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陇东革命武装的初创和发展
【国民党势力在陇东的统治】 1927年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10年间，中国革命史称其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10年，中国革命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折：一次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另一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一时期，由于王孝锡的浴血播火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国民党势力强化了对陇东的统治，人民生活更加悲惨。但是，压迫愈深重，反抗愈强烈。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陇东人民建立了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开辟了陕甘边红色根据地，迎接了长征到来的中央红军。陇东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1928年10月，蒋介石就任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控制了国家政权，建立起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一党专政。1929年，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战祸及大半个中国，混战的枪炮声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继蒋桂（李宗仁、白崇禧）战争、蒋冯（冯玉祥）战争之后，1930年4月，蒋、阎（阎锡山）、冯、桂中原大战爆发，至11月，蒋介石打败所有对手，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在新军阀混战的1929年，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被调陕西，冯玉祥任命孙连仲继任。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败下野。蒋介石于1931年8月委派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其时，陈珪璋（庆阳城人）已为甘肃警备第一路司令，坐镇陇东。由于新军阀内讧不断，酿出事变，吴佩孚又趁机入甘活动，马鸿宾的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又令杨虎城的陕军入甘平乱。1931年12月1日，受杨虎城派遣的孙蔚如率陕军进驻兰州，次年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成立甘肃临时维持会，代行省政府职权。1932年2月9日（正月十五），孙蔚如鉴于陈硅璋（时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居功自傲，思谋背叛，当夜捕杀。并派杨子恒星夜赶回平凉，配合留在平凉的一团陕军解决和收编了陈部平凉驻军，任命杨子恒为陇东绥靖司令。至此，陇东各县又被陕军所占。蒋介石为抑制陕军杨虎城的势力，于1932年5月，派邵力子来甘就任省政府主席职务，邓宝珊以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身份率部驻守兰州。第二年9月，蒋介石的亲信朱绍良又到兰代替邵力子主甘，并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从此甘肃又落于蒋系军阀官僚之手。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也率部入甘，独立旅驻防天水。1934年10月，蒋嫡系六十一师三六一团团长林英驻防陇东西峰镇。1935年春，胡宗南覃异之一个团驻扎西峰；宁夏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驻庆阳、环县、宁县一带。谭世麟已任庆阳、合水等8县保安司令，官匪勾结，横行陇东。
这一时期，陇东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更为突出，农业生产破坏严重，农村经济更加凋敝，农民生活异常贫困。庆阳有八大家富豪（俗称“庆城八大家”），其中字号“恒义兴”的李子良家，占地7万多亩，养牲畜1000多头，一百余里的悦乐川几乎为他一家所占，从庆阳到定边沿途大都是他的佃户，每年收租四五千石（每石10斗，民间每斗约合40到50市斤）。华池林锦庙共102户、480人、9730亩土地，被字号“裕茂隆”、“恒义成”的大地主占去土地4000亩，有54户、230人无地。庆阳白马庙川当时只有50户、290人、4500亩地，被字号“复兴李”、“恒义成”的大地主占去4300亩，有47户、287人无地。华池的林镇、南梁259户，无地农民多达198户；这一带2．6万余亩土地，被地主霸占了1．8万多亩。多数农民沦为赤贫，还要承担多如牛毛的捐税派款。陈珪璋部、谭世麟部、杨子恒部、胡宗南部、马鸿宾部轮番袭扰陇东；赵文华、陶玉山（陶老三）聚众为匪，破堡劫财、杀人放火、肆虐乡里。兵匪纠合，狼狈为奸，生灵悉遭涂炭。从1927年到1937年间，各种自然灾害年年都有，大灾也很频繁。1928年大旱，秋田无收，冬小麦不能下种，发生严重饥荒；1929年（民国18年）持续大旱，陇东全境绝收，每百斤面粉要卖25块银元，草根树皮几被食尽，百姓死亡到处都是；1934年又遭大旱，至1937年，旱、雹、水、风、霜等灾害交替发生，灾后伴以瘟疫流行。天灾、人祸、兵燹、匪患，把陇东劳苦大众抛在了死亡线上。西峰镇的大街小巷，到处是乞食灾民，日死数十，抛入南门外死人大坑（称万人坑），野狗争食，惨不忍睹。谭世麟心毒手辣，1934年在阎家洼残杀南梁政府干部、工人13人，活埋群众14人；同年又在东华池一坑活埋地方干部8人，当时有个七八岁小孩痛哭其母，也被他一脚踢到坑里活埋；在元城一次铡死4人，刀劈6人，斧砍2人。他还翻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烧了刘志丹祖父母的遗骨，以通共罪名杀害刘志丹的亲属、亲戚10多人，活埋当地干部群众17人；在金鼎山一次铡死刘志丹堂弟刘景才、教师王正吉等8人。这种掘坟焚尸、绝族灭种的残暴行为令人发指。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陇东人民，渴望着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到来。有一首《盼红军》的民歌道出了陇东人民的心情：“种下庄稼盼收成，穷人日夜盼红军。红军来了打豪绅，仇要报来冤要伸。”
【刘志丹的兵运工作和南梁游击队的建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坚定地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9日爆发的秋收起义和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召开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先后组织了“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于1928年秋任命刘志丹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为军委委员。根据当时斗争形势，他们主要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入军阀部队内部，从事士兵运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学习军事，培训干部，伺机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北伐战争时期的老关系于1929年秋打人宁夏军阀苏雨生部。当时，苏正在扩军，刘志丹被任命为骑兵第四师第八旅张廷芝的十六团中校副团长，谢子长被任命为第十旅旅长。他们借此机会，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团员安排到苏部，成立了学兵队，共产党员张东皎任队长，高岗任副队长，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1930年春苏雨生失败，刘志丹、谢子长又来到庆阳三道川（今属吴旗县），打人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刘志丹与马锡五等建立的一个营被编为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刘志丹任营长，马锡五负责军需。五六月间，被谢子长派往后湫殿民团杨庚武部做兵运工作的阎红彦等，将该部周维琪营300余人枪拉出，在三道川与刘志丹部会合，编为直属第三团，谢子长被任命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由于投靠谭世麟的土匪张廷芝收买周维琪共同叛袭，刘志丹、谢子长逃脱，马锡五被捕，兵运活动再告失败，史称此为“三道川事件”。8月中旬，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主动辞去军委书记职务，来到陕甘交界处，集中精力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10月，谢子长调往上海，去中央特科学习，于次年春返回。
1930年9月，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为扩充自己势力，仍请刘志丹担任其骑兵第六营营长，并指示合水县太白镇的民团军第二十四营予以协助。据此，刘志丹决定寻机收缴二十四营的武器，消灭这股反动势力，拉起自己的武装。9月28日，刘志丹率部进入太白镇，与在二十四营当兵的贫苦农民、他以前常与之联系的赵连璧（即赵二娃）取得联系，商定了智取计划。10月1日，刘志丹等以商借粮草为名，“联欢”交谈中将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凤珠击毙，缴获该营第一连全部枪械弹药，并击溃二连。部队转移途中，又捉住了该营第三连连长马建有，将三连枪支和马匹全部缴获。这就是有名的“太白收枪”。太白收枪共缴获50余支枪械、10余匹骡马。这一军事行动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基础。
太白收枪后，刘志丹利用既得的武器，建立了一支有40多人的游击队，群众称他们是“刘志丹游击队”或“南梁游击队”。刘志丹把人员分成三部分：赵连璧带一部分在太白活动，同守孝带一部分在华池县南梁（当时属庆阳县）活动，刘志丹自带一部分在保安、安塞边界打游击。两个月内，刘志丹游击队就扩充到150余人。他们先后消灭了黄毓麟民团残部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的一些民团，打了一些土豪。由于声势渐大，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在保安县境内受到敌高双城部高雨亭营的“围剿”。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向陇东转移，在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会合，贾生财也从陇东民团拉出40多人前来参加，部队一时增加到400多人。之后，在固城麻峪村进行了整编，游击队共编4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任连长，刘志丹任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整编后，向南行至宁县盘克张皮原，被陈硅璋部谢牛（谢绍安）骑兵旅包围，恶战一场，损失严重，一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又折回南梁、太白一带，刘志丹带一部分骨干力量突围到宁县麻子掌。为了保存力量，刘志丹又通过已只身逃出的马锡五等与苏雨生部联合，部队被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马锡五任军需，驻防陕西职田镇。在职田，因打土豪刘志丹被产生疑心的苏雨生下狱。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他按陕西省委指示，又通过陈硅璋的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引荐，打人平凉陈珪璋部，任暂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驻防宁县，他自带100余人驻早胜镇，其任务是协助投靠陈硅璋的河套土匪高广仁部（十三旅）阻击苏雨生。
1931年8月，刘志丹在早胜遭到已与苏雨生勾结的高广仁的袭击并遭扣押。高广仁被陈硅璋部蒋云台第五旅击溃后，刘志丹又被裹挟到合水。他趁夜间大雨脱身到赵连璧处，又会同马锡五来到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游击队的驻地，并派人通知赵连璧、贾生财率部前来会合。部队会合后共300多人，整编为3个大队：赵连璧任第一大队长，刘景范任副大队长；杨培盛任第二大队长，白冠五任副大队长；贾生财任第三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至此，被苏雨生、高广仁等反动军阀扼杀了的南梁游击队再次恢复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陇东第一支革命武装。
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一个骑兵连，缴枪20多支、战马40多匹。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之后，部队坚持在山多林密的南梁一带打游击，部队扩展到400多人，在军事上站住了脚跟，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组建和梁掌会议】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东华池、林锦庙（今林镇）一带与转战而来的晋西游击队会师。晋西游击队是在中共山西省委亲自组织和陕北特委的大力支持下，于1931年4月下旬在山西孝义楼底村辛庄成立的，活动于吕梁山区一带。因受敌人重兵“围剿”，同年9月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在安定县北区南岔沟改选了领导班子，由阎红彦任大队长，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给这支游击队以关怀支持，陕北特委也十分重视这支革命武装，派大批党团员和青年骨干参加游击队，使队伍发展到近百人，活动于安定、靖边一带。另外，在山西境内黄河岸边尚有几支倾向革命的保护“土客”（鸦片商）的武装“保运队”，也因遭晋、陕军阀袭击而西渡到陕北。10月初，晋西游击队与这几支武装达成协议联合行动，他们被编成陕北支队，由师储杰任支队长，接受晋西游击队队委会统一领导。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按陕北特委指示，转战到林锦庙一带寻找刘志丹的队伍。刘志丹闻讯即派人迎接，会师于林锦庙。战友相逢，分外喜悦，阎红彦还将自己一把心爱的手枪送给刘志丹，以表情谊。林锦庙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千余人，并迅速占领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同年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和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于1931年春从上海回来后，曾被陕西省委派往平凉了解陈琏璋部的兵运情况，在平凉不足一月即接受新的任务来到南梁。为了摆脱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他们利用反动军阀急切扩充势力的心理，经过谈判，在保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将部队编归平凉陈珪璋部，仍借用曾在该部用过的十一旅的番号，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旅部驻防今华池县新堡一带。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决定正式成立陕甘人民武装。1932年初，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在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宣布把南梁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决定，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后叛变），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骑兵队、警卫队，阎红彦、吴岱峰、强龙光、白锡林分别任队长。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李杰夫任书记；各队成立了党支部，还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形成了党的核心力量和比较严密的组织。会上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游击队员们都领系“牺牲带”，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旗的正式打出，标志着陇东的革命武装斗争从长期以来的隐蔽状态转向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