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疯了，”汤腾凯还在背后喊道，“我的确违反了军用机场航空管制条例，就算再给我一个处分也正常。马克，你不该插手的……”
“知道鲍里斯吗？他当着切尔登科的面打伤了七个惩戒营的看守，破格加入风暴小组，”回到地下室的入口处，我对引我们来的那个少校（如果不知情的话，我还以为他是遭遇敌袭了才那么焦虑）下令道，“送我去宿舍。对了，跟我来的其他人怎样了？尤其那个女孩，她要是死了，就算我不介意，洛马诺夫同志也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你们金主席都担不起责任。”
“是……”他擦了擦头上的汗，伸出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说，“受伤和身体不适的同志已经进了医院，有专人照顾。其他人也安排到不同宿舍了。跟我来，受到丹东的通知后，我们安排好了……”
少校开着来接我们的，只是一辆连顶篷都没有的破烂美式吉普车。考虑到一路上连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几栋（太阳广场和太阳宫——我看更像是模仿天安门结果模仿得不伦不类的二流建筑师搞出来的玩意——此刻已经残破不堪。若不是为了“国家尊严”，那座十几米高的超级巨像早就成了军工厂里的原料，而不是躺在不知道哪个地下仓库里），我也就没多计较了。
机场的活动板房不少，更多的是一块块画着指示箭头的木牌，数不清的语言歪歪斜斜地写着“防空洞”。堆积如山的碎砖瓦还没清理干净，可以看到不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在砖瓦间翻找着垃圾。
“那些是当地居民的孩子，”看出了我眼中的疑惑，少校收起了挂在嘴边的口哨声，稍微严肃了一点说，“还有战士们的孩子。陪金主席死守平壤的战士，大多数的亲人在包围圈里。该死的后勤部门，非军人的口粮配合额又降了。”
“所以他们只能捡垃圾？”在一骑绝尘而去的吉普车里，我看着那些司空见惯的场面，淡淡地问。
“每次轰炸后，电线里的铜丝、还没锈掉的铁片和钢筋、满地的子弹炮弹壳还有完整的砖块都可以换来粮票或布票。”说话时少校皱了皱眉头。不是对我，而是对周围和背后不断加入的人潮。
看这少校的眼神我就知道，遇到这群孩子算我们倒霉。更倒霉的是，吉普车的性能还不好。刚才还在埋头捡垃圾的孩子们此刻全抬起了头，如狂兽人或奴隶劳工看到了正常人类一般兴奋地追在后面。
虽然人追不上吉普车（我也不知道一群面黄肌瘦的人哪来那么多体力），但这场面还是很恐怖的。
“为什么追我们？”汤腾凯惊讶地看了看四周，我斜了他一眼:“你来了多久，连这事都不知道？”
汤腾凯比我大了一岁，但相比对恶劣环境的了解，他远不如我。在一座被围日久的城市里，最惨烈的不是年轻貌美的妇女（无论什么阶级），反而是这些孩子们。前者好歹可以通过不平等交易得到一些资源（无论交易什么，寿命还是地位，反正都是不平等的交易），后者却是这座城市最卑贱的人群。
“除非抱团，不然他们永远是先死的，”我缓缓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在世界帝国统治过的废墟大都市作战过吗？那里孩子只有两种结局，要么饿死，要么抱团。”
“不用考虑后者了，”驾驶员头上渗出了斗大的汗珠，但没有影响到他插嘴，“虽然建筑物化为了碎片，曾经美好的一切荡然无存。但幸运的是，铁的纪律依然存在于堡垒之中。相比当年釜山被围一个月，第十天要腾出三分之一的兵力打击匪徒和盗贼，第十五天以特赦令要求城内匪帮到一线迎战尤里部队的情况，平壤已经是奇迹了。”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家伙的作风（养尊处优而没有军人的气质，满口大道理却毫无作战经验。我不讨厌“小人”，但只会奉迎的家伙往往不可信），但他的健谈并不讨人厌，更何况他说的都是事实。
汤腾凯摇着头叹息:“平壤人的确质朴。上次我看到，一辆没有押运兵的满载食物的卡车陷在弹坑里，司机仅喊了一声‘这是前线战士们的口粮’，蜂拥而至的饥民就自发地把车辆从弹坑里推出来。”
对此我不置可否（这种事情我曾和一些盟军俘虏或“解放战士”讲过，他们都笑着讽刺我在宣读小学生政治课本上写的小故事。在盟军国家里，即使是北欧的高度发达国家大城市，一旦发生灾荒，救援队伍里至少一半必须得是武装安保人员），于是换了一个话题:“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连运输车都不染指，追着吉普车干什么？我们看起来很香甜可口吗？”
“您可真幽默，”少校尽可能苦笑了一下，头上还挂着因紧张而流下的汗珠，“但真相恐怕不好笑。为了节约汽油，在平壤城里没有人会坐吉普车或者不从事运输工作的轿车出行的——除了……”
“高级领导。而他们为了体现自身的‘上下团结’或者乐观主义精神，往往会做出施舍的举动。”我头疼地把他后面的话接着说完。
提到“高级领导”四个字时，我还特地着重强调了一下。毫无疑问，所谓“高级领导”肯定不是汤腾凯或这个少校，而是我了。
“那……马克……你打算……”汤腾凯一脸期待地看着我，仿佛希望得到施舍的人是他自己。前排的少校反倒沉吟不语，既不期望我施以援手也没希望我置之不理。
我见过视察灾区或国内外贫困地区的洛马诺夫总理，虽然不像当年的中东王子们一样富有（现在他们不是进了监牢就是在瑞士或开曼群岛逍遥快活，而带给他们无限财富的石油进了伊拉克人手下那些“新国王”的口袋），但每次喊出的贷款和支援数额都是很可观的。难怪那些不发达国家给洛马诺夫发出的邀请函，已经排到明年了。
“别看我，”我苦笑着看了一眼汤腾凯，缓缓翻开两边的口袋说，“现在的我可是身无分文。”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印着洛马诺夫头像和联军标志的五卢布硬币，但平壤不认硬币，只认票证。
这点小伎俩瞒不住汤腾凯的。无奈之下，我掏出口袋里的隔热包装袋，里面是最后几块压缩饼干。
“嘻嘻，就当是做个好事吧。”汤腾凯说着，将那几块压缩饼干抛向了身后。我只能对此叹息。
“相信我，”我拍着他的肩膀，“阻碍你向精英战斗兵迈进的唯一障碍，就是泛滥的同情心。”
“谢谢指教，将军同志，”汤腾凯挖苦地向我敬礼，“但我拒绝改正。人民军队不能残害人民。”
追逐的人群被饼干拖延了脚步，我们离开了废墟。少校松了一口气，跟我说:“我们安全了。”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卢瑞海少校，朝鲜人民军领袖卫队第三大队第六中队少校队长，”他笑了笑，“我二十二岁转出风暴小组时，还是个准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