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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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生活与信仰(10)

我曾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提到一个关于罗马的故事:当年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讷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他们宁可留下来当酒农也不愿意再去南征北战,拓展帝国的疆土了。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还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讷。甚至,在临终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莎士比亚曾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讷征服罗马帝国”。在这里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讷,而是自然发生的生活。

顺着这个故事的思路,在此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屡屡提到的需要保卫的乡村,并非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村,更是一种乡村主义与乡镇精神,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一种建设家乡不奢望天堂的从容不迫。这样的乡村,既不拒绝人类共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与所谓的主流世界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它不会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丢掉自我,迷失于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

电影《云上的日子》里讲了一则古老的寓言:如果走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你就要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悲哀的是,过去百年间,从革命到建设,从出乡村到城市化,急于赶路的中国人,一次次走丢了自己的灵魂。而我宁愿从中国有没有乡村来判断中国有没有未来。当歌星跑到乡下唱几首歌便傲慢地自称“送文化下乡”时,我更想说的是,乡村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消失。当城市像婴儿一样躁动不安的时候,我看到乡村就是一个可以安顿婴儿的摇篮。

结语

推土机年年作响,回不去故乡?

“农村”,多么暧昧而沉重的字眼!贫穷、愚昧、闭塞、落后,它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又是改天换地的对象。而“农民”,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不是职业分途,而是因身份或素质低下缩略而成的一个蔑称。

相较于“农村”、“农民”而言,“乡村”则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装载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日月星辰,田园牧歌,山明水秀,归去来兮。乡村既是游子的出发地,也是长系于心的家园。

有领悟的出家人会强调自己“不是出家,是回家”。古来征战者亦不忘借故乡见证平生,是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没有故乡,狂傲若项羽者,纵有千军万马也觉老无所依。至于乔治?华盛顿,那唾手可得的皇位,竟敌不过弗吉尼亚的几个葡萄架。

“回家!”影片《爱国者》、《角斗士》里的孤胆英雄,舍命相搏是为了回家;犹太人“出埃及”是为了回家;奥德赛跨越千山万水是为了回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盖一个木屋是为了回家;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家乡”是为了回家;中国人大包小包挤春运是为了回家;甚至,你对未来怀有某种乡愁,也是为了回家。

和爱情与自由一样,回家是一个贯穿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然而,就在各地经济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叹息“故乡沦陷”?为什么故乡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当人们“赶在故乡下葬之前,去看故乡一眼”的时候,是否不仅看到了孟德拉斯笔下的“农民的终结”,同时接过了一份千年文明的“死亡证明书”?

转型浪潮下的农村衰败

孟德拉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法国做出“农民的终结”这一断言的。他所指的文明是由千千万万户小农组成的传统农业文明,在大规模工商业文明出现以前,它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形态,至今仍在一些后发国家顽强存在:

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和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是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

相信这也是许多人关于中国乡村的印象,即使有时它们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不过,事实上这种“千年平衡”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便开始被打破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政治体制与农业文明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谓其“前所未有”,是因为虽然此前诸朝相隔若干年便有声势浩大、尸横遍野的农民运动,但这些巨大代价并未改变帝制,而只是完成了简单的改朝换代。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城乡格局也没有因此“间歇性发作”脱胎换骨。此代价之惨烈,至太平天国运动,可谓登峰造极。

此“变局”,今人已习惯称其为“转型”。回顾二十世纪,现代化、革命化、城市化三大浪潮齐头并进、席卷中国,文明重心及大量人力、物力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这也是农村萧条之肇始。此衰败有自然发生,也有受暴力扭曲所致。

前一种自然衰败,与人口的自然流动有关,是用脚投票的结果。比如,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全国数以万计举贡、生员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涌入城中新式学校,或远渡重洋。一方面,本地精英的流逝使乡村政权渐渐沦落于豪绅顽劣之手;另一方面,私塾的废弃同样造成了大量乡村孩童失学。1928年,教育家舒新城便注意到,清末学制改革以来,中等以上学校集于都市,而使乡村青年不得不向都市求学,其结果是“三十年来新教育在数量上可言成绩者只有都市的教育,内地的乡村反而日趋日下”。也正是由于私塾的式微与农村精英外流等原因,抗战前中国的文盲率甚至高于清末的80%。除此之外,大量财富也开始流入京、津、沪、粤等大城市,农村凋敝日甚。

时至今日,因参军、入学及打工等导致农村精华大量持续外出不归,只剩下“386199部队”,也是自然衰败的结果。

至于暴力导致的乡村衰败,则有多种因素,可谓外患内乱,兼而有之。外患包括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军事侵占,其中以日军辱华为最。以永修为例,据国民政府时期的统计数据,在占领永修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日军在当地一共烧毁房屋12545栋,而1935年全县户数亦不过17972户。县乡受害之惨烈,略见一斑。

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在胡适看来,“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先不说战乱、匪祸、抓丁拉夫如何直接危害农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单从养兵一项即可知道农民为暴力支付多少经济成本。

如果说上述“革命”、“革革命”或胡适意义上的“扰乱”、侵占代表着一种动荡年代的“革命暴力”,那么和平时期的“破坏性建设”同样是一种“建设暴力”。具体到后者,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取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如兴无灭资,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砸锅卖铁吃公共食堂,“变戏法”式地收回农民私有的土地,禁止农民退出集体经济,驱逐长存乡间的文化传统,限制农民进城讨生活以自救等等。

准确地说,此一时期是“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的时期。其后,伴随时代开放与进步,中国虽已经告别“不断革命论”,但“建设暴力”并未完全消退,如以公共利益之名强征农民土地、开建高污染工厂、强铲农民庄稼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近年来席卷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拆村并居”、“进城上楼”的“灭村运动”,更是这一“建设暴力”的延续与升级。

乡村精英的流逝,政治上的不设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都是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鉴于农民受到太多不公正待遇,阻止乡村衰败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农民的权利建设。除了赋权于民,更要确保他们可以将暴力与强制挡在私权的门槛之外。农人的房屋,不仅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更准确说是“君主不能进,民主不能进,地方政府不能进”。

鱼笱效应

前文谈到乡村人口向城市自然流动。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家子弟大量进城,此为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乡村衰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单向流动”。这也是本书结尾将着重谈到的“鱼笱效应”。

鱼笱又称鱼筌,是一种头大尾小、中间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鱼篓。入口处有内翻的竹片(倒刺),鱼一旦随水流入便无法逃出。本书作者年少时在乡间捕鱼,深知此物之奇妙。同样以乡村精英流出为例,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即使是在国外学农科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搞乡村建设。19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清华留美归国学生中无一人回县下乡镇工作。1907年前后,中国留学生共有5000人回国,然而十之七八都在北京谋职。1925年,584位归国留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留在了上海。今日同样如此。

费孝通先生曾如此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未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未得到改观,甚至更为严重。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难再见“告老还乡”。如有评论者感慨,城市变成了抽血机,只从乡村抽取养分和年轻人,从未给乡村反哺和滋养,甚至连一个老人也不回馈给它。

原因何在?前文提到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无论其他,仅此一项福利,就足以决定大多数有还乡之愿的老人继续住在城里。

不唯人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乡出现严重裂痕,在经济上最显著表现莫过于“货币多由内地农村流至城镇,由城镇流至通都大邑,再由通都大邑流向海外”。在此且不论流到国外多少,当年农村的凋敝与大上海的繁华即已形成极大反差。1934年4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内地与上海》一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年内地困难日深一日,上海的繁荣则相反地畸形地发达……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于上海。”而这些“过剩”的资金,多用于投机,而非生产领域。相形之下,农村金融则几近枯竭。许多乡村,甚至包括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货币流通大量减少,一些地方甚至重回“物物交换”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