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光彩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
但是，兴办太学及地方各种学校的效果并不太明显，这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要把推举贤良作为一种制度，每两年要推选一次，推选天下的贤士，并把它制度化。
董仲舒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如果被推荐的人确实德才兼备，那么负责推荐的官员就可得到奖赏；如果被推荐的人名不副实，那么负责推荐的官员就要受到处罚。这样，各位诸侯及中层官员都会全心全意地访求人才，天下有才的人也就都能得到一官半职，为皇上尽心尽力。
董仲舒在这道对策的最后写到：“陛下若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徕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圣上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
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董仲舒系统而完整地讲出了自己想说出的话。汉武帝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君主，他当了皇帝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样网罗人才，而董仲舒给他提出来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的做法，这也是董仲舒的学说得汉武帝信任、喜爱的一个方面。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四个关键问题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的第三策的最后提出的统一思想于孔子儒术的建议。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秦统一中国以后，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思想，其他思想都受到排斥。秦亡以后，各家思想又活跃起来。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所以，当时思想界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相对自由的局面。这种局面使统治者不知应该坚持什么，政策缺乏连续性，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法制经常变化，百姓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认为应该统一思想，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天下思想，把其他思想都加以禁止，“勿使并进”。董仲舒这个建议马上就被汉武帝采纳了。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在教育上的影响，就是以儒家学者任教师，以儒家典籍为教材，进行儒学教育。后来，这个建议被统治者采纳、贯彻，在教育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经学传统，产生了特殊的思维方式。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五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改革。针对这个问题，董仲舒提出了一个词——“更化”。董仲舒认为从汉朝建立以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所以发展不快，很大的原因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改而没有改。所以，董仲舒提出来这个更化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改革。
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这三次对策所谈到的内容，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这位年轻的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宏伟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感到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难得的人才，真是相见恨晚啊！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之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王莽“新”朝
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刘衎（ｋàｎ）被王莽毒杀，西汉王朝实际已经掌握在王莽手中。王莽选立宣帝玄孙、广戚侯刘显两岁的儿子刘婴。
刘婴的曾祖父叫刘嚣，是汉宣帝的儿子。但是王莽青睐刘婴，不在于这个世系，而在于刘婴是汉宣帝后裔中最年幼的一个。王莽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个未谙世事的孩子放到至尊皇位上，完全可以成为自己手中的玩具，任意摆布。
老谋深算的王莽想由自己做没有名义的“皇帝”。要行使皇帝的权力，总要编造个理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果然有人给编造了符命图谶。
在迎立刘婴即位的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挖井时，发现一块上圆下方的大白石头，上面有丹书“告安汉公为皇帝”八个大字。王莽看到这个伪造的符命，欣喜若狂。但他觉得不便于这么急匆匆地代汉自立，便杜撰说：“符命上说的‘为皇帝’，实际上是摄行皇帝之事罢了。”王莽指使群臣把此事禀告给太皇太后王政君。
年迈的太皇太后虽然重用娘家的人，但本心还是想守住刘家的社稷江山，自从委政王莽以来，她渐渐觉察到王莽诡计多端、事事专断，但未曾想到侄儿会有篡位之心，不禁气愤至极，给予严厉斥责，说道：“这是诬罔天下，不可施行！”
这时，王莽的叔伯兄弟、太保王舜却告诉老太后，现在已没有办法能阻止王莽这样做了。最后，王政君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按王莽等人的意思下诏书：“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
看到这种情况，王莽的党羽马上引经据典拟定了一套居摄的礼仪。从此，摄行皇帝之事的王莽戴着皇冠，面向南，朝见群臣，听决政事。他的车驾出入皇宫，两边都是侍卫，所经过的道路禁止他人通行。民人和大臣奏事王莽时都自称“臣”。自古以来，礼仪便是身份和名位的标志。王莽享用皇帝之仪，标志他有着和天子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王莽也还算心思细密，没忘了在最后加上这样一条“其朝见太皇太后、皇后则仍用臣礼，所居之处，如诸侯制度”，这也算是对太皇太后的唯一安慰吧。
公元6年农历正月，王莽在长安南郊祭祀先皇，在东郊喜迎新春，正式做起了他的“摄皇帝”来了。
三月，立刘婴为皇太子，号“孺子”，尊汉平帝王皇后，也就是自己的女儿为皇太后。皇太子和摄皇帝竟是两姓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王莽篡权之心，昭然若揭。也立刻引起固守刘氏汉室“正统”观念的朝臣和宗室子弟的不满，他们彻底识破王莽假仁假义的面具，有几十位朝臣和地方官吏或告退或隐亡，表示忠事刘汉而不为王氏朝官。
王莽做摄皇帝，是外戚专权的必然结果。从此，王政君作为维护刘氏政权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假皇帝”还是“摄皇帝”，都是代理皇帝的意思，但实际上王莽此时的权势早已超过坐在帝位上的孺子婴了，只是没有宣布改朝换代而已。
四月，汉宗室安众侯刘崇与侯国国相张绍起兵反对王莽。张绍率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崇也战死了。事变平息之后，王莽的党羽借机大做文章，说什么刘崇所以敢于起兵，是因为摄皇帝的地位太卑微，权力太小，难以镇服海内，要挟太皇太后，让王莽在朝见她的时候也称“摄皇帝”。时隔不久，他们又再次要挟太皇太后下诏：增加摄皇帝的官属和卫兵，改王莽居住的地方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王莽步步逼向帝位。
一些亲汉的官员、百姓也在加紧策划起义。公元7年九月，东郡（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翟义再次发难，举起反对王莽的大旗。翟义拥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向全国各地发出通告：“王莽毒死平帝，执行天子特权，妄想断绝汉代的江山社稷，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诛灭王莽！”各郡国纷纷响应，队伍迅速发展。在古代，正统观念往往起着支配的作用，所以后来反对王莽的农民起义军，大都拥立刘姓宗室子孙作号召，如刘玄、刘盆子等。
面对起义军的壮大，摄皇帝王莽寝食不安，昼夜抱着年幼的孺子婴在城郊寺庙里祷告，并祈求神灵保佑，宣布等孺子婴长大成人后，就主动辞职回家休养。
王莽一面担惊受怕，一面派兵镇压。在王莽军的镇压之下，这支起义军也失败了。
平息叛乱后，王莽更是踌躇满志，他一改昔日谦恭有礼的儒者风范，而以一个盛气凌人的军事强人的姿态出现在大小臣子面前。胜利让王莽有恃无恐，加快了当真皇帝的步伐，同时也加速了王莽的毁灭。
翟义等反叛者相继被灭，使王莽产生了错觉，他认为这一定是“天命”所归！自己是威德空前、天人相助。但是，王莽要去掉头上的“假”字当真皇帝，还要靠符命。所谓“符命”就是编造的“天符之命”或者“圣王受命之符”。于是，各地便纷纷造符瑞来投其所好、急其所需。王莽借着各地的“符命”，提出要把“摄皇帝”中的“摄”字去掉；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太皇太后不得不允诺，王莽的弄假成真走出了第一步。
既然命符是升官的捷径，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就加紧制作铜匮（铜匣子），装了两条书简，一个简册上写“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简册上写“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其中的“某”指汉高祖刘邦，这个“黄帝”就是王莽。意思是天帝和汉高祖刘邦传位给王莽。“图”“书”中都写了“王莽应做真天子”，同时将王莽宠信的几个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说这些人应当做大官辅佐王莽。哀章将此铜匮献给正急于当真皇帝的王莽。王莽立即拜受，表示听从天神命令，接受禅位。回去坐在未央宫的前殿，登上真天子宝座，把国号改为“新”，把十二月初一作为始建国元年的正月初一。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