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辛辛苦苦宣传抗日，不仅被农民误解，还可能招致政府部门的反感。国民党大员李宗黄对此便颇有微词：
全国学生，只从事于爱国运动，而不专心于本身学业，往往藉爱国之名，行懒惰之实，只有气的发泄，而无力的养成，全国青年，多成废人，例如去年中央大学学生，时常弄风潮，纠集各地学生，到京请愿，莫不慷慨激昂，口称“对日宣战”、“打到东京去”。后来听得日兵到了上海，正好出去抵抗，但他们一千二百余学生，只逃剩得六七十人，其余的那些完全逃了，到了果真出发到上海做救护工作时候，又逃去两人，只剩一二十人，这就是他们爱国运动的表现了。
此措辞虽不失得理之处，但对于手无寸铁、涉世未深、尚知爱惜生命的学生而言，未免过于苛责了。
由于地方自治尚未落到实处，乡镇的政治运行更多依赖于保甲制度。然而，这种重义务而轻权利的制度更像是一台抢运农村人力与物力的抽血机。就征兵而言，上面动员“全民抗战”，到下面被简化为“抓丁拉夫”，整个乡村于是就成了中国的“拉丁区”。各区各联保常常因为兵额配赋太多，上峰又催得太急，于是就上街乱抓人。除了散兵游勇、地痞，更有外地过路人被抓。有一次，某个连的排长派底下的新兵出去拉丁，误把连长拉来，并将他吊打一顿。在确信是连长后，当兵的慌了神。想来想去，只好将这连长活活打死，然后刨个坑偷偷埋了。
当农民苦于种种贫困与不公，不能亲自治理自己的土地与社区，又无望于彻底改变，他们对政治自然会漠不关心，如林语堂所说的“国事管他娘”。他们想不出眼下的中日之战与以往的内战有何区别，和自己已然贫贱到底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甚至，许多被时人寄予厚望的乡间知识分子，在抗战爆发之后，仍在村边的小河里忙着钓鱼，在家里忙着“修长城”，而不是想着如何去加固当地的城防。
连绵不绝的兵祸，一望无际的贫困，暴力不期而至，正义下落不明，大家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凡此种种，都是当年农民消极抗日的理由。结果是，“在许多壮烈的战役中，始终未闻有乡长或村长挺身而出率领村民死守乡土，或尽责协助军队维持秩序。因为这许多村老爷们，不早早溜之大吉便摇身一变已为道地汉奸”。
一位研究抗战史的朋友曾经对我叹息：当年日军在华北扫荡，常常是后面走着两百个日本鬼子，前面走着两千个中国鬼子，即通常说的“二鬼子”、“皇协军”。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八年抗战”哪里要打上八年？！
风吹稻浪，太阳旗飘扬。这些“膏药旗下的蛋”，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打得真是好不过瘾，他们不仅可以在中国抢钱、抢粮、抢女人，而且还可以直接在中国征兵。
爱家者
细问此时的中国人何以一盘散沙，归根到底大家并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甚至也不相信家族之外有命运共同体。而这同样适于解释为什么到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扁担与锄头。在亲眼目睹了亲人被屠戮、家园被一次次焚毁后，已然绝望的他们终于忍受不了日复一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才真的起来反抗，以期早日结束这场醒时的噩梦。
所以，在当地有关民间抗日的若干材料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
之一：马口中房村人淦长世，年二十二岁，务农，身体魁梧，精通武术，1939年5月，有日军二人来村掳掠，淦乘其不备，持棍击毙一人，另一人持枪反击，淦中弹身亡。
之二：1942年，滩溪群众在滩溪桥下密埋炸药，向日驻军警备队诡称中国兵到达滩溪街，日军信以为真，集合20余人冲过木桥，踩发炸弹，三名日军炸得尸体横飞，余皆逃窜。
写下前面几节文字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美国电影《爱国者》里的一个镜头：义愤填膺的农夫马丁大叔（梅尔？吉普森饰）不顾安危冲进被英军点燃的自家房屋，找出一把斧头和几条枪，然后带上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幼子，去半路上营救随时可能会被英军绞死的大儿子。几分钟前，当着众人的面，就在家门口，他的二儿子被残暴的英国军官射杀。
故事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这位父亲的名字叫本杰明？马丁。早年他曾经扛过枪，打过仗，深知战争的残酷无情。好在终于有一天，他可以解甲归田，生儿育女，过上和平常人一样的日子。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地，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大堆可爱的孩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马丁最大的兴趣是当一个木匠，亲手为自己做一把摇椅，让自己的后半生在摇椅上慢慢摇，而不是在写满刀光剑影的战马上出生入死。正因为此，当美国人向英王乔治三世宣战，各州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征兵以抗击英军时，马丁十分坚决地投了反对票。理由很简单，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在马丁看来，一个有家庭的人是无法奢谈爱国的，因为少了谁这个家都不完整了。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战争一旦打响，最后战场将不是在前线，而是在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所以当有人说“宣战是为了反对乔治三世的****”时，马丁立即反问，“为什么要害怕三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暴君，而不害怕一英里以外的三千个‘暴君’？”
马丁首先是一个爱家者，正是因为对家的这份热爱使他客观上成为一个为人称颂的爱国者。尽管曾经顾虑重重，但当家园被毁，儿子被杀，马丁还是义无反顾地拿起了武器。从农夫到战士，变的只是身份，事实上马丁什么也没有变。无论是起先反战，还是在后来成为高举自由旗帜，带领美国人民冲锋陷阵的时代英雄，怯懦也罢，勇敢也罢，首先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
在此意义上，所谓独立战争、卫国战争，归根到底都是保家战争。否则，你将很难理解今日中国，本是和平的年代，为什么有人会站上高高的屋顶，朝着自称代表“国家利益”的拆迁队扔石块、放礼炮，呼吁媒体帮他们打一场家园保卫战。更有甚者不惜一死，愿为保卫家园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这位美国农民身上，观众可以看到华盛顿的影子。影片结尾，马丁之所以功成身退，重新回到他的家乡，是因为坚持这样一个信念：打仗不是为了打天下，不是以“血酬”换取权杖与爵位，甚至都不是为了缔造一个国家，更不是像格瓦拉一样不断革命，把将子弹射向敌人的胸膛当作一生中最大的快乐，而是为了从此可以不打仗，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回农民，可以继续设计制作他的摇椅。正如上文提到的不愿“继续革命”的李四喜。
大概是为了说明家庭的重要性，影片还精心设计了一个细节，马丁的妻子的项链吊坠是个北极星，而他恰好有七个儿女。北极星与北斗七星，是马丁一家的方向，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星条旗的方向。
同理，抗日战争虽然被理解为中国人的“保家卫国战争”，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历史所能见证的更多仍是“保家战争”。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家庭成员不被屠戮，保卫由家庭延伸而出的土地与财产。只有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样的国家利益才可能真实可靠，才可能符合国民的真实意愿。
正因为承认国家的价值在于保卫“公民之家”，所以美国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传统——不仅藏富于民，而且藏枪于民，以增强国民自卫的能力。试想，马丁当时如果只是拿着根棍子与一群手握长枪的英国兵拼命，即使曾经留学少林，恐怕也是救不出他的儿子的。
农民消极抗日，顾小家却不顾大家，与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无关系。远在明末，顾炎武曾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这“天下”指的是大家共有之天下，而非“家天下”。由于从来不是国家的主人，皇权之下人们习惯操心的是如何做个好臣民，而不是谁来做皇上。如果真有改朝换代，那是上天要收走某个皇帝的天命，一切也轮不着他们来想。此所谓“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而这种“家天下”的观念，直到近代才略有消解。与此同时，也是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公民观念与公民概念，不了解世界上还有“元首制”，中国人在第一次见到古罗马帝国的“Imperator”时，才会慌慌张张译成了“皇帝”。殊不知，古罗马的“Imperator”和中国以天下为私产的“皇帝”完全是两个概念。
谈到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没有比罗斯福的这段话说得更好的了：
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
今日中国社会，较臣民时代在许多方面无疑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包括公民意识、公共精神的成长与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等等。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只有战火烧到自家门口才知道抵抗的意义；而现在，即使是千里之外的房屋被强拆，素不相识的网民也会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不仅有了公民意识，而且在他人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过去需要用巨大苦难才能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如今只需常识就可以形成了。
5.两位县长的故事
还是回到具体的命运中来吧。接下来说说抗战前后两位县长的故事。由于时代久远，又逢特殊的政治原因，他们的生平与故事，如今在当地早已湮没无闻。我也只是近几年因为写作本书的缘故，才偶然知道了他们的一点事迹，并由此顺藤摸瓜，查阅了一些资料，又走访了当地一些老人，对当年共治永修的两位县长的作风与命运渐渐有了相对清晰的印象。
流亡县长
先说杨华松。虽然当时有属地回避制度，但杨华松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县官。早些年我曾听村里的老人们谈起过他，据说我爷爷那辈人还给他抬过轿子，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杨老爷有180斤，甚至在日本人追赶时，也还要坐着轿子逃跑，累得轿夫们一个个叫苦连天。再后来是我回乡参加县一中65周年校庆，了解到这所学校就是他在山区里打游击时创建并且兼任校长。学校以“礼义廉耻”为校训，遵从“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而杨县长兼任一中校长，救亡、启蒙两不误，也算是另一层意义上的“********”。
那个时代的县长，表面上看虽然像现在的某些********一样权倾田野，实则没有多少实权。在古代，一向是“客不修店，官不修衙”，因为没有这份预算。汉代才有郡财政（这相当于元明清时代的省财政），直到1935年才有县财政。没有财政支配权的县官要想修衙，不是自掏腰包，就是税外收费，或者向上级打报告争取拨款，但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既然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列位县大人通常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1910年1月9日，清廷正式颁布法院编制诏令，正式宣布行政官与法官分离，县长的审判权旁落，可以借机渔利修衙的机会就更少了。
虽然后来勉强有了县财政，整体而言，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仍沿袭“包干制”，县长在任期间，只能领点可怜的工资，既无钱修衙，又无地可卖，也不置公物。新官上任时，甚至连总理遗像、党旗、国旗都要自己带上。若不捞点外快，一年县长下来，这县长就破产了。至于沦陷区，更流行“背包县长”，背一个布包，悬一颗县印，将流亡政府演绎到了极致。我曾谓有些官员，头脑简单，遇事只知动用武力，真可谓“穷得只剩下条枪”，而当年这位杨县长，受日军的封锁追剿，活得颠沛流离，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却也因为缺粮少盐，真落得个穷得只剩下条枪了。
不过，就这么一个胖乎乎的县太爷，走到哪里自己都是国军的“辎重”，能够在日本人的枪炮边上维持县政府“金枪不倒”，也实属不易。由于实行“焦土政策”，在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国民县政府先是纵火烧毁了县城，然后将政府迁至云山山区。其后几年间，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日军久攻不下。
上中学的时候，我曾“暗访”过这片深山老林。那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学校组织了一卡车的中学生去山里打火，一直折腾到晚上两三点，像当年鬼子一样历经千辛万苦。好在终于没有引火烧身，否则读者就看不到我这篇文章了。
说到杨县长抗日，不得不提的是1943年9月4日的云山堵击战。当时日军痛下决心，出动了2000多人上山下乡清剿国军，不曾想被“杨家将”打了个落花流水归去也。由于这是在日军十倍于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的一次大捷，此战获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省政府的嘉奖，县政府也因此收获了52箱弹药、40发“八二”迫击炮弹及两千块大洋。国民党《中南日报》、《民国日报》还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马上要实行宪政”
让杨县长更风光的事当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据当事者回忆，1945年9月15日早晨8点半，在流亡县政府的小广场上，全县各公法团的全体官兵和县中师生员工共五百多人庆贺复员还治。站在前列的学生，除了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还举着几幅布条对联。其中一幅是“五载守故乡，艰苦久尝悬壁胆；四知遵祖训，清廉惯饮在山泉”。
何谓“四知”，另有典故。据《杨氏宗谱》记载，杨华松是史上著名清官杨震的后代。杨震生在东汉，为官办学，得一世清名。据说，有一年他去山东赴任，半路遇到一位前来送“脑白金”的老部下，杨震不想与这位故交交出事故，拒不收礼。对方便说，今夜月黑风高，正是行贿的好天气，我趁着夜色送你点东西没人知道。一来二去，杨震便给那人做了一次流芳千古的思想工作——“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后汉书》记载的“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杨震也因此得了个“四知先生”的美誉。
同样备受礼遇的还有杨华松。就在这一天，这位民国版的“四知先生”，由四位健壮的民夫支着轿子，像骄傲的国王一样巡视“恭候杨县长出山还治”的人马，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待终于到了可以举行盛典的大村庄，那里同样旗帜招展、人山人海，更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和“促进地方自治”的标语。在这次团结的、胜利的庆祝大会上，杨县长还发表了重要讲话：
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主持永修县政已五年零九个月了，我始终一本三民主义宗旨和守土有责的革命军人天职，保住了云山这块抗日根据地，与凶狠残暴的日寇进行过数百次大小血战，共歼灭日寇百余人，生擒日军五人，策动汪伪组织人员弃暗投明者八十多人，消灭死心塌地为虎作伥的汉奸二十余人。这都是中央和委员长领导有方，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全体将士用生命而取得的。现在抗战是胜利了，但建国大业还很艰巨，马上要实行宪政，县是一级地方自治单位，要搞好地方自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恪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导的教诲，以抗战的精神和毅力来完成地方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