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不喜欢在公众场所说话，他有几次在伦敦经不住劝说讲了话，结果听众很是失望，就好像他们参加了一次降神会，既没有神奇的离地现象出现，也没有外质吐出来。
从具体的角度看，他比实际的形象还要高大：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哪怕还是作为一名长相英俊、行动活跃的年轻探险家，他就已经与众不同，神情不凡了。他的眼睛跟布拉瓦特斯基夫人的眼睛同出一派，文学里面没有比那双眼睛更蓝，更有穿透力的。他的眼睛总有一种无法相信的威慑作用，也无法想象有任何人敢在他的眼前撒谎的。格雷汉姆的兄弟，雷蒙德和胡夫也都长得很高大，身体同样健壮。胡夫是一位官僚，雷蒙德是一位内分泌学家和登山爱好者，早先便认识教授魔法者阿莱斯特·克罗雷。但是，他的两个兄弟都没有他那样的眼神。
格林的照片显示出来的是一张严肃的脸，正好适合一位荣誉骑兵的形象（比一位骑士更受人欢迎），但是，称他为一位朋友的人都知道这样板起的面孔只是一个面罩。他经常大笑，而他的笑声很深沉，也很中听。他是个好到不寻常程度的健谈者，肚子里面藏着很多故事，大部分是讲游者的故事，而且从来都没有发表出来。这里面有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是讲在阿根廷发生的一起多重谋杀案的，里面有重复不断的一句话：“有人告诉我说，科尔多瓦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格林的幽默的一面非常深刻，差不多就到了悲伤和癫狂的程度。他的自传《一种生活》本来是一种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挑选的一本书，但是，他在讲自己癫狂方面的事情时却是非常坦率的，他还走得更远，描述了自己如何有狂躁一压抑型精神病的举动。他说，他的双极性格是形成许多不同小说的原因，比如《跟姨母一起的旅行》和《事关要害》，一方面很是轻率，一方面又阴郁难解。我觉得，随着他的年龄变大，他的滑稽的一面也在加深。
格林去看过精神分析医生，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曾拿此事大事渲染，就好像在他寻找帮助的时候，一定是担心自己的心智出现了问题一样。我敢肯定，他坐在沙发里是一个病人，但同时他也一定是位了不起的观察家。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浪费什么样的一次经历（虽然他去过萨摩亚和塔希提，但他没有写过那些地方）。他并不认为疯狂是一个弱点，也不认为那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那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是另一种形式的灵感。“疯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最神圣的一种感知了，”就是这一类的观点吧。他也是一位极喜欢大段引录诗行的人，有勃朗宁的，有吉普林的，还有那位语言粗俗下流的罗切斯特爵士的诗。
我觉得，格林改信天主教是针对家庭（和国家）的一次反叛行为，因为那个家庭和国家视天主教为外来的东西，值得怀疑的东西，也是凶险的东西。信仰也给了他一种罪恶感，因此，他的恶棍们并不只是干了许多坏事，而且还是邪恶的，罪恶滔天的。他的作品包含的神学的一面，我发现是最没有趣味的，也是最按部就班的一些内容。作为改宗者，他披上了很重的神学的面纱——那通常是他小说中的一座里程碑——但是，毫无疑问，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小说当中，他的虔诚显然使他与众不同。
他喜欢这样想，他过着一种政治的，道德的，情绪的生活（这是他最喜欢的勃朗宁的诗句之一）。但是，他是在那样生活吗？在我看来，他玩得相当安全，很警觉，联系也很广泛，在他的性格当中出现的这些隐密的成分、抽鸦片的实情，思考诅咒事宜的方面，的确都是一个姿态。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当真玩过俄国的轮盘赌（他就此事写过多重版本的故事），但是，假如是这样的，那他就从中挖出了太丰富的内容了。拿死亡打赌——我相信事情果真是这么粗俗的——那可是浪漫得多的事情，而且会使一位传记作家有东西可以反复思考。但是，说到底，玩那种开枪打脑袋的游戏本身不是非常愚蠢的游戏吗？
在他看来，也在他的态度当中，在他展开自己的文学生活的方式当中，在他的行话与快乐的事情当中，他是一位爱德华式的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位容易给人留下印象的十岁的孩子。他开始读一些文学英雄人物的故事时，那些人大部分仍然都活在世上，比如康拉德、萨奇、福特·麦道克斯·福特。他早熟到了造访亨利·詹姆斯的程度，当时，这位文学大师尚在人世，是到1916年才去世的。但是，格林的文人世界观里面夹杂着对于生活的狂热渴求。他在大部分时间里可能是位爱德华式的人物，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坐协和飞机飞到巴黎或纽约去，他希望坐一等舱，他希望以超音速的速度飞行。
有一阵子，我尽量不去看他写的东西，因为在我与前妻刚刚结婚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刀子很喜欢他和他的作品。我很嫉妒他，不讲道理地要求她注意我。我呢？我的写作呢？那还是在非洲时的事情。最后，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迷在其中很深，我竟然开始生活在他的世界里面了。那样的事情无法长久下去，但是，我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位游牧作家的希望，从来不写自己家乡的事情。他激发了我，让我有了信心。
1970年代，有人要求我去伦敦采访格林。我们在里茨见面，喝了一些东西。我后来又见到他好几次。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无法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想到，如果把写他当作一件任务来完成，那就是在利用他的大度，侵入了他的私人生活，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他的隐私。这么一来，我担心会失去他的信任。我希望继续当他的朋友，因此，我把他变成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将他放在了我的小说《人物宫》里面。之后，他对此大笑，我们也一直保持作朋友。他喜欢他的面罩，喜欢当一个虚构的人物。
另外有一天，在夏威夷，我再次看了《事情的终结》一书。格林的地域感非常确切，也值得人欣赏，我开始怀念伦敦南部的日子了，因此也在奇怪，如果他不再拿自己炯炯有神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想法是他死亡的前兆。从气质上讲，他很像里面的中心人物本德里克斯——个孤独的人，有能力产生很大同情心的人，但是，他的内心里横着一根冰条。
格林的《回忆》
多年以前，鲁迪亚德·吉普林的一本极厚和看上去相当详尽的一本传记出版以后，格林说：“到了关闭采石场的时候了。”《回忆》是一些文论、摘录、******、少量诗歌、书评和《星期天》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散篇的选集，看过这本文集后，我觉得也许到了宣布格林采石场正式关闭的时候了。很显然，再不可能有什么很大价值的东西留下来了，已经挖掘出来的那些东西里面，其中的一些内容的文学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对格林有兴趣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对那个人写作的一切东西有兴趣。六十七年以前，格林在都柏林的街头游走，记了一些爱尔兰人的笔记。他在《威斯敏斯特周报》上发表的一些关于爱尔兰人的文章都收集在这里，是本书中最好的一篇，对于都柏林这个城市留下了极好的一个格林式的结尾：“跟最糟糕的恶梦一样，一个人发现自己在一个普通和习惯的地方，但又不停地担心某种可怕的、不知道的、无法预防的事情会发生。”
格林内心里的这种郁积不散和无名的担心，跟人们在他的作品当中同样能够找到的恶作剧的成分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假定，恶作剧和担心是描述一种狂躁一压抑型精神病的惬意的方式，但是，格林确认，他的写作是双极性的，这就是我们这些业余的精神病医生所说的通俗话。“你这个****犯，再别******吵了，”我们发现这位荣誉骑兵在中国的一位英国教授的门前大喊。格林相信那位教授有毛病，事实上，那种可怕的声音是人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在厨房里友好地谈话。同样一趟旅行当中，格林想要点周末用的东西，因此就跟他的男向导询问节育方面的一些东西。
“例如在这个村子里，我假定应该有一家药店吧？”
“是啊，有的，哪里都有。”
“可以在那里买到套子？”
“当然，那是当然。”
“可否麻烦你去替我买一只？”
那位导游考虑了很久才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我可办不到。你看，我不知道你用几号的。”
一位小说家的散论文集经常看来就像是一份档案，可容纳他／她的虚构的点子。《回忆》中的很多文章都跟日记体差不多，但是，那都是为杂志和报纸写的文章。格林因为好奇而去到某个地方。他被那个地方所吸引。他写一篇文章来描述那个地方，详细地描述。几乎所有的地方最后都演变成一篇小说的背景。因此，这里有很多文章讲到越南，有一篇讲到海地，有一篇讲到巴拉圭，还有几篇讲古巴。他有意把这样的描述称为“报告”，而不是“新闻”。
有些文章是一些肖像描绘，那都是格林的主要人物。有一个四部曲由查理·卓别林、鲁迪亚·吉普林·纳拉扬、亨利·詹姆斯和胡志明构成。是啊，如果是桥牌会，这可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是，格林作品的读者会惊讶地发现这种四人戏在不断地重复着。我因为这样一件事实而感到心安：格林时常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得到一个地方的实情（“‘钱会说话，’我的司机说，‘但是，在墨西哥，钱能够喊叫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报告。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他谈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的时候，会写到“根据可靠来源”。
其中的一些文章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的，在不同的一些地方，以更整齐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另外一些文章，尤其是关于电影的那些文章，却不是以前发表过的，哪怕在格林的电影评论集《快乐穹顶》中都没有看到的。他表达了自己的感激灾害情，良好的感觉，还有一些遗憾，是他讲写脚本和看很差的电影时产生的感觉。但是，他是一位杰出的电影评论人，而在这里的三到四篇文章里，他表现出了一位电影评论者最优秀的一面，他回忆到了一些电影和电影制作方面的事情。
最可怕和最让人伤感的一些文章全都是谈印度支那的，尤其是1950年代的越南。我发现有一部分比它在接下来的小说《不出声的美国人》里激发出来的那一段更为可怕。格林坐在一架轰炸机上，跟一位法国飞行员在一起。将一些炸弹扔到不知名的地方以后，他们就直接往回飞，飞往日落的方向，但是，他们看到了一只舢板，上面有人。
我们又朝下面飞，飞离了正在咆哮和裂开的森林，朝那条在没有人注意的稻田上铺开的河流的方向飞去，之后就跟子弹似地对准了黄色河流上的一条舢板。机关枪划出一道连续的痕迹，舢板在一阵火花的闪耀当中炸开了。我们甚至都没有等着看看受害人是否爬到了岸上活命，而是径直爬升起来，飞回基地。我又在想，就如同我在帕奠的一条沟里看见一个死孩子时一样，“我痛恨战争。”在我们偶尔选择猎物的时候，存在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我们只是碰巧路过，我们只需要开一枪便可以了，没有人还击，我们又飞走了，又让世界上的死亡人数多出一个数字。
无可避免的是，一个跨度如此之大的文集（1923～1988年），一定会包含一些彼此矛盾和不顺手的地方。在好几个例子当中，格林对J．B．普莱斯利进行了非正式攻击，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又对他大加赞扬。他就小偷和天主教徒或美国人发表了一些看法，你不知道他是在逗乐，是表现出天真，还是处在他的那种恶作剧的狂躁情绪当中。1963年，他赞扬古巴，三年之后，他又写道：“自1963年之后，事情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但是，这本书里最奇怪的效果都是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1928年，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他跟克劳德·柯克伯恩一起将一把手摇风琴筒风琴带到了哈特福德郡。那篇文章本来不错，但是，那篇文章里有生硬的洋洋得意的成分，而且没有什么色彩。四十年后，在一个书评里，他又重谈此事，结果说了不同的一些细节，是一些相当好笑的细节，讲的是穿成了一个流浪汉的模样，错把一头晚间发了疯的牛当成了某个看不见的人咳嗽的声音，因为那个人想攻击他们，还讲到那次的途中，两个人都戴着万圣节的面具，看上去极愚蠢，极逗人烦，结果他们两人的友谊就此完结。这个文集描述格林当时如何没有提到那样的细节，因为他表明自己已经有了信心，也有了成就感。
格林的梦
“在他小的时候，能够想象出来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漆黑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有一只冰冷的手放到了他的脸上；或者在半明半暗的地方醒了过来，看到一张邪恶的脸在很近的地方看着他的脸；这样的一些情景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经常将被子盖在自己的头上，到了差不多要窒息的程度。”
不，这样一位恶梦频现的作家不是格雷汉姆·格林，而是艾德加·爱伦坡，是杰弗雷·梅亚斯的传记里面写的。但是，这样的一种食尸鬼似的情景正好是我希望在格林的《自己的世界：关于一个梦的日记》中找到的。不幸的是，格林的作品当中没有任何一点接近冰冷的手或邪恶的脸的东西。
“（本书中）另一个找不到的东西就是恶梦，”格林在自己的前言当中解释说。“没有恐惧，没有恶梦。”哪一种认真的作家没有做过恶梦？格林在前言开头的部分就写道：“生活当中关于****的一面，也许在这个纪录里面能够找到，看上去很是奇怪，但是，我并不想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把我曾爱过的人牵扯进去。”看到这里，我的心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