一起揣摩、仿制，终于把“佛龛”做出来了。
第二年，果喜木雕厂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5万日元就是佛龛收入；第三年，果喜木雕厂创外汇156万日元，佛龛收入超过100万日元！
或许是缘于他只有初中肆业的文化、土木匠、草民这样草根出身的考虑，他的第一桶金，乍一看像是“无心插柳柳成阴”，但注意到他推进的每一个关健点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有心裁花花亦发”。他的崛起应该归于“一招鲜”——生产佛龛的技术门槛让后者一时难以跟进；他对传统雕刻工艺工序的改造使产品便于大规模生产；他对质量的精益求精阻击了韩国、港台的对手，几乎垄断了日本整个佛龛市场。由此，夯实了果喜大业的地基。
这么多年，生产佛龛一直作为果喜集团的支柱不动摇，张果喜和他的果喜集团在专业化这条企业发展之路上坚持了几十年。近几年适度多元化，也是在突出主业、做好主业的前提下渐进式实施的，这种谨慎决策与那些一旦做大就盲目多元化的民企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果喜应对市场风云乍起的定力。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严重衰退，佛坛市场也随之变得异常萧条，很多佛坛生产、经销厂商关门倒闭。对此，张果喜非常冷静，20多年在佛坛摸爬滚打的经验给他一种直觉：这种萧条是暂时的，宗教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只要有日本人存在，就需要佛坛产品。在市场低迷不前的情况下，张果喜不但没退出佛坛生产领域，而且还投入了4000万元，新上了两个完成品厂。两年后，日本经济逐步复苏，张果喜的“佛龛”生产正好迎合了市场所需，销量大增。
走进果喜集团展览大厅，一幅张果喜身佩红色绶带、手举鲜花的照片特别醒目，照片下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1993年6月5日，江西南昌，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会令人瞩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要将一颗由其发现的编号为3028的小行星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极其慎重，几经推敲，批准了紫金山天文台的决定。这个大会就是命名大会，用作命名的人就是企业家张果喜：自即日起，这颗编号为3028的小行星就叫“张果喜星”了。
小行星命名是一项非常高尚的荣誉，以往命名都是以地名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一次以张果喜的名字命名，是因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张果喜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之时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特别是给社会公益事业作了较大的贡献，所以才决定推荐用张果喜的名字为一小行星命名。到目前为止，在全球用企业家名字给小行星命名的有两个，一个是美国著名实业家哈默博士，另一个就是张果喜了，而且他是以人名命名星辰中最年轻的一位。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展示厅橱柜中堆放的张果喜的其它系列荣誉：1984年以来，张果喜连续19次被评为江西省优秀厂长（经理）、三度省劳模，先后获得第一届全国百名优秀厂长（经理）、第二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两度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首届十大杰出青年、首届中国经营大师、首届改革风云人物等200多种荣誉。
遍览这些国内其它富豪和企业家无法企及的荣誉，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张果喜一直为主流阶层所认同、所看重，他最大的财富不是一手打造的果喜集团而是使他自己成江西的品牌。而荣誉展览的这种方式足见张果喜本人对荣誉的看重和珍惜。
与不少富豪比，张果喜的发迹干净且透明。木雕工艺加出口创汇，这样的财富典型让人心里塌实。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历时几十年，张果喜这个典型始终能够得到各级各届政府的推崇。
张果喜对荣誉的看重和珍惜也让他在发达后免掉了暴发户式的“毛病”。他在事业上求稳，既不贪大求快，又不盲目多元化，也不跟风上市，企业在依托主业持续盈利的基础上滚雪球式发展；他在做人上求平，保持低调，安守本分，言行举止力求为社会的和谐相容。他的这份“识时务”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为下所敬，为上所望。
张果喜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的人生。缘于这种理性经营，他这个草根富豪才能红起来，红这么久。
适时调整经营战略
1959年，叶焕荣来到英国赫尔的时候，身上只有10英镑。但30岁时，他已从一名侍应生一跃成为数家颇具规模的中餐馆老板。就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一篇有关希尔顿先生的文章。一战后，希尔顿先生想买下一家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银行，但卖家不断抬高价格，所以没有成功。于是，沮丧失意的希尔顿先生住进了当地的一家旅店，反省自己的选择，不料，却发现旅店客满，人们都睡在大堂里。于是，希尔顿先生买下了这家旅店，从此，便在酒店业的发展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了”。
希尔顿先生的故事激起了叶焕荣的共鸣。当时的他，新婚不久，对在深夜酒吧打烊后，匆忙地送香酥鸭和炒面感到厌倦。于是，他决心为中餐馆供货，而不是经营餐馆，因为他知道，前者比后者更能赚钱。
1969年，叶焕荣与弟弟叶吉荣联手，在伯明翰开了首家中式杂货店——荣业行。当生意扩展至曼彻斯特时，他把小弟弟叶利新从牙买加叫了回来。当时，叶利新在牙买加已拥有一家杂货店。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叶焕荣已有4家大型超级市场，遍布英国。有这4家超市作后盾，他能为英国大多数中餐馆供货。总体而言，这4家超市仍属家族管理，不具备全国大型连锁店的购买力。
在事业发展的初期，叶焕荣和Bestway现款现货超市集团的安瓦尔？佩尔韦兹先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安瓦尔？佩尔韦兹刚到英格兰时，先从公共汽车售票员干起，直到1962年，在伦敦开了第一家店。如今，Bestway已是英国第二大现款现货超市集团，麾下有28家分店，年销售额超过10亿英镑。
但两人也有不同之处，叶焕荣选择了伯明翰而不是伦敦作为事业发展基地，因为伯明翰的竞争程度相对较弱，这正是叶焕荣的取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