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关于“宪法在其应用过程中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的”的观点招致了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士的误解。他们通过了一个与奥尔巴尼决议持有同样立场和观点的决议，而且他们强调，他们不能同意总统关于“宪法在叛乱或入侵之时与和平及公共安全无虞之时是不相同的”之观点。
事实上，林肯表述的观点是宪法的应用，林肯解释道，“已经采取的军事逮捕和拘留，包括对伐先生的逮捕和拘留，与其他的逮捕和拘留在原则上并无区别，它自始至终是为了预防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惩罚。”
但是，伐兰迪加姆是俄亥俄州的州长候选人，林肯不得不费一番笔墨，“我在伐先生一案中看不出有辱俄亥俄州的地方，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种侮辱根本就不曾存在也不会存在。我完全不知道伐先生在他被捕时是民主党提名的州长候选人，直到读了你们给我的大会决议之时我才知道这一情况。”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要求林肯释放伐先生，理由是他并没有通过煽动应征入伍者和鼓动开小差以及其他的行为来损害联邦的军队。
然而铜头蛇不断抵制征兵，甚至枪杀征兵工作者，林肯“出于一种比任何仅仅具有官方意义更沉重而持久的责任感”而“庄严宣布，我坚信这种包括残害和谋杀行为在内的对军事的妨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伐先生所致力的所谓事业造成的，其妨害程度比其他任何事业所造成的都大；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他个人造成的妨害，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造成的妨害都大。”
对于伐兰迪加姆这样一个人，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竟提名他为候选州长，林肯颇有些义愤填膺，直欲揭穿其嘴脸而后快。
林肯指出，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宣布过要通过一切符合宪法的手段支持全国联邦的宗旨，而军队是一种确保联邦镇压叛乱的合法手段，现存的叛乱正致力于其公开宣称的摧毁本联邦的目标。然而，“在你们的观点中”，却对此“略而不谈或不加暗示”，甚至“没有暗示”，你们只知为自己保留“决定何谓符合宪法的手段的权力”。“与此同时，你们所提名作州长并以其名义申诉的这个人，是公开宣称反对使用军队来镇压叛乱的人，这一点是你们也是整个世界都知道的。因而你们自己的态度鼓励了开小差行为，鼓励了抵制征兵以及类似事件的行为，因为这种态度无疑是要那些倾向于开小差或逃避服兵役的人们相信，你们的目的是保护他们，并希望你们足够强大来做到这一点。”
林肯最后坚定地申明，“对伐先生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我必须做公共安全可能需要的一切。”
铜头蛇主要在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3州活动，不过发生在纽约的铜头蛇暴乱无疑是他们的一次狂热表现。它最初是由征兵法引起的，因为征兵法规定可以花钱买替身参军。铜头蛇利用这一不公平条款大作文章，攻击兵役制度本身，从而达致其反对战争的目的。
7月13日，经过充分准备的纽约铜头蛇行动起来，驱逐征兵人员、砸毁征兵用的抽签转盘，扯毁征兵文件，然后放火焚烧征兵建筑。一开始，他们的目标还只是针对征兵。随后，暴徒们烧杀抢掠，残忍地对待黑人。
暴乱持续了3天，而在后来的两天参加暴乱的人达5万以上。在这个时候，西摩尔州长纵容了这场暴乱，他在14日下午的演讲中称这伙每天至少吊死3名黑人的暴徒为“我的朋友”，并告诉他们已派人去华盛顿要求停止征兵。
其他如伊利诺伊、俄亥俄、威斯康星、印第安纳、密苏里、肯塔基等地，到处都有人反对征兵。在波士顿、特洛伊和纽瓦克等城市也发生了暴乱，不过很快被镇压下去。
而纽约市的警察却对暴徒无能为力，最后联邦政府调动波托马克军团的正规军，帮助警察平息了这场暴乱。在这场暴乱中，据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300人被杀死。
西摩尔事后被指责为铜头蛇分子，他声称自己是忠于联邦政府的，而反对的只是总统攫取了不符合宪法的权力，特别是征兵，它不符合宪法，且不公平和不必要。
林肯相信西摩尔的表白，不过在8月7日回复西摩尔3日的信时，说：“我不能按你的要求同意中止在纽约征兵。”因为“我们正在与敌人竞争，在我看来，敌人正把每一个他们能搞到手的身体够格的人补充入军队，正如一个屠夫将小公牛驱赶到屠刀之下。”
林肯在这里感觉到时间的宝贵，他说：“如果我们首先浪费时间去重新检验已被国会视为不合适的而且事实上到现在已明显变得有气无力的志愿兵制度；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得到一个法院关于此法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决，因为它要求一部分未服役的人去援助已在服役的人；之后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绝对精确查明，我们所要征召的人数是否和那些不能征召的人数有一个精确的合法比例。这样一来，敌方就会趁机组建起一支军队，其速度之快远非我方所能比拟。”
林肯最后简明扼要地告知西摩尔：“我的宗旨是，在完成我所担负的重大使命、在维持我们共同的国家的自由原则时，使我的行动公正、符合宪法而且切实可行。”
7. 一封******
林肯从忧烦中解脱出来是在国庆节之后。7月7日，一群乐手至白宫演奏小夜曲，林肯极为兴奋地提到在国庆节，我们攻占了敌人最坚固的阵地，使敌人最强大的部队缴械投降；而且那些反对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的人的同伙“夹着尾巴”逃跑了。更重要的是，在一连串的战事中，“涌现出了不少光荣的名字，而且是特别杰出的人物。”
尽管有反征兵暴乱以及放跑李等事，特别是后者，令总统至为惋惜，但总的说来，林肯是愉快的。
给西摩尔回信后，林肯随后又给妻子写信，称“一切如常，总之没有特别麻烦的事”，又道：“我已把钱存入财政部，年息百分之五，享有提前三十天通知可随时支取的优惠。我想你知道了一定非常高兴。请告诉亲爱的塔德，可怜的‘南妮山羊’不见了，这使卡思伯特太太和我都感到很难过。你走的那天，还有人看见南妮在塔德的床中央休息，咀嚼她的那点反刍的食物。可是现在她却不见了！花匠总是抱怨她把花踩坏了，直到最后决定把她送到白宫来，于是把她送来了。可是到白宫的第二天她就不见了，从此就再无音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得知可怜的南妮的消息。”
唠唠叨叨，巨细无遗，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好心绪。
1863年的秋季选举也与林肯的快乐相呼应。俄亥俄州是至关重要的一州，在选举前，据海军部长韦尔斯的记载，总统对这一次选举结果比他1860年那次当选还要担忧。
10月14日，总统关切地询问结果，凌晨5点，电话传来由共和党和主战的民主党共同组成的全国联邦党候选人约翰·布拉夫战胜了伐兰迪加姆时，林肯不禁大声叫道：“荣耀归于上帝。俄亥俄拯救了国家。”
宾夕法尼亚的结果同样令林肯高兴。林肯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在伊利诺伊，林肯8月26日致康克林的信起了重大作用。由于伊利诺伊全国联邦党邀请林肯出席该州9月3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但因抽不出时间，故他写下此信，表明自己的观点。
针对很多人渴望和平，林肯认为要达致和平有三个可行的办法，其一为武力平乱，其二为解散联邦，其三为妥协。
总统表示他正努力进行第一种办法，反对第二种办法，至于第三种办法，在目前情形下，如欲以保全联邦为条件，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叛乱的力量在于它的军事力量”即“它的军队”。
林肯坦率地承认，“你们在黑人问题上是对我不满的”，但是，“我既没有采取也没有提出任何哪怕与你们的观点不同的措施，只要你们赞成联邦就可以。”
林肯力求解放黑人与保全联邦两全其美，他开始越来越坚定地申述自己的解放奴隶的立场，在8月5日致班克斯将军的信中，林肯表白：“作为一名反奴隶制的战士，我有一种解放奴隶的动机，这种动机是拥护奴隶制的人不会有的。”
特别是《解放宣言》，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受到责难，林肯清楚地知道有许多人希望将它取消，“但是”，林肯说，“宣言作为法律，要么是有效的，要么是无效的。如果它是无效的，那就用不着撤销；如果是有效的，它就不能够撤销，正像死不能复生一样。”
林肯的才华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在这番话里得到了体现。他尽管时常犹豫不决，但已经决定的事就像他已经迈出的腿，从不后退，他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迈进，对于途中的障碍和困难，则尽量轻描淡写，而且他也能做到举重若轻。
《解放宣言》是绝不能撤销的，林肯“完全知道我们部队中有些曾在战场上为我们取得最重大胜利的司令官认为，解放黑人的政策以及使用黑人军队构成了迄今为止对叛乱者的最沉重打击；而且要是没有黑人士兵助战，至少其中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无法取得的。”
林肯清楚地知道黑人在赫德森港和米利肯斯本德之战斗中的英勇顽强，以及他们报名参军时的踊跃，因此他说：“你们说你们不愿意为解放黑人而战，有些黑人却似乎愿意为你们而战。”
但是，林肯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挤兑那些民主党人，因此他接着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注重的是拯救联邦，故“你们就权为拯救联邦而战吧。”
在这封信中，林肯注目现在：“情况看起来并不坏。百流之父重又畅通无阻地流入大海了。”更放眼未来：“和平看起来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遥远了。我希望它很快到来，来了就不再离去，并且值得在未来世世代代永远保持下去。”
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对迅速取得最后胜利过于乐观。让我们保持相当清醒的头脑，让我们孜孜不倦地运用种种方法，永远不怀疑公正的上帝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给予我们应得的结果。”
这封信一公开，就被认为是一篇杰作，尽管铜头蛇对它实施攻击，但“就像毒蛇咬锉刀一样徒劳”。人们极为关注总统在信中对黑人成就的肯定，他提到当和平最终取得时，“到那时，会有一些黑人记得，他们曾默不作声、咬紧牙关、端稳刺刀、凝神注视，为人类取得这一伟大成就作出了贡献”，总统写到这里对一些白人顺带刺了一枪：“我担心有些白人将无法忘记，他们心怀叵测、鬼话连篇，曾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
总统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非分明的爱憎是前所未有的，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前，那些对奴隶问题持激进态度的人们很少这般扬眉吐气，即使是在1863年2月，民主党所叫嚣的“这是个白人有、白人治、白人享的政府”更能让那些缺少见识的白人怦然心动。现在，林肯在黑人问题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而他这一次的迈进得到的肯定远比奚落的声音响亮，甚至有报纸称之为“共和国内最受欢迎的人”。
秋季选举，在北部各州，除新泽西外，联邦党皆大获全胜。
8. 演说葛底斯堡
武装起来的黑人以及他们作战时的英勇顽强表明黑人并不比白人逊色，这显然坚定了林肯对于这个国家并非白人所独有的信念。因此，当他受邀于葛底斯堡新公墓落成仪式上讲几句话时，便欣然同意了。
实际上这次公墓落成仪式并没指望总统能来，公墓委员会主席给社会各界发出邀请，其中给总统、内阁的请柬更多地带有礼节性。
公墓落成仪式定于11月19日举行，已安排好由著名演说家E.埃弗雷特在那天发表演说，这是主戏，其他都是配戏。
而总统却出人意料地答应前来，这其间可能是约翰·福布斯9月给总统的一封信起了作用。
福布斯建议总统“及早地抓住机会，也抓住往后出现的任何机会”去告知人们“这场战争并不是北方反对南方，而是人民反对贵族”。林肯实际上早在战争开始之初就表明过类似的观点，不过，福布斯说：“如果你能像对待黑人问题那样也同样地强调这一方面，那么你就会同样地使人们把这方面的论点牢牢地铭记在心上。”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
然而林肯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加以准备。两周时间，他不仅要准备好发言稿，同时还得考虑太平洋铁路工程问题，因为该工程马上就得正式开始，他更须花时间准备致国会的年度咨文，像通常一样，那必须是长篇大论。
林肯几乎利用了他能利用的一切闲暇时间来思考发言稿，甚至穿衣、剃须之时也在思考，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总算存了份初稿。
好事多磨。18日，当他准备前往葛底斯堡的时候，他的小儿子病了，这使得总统夫人如惊弓之鸟，因紧张而颇有些歇斯底里。总统这时似乎也有些神思不属。
10月下旬，他曾在巴尔的摩长老会会议上说过“有时，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孤注一掷的说法仍然是：上帝是我唯一的希望”之类的话，现在，据总统夫人事后谈及，总统在去葛底斯堡的时候，似乎越发想到宗教方面的事情。
林肯觉得必须去葛底斯堡，遂决然上了火车，随行的有西沃德及拉蒙等人。到达后，斯坦顿来电，塔德感觉好多了，而各战场亦平安无事。林肯放了心，同时安心修改讲稿。
第二天，高瘦的总统骑着一匹小马从葛底斯堡出发，前往公墓岭。至少有15000人参加了典礼，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因没有住处而唱着闹着过了一夜，其中《约翰·布朗之歌》唱得最为响亮：约翰·布朗的身体在墓中腐烂，但他的灵魂一直向前，连天空的星星都发了爱心，望着老约翰的坟。这首歌也是驰骋疆场的士兵们爱唱的。
E.埃弗雷特迟到了一会，但他仍然自信地面对听众，发挥了一个演说家的雄辩特长，口若悬河，一气讲了差不多整整两个钟头。
然后由拉蒙请林肯上台，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底稿，戴上眼镜，略一扫视，便开始讲话。这讲话并不完全根据底稿，但两者差别亦不太大。林肯讲得较慢：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缔造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并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如此孕育于自由并奉行平等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聚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那些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不惜捐躯的烈士们，作为他们最后的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鏖战于此的勇士们，无论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全世界将不大会留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却绝不会忘记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