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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苏联时期的最后几年(1985~1991)(1)

)第一节社会政治生活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议下,开始了对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改革。在社会政治方面,对发展生产的条件和指导经济方法的根本改变超出了“改革”预期的范围。这些改变导致存在了70多年的苏联解体。

一、“社会改革”的方针

80年代中期,早先与Ю.В.安德罗波夫有紧密联系的一批精力旺盛的年轻工作人员走上了国家的领导岗位。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Н.И.雷日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戈尔巴乔夫及其激进政策的支持者公开发表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倡议。倡导者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改革”的实质是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建立“更好的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加进了一些新的成员,他们都是总书记思想的赞同者(如Е.К.利加乔夫、В.М.切布里科夫、Э.А.谢瓦尔德纳泽等)。中央书记处书记中有Б.Н.叶利钦和А.Н.雅科夫列夫。

为新的方针奠定基础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1985年)的四月全会上。全会发言主题涉及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必要性问题,涉及深入改变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迫切性问题。拟定出了国民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发展战略。

改革的主要杠杆应该是加快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应该与更加积极地利用科学技术成就、与国民经济管理权限的分散、与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与深化经济核算、强化生产秩序和生产纪律联系在一起。优先注重的是机器制造部门。随着这些部门地位的提高,预计会达到国民经济整体的技术改造。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拟解决最重要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住房问题和粮食问题。

然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则是从实施政治的公开性开始。撤销了新闻报刊检察机关,允许出版新的报刊。这些变更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广泛回应,产生了数量众多支持“改革”的社会联合会和团体。广泛讨论新政府的方针是在群众性集会上进行的。在各种定期刊物上展开了一场有关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辩论。有关“改革”的战略实质,戈尔巴乔夫在不同城市接见党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时分别作了阐述。加快改革的思想在不同阶层的民众中既遇到了赞许,也遇到了抗议。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当中有反对新方针者。为保证改革任务的实施,撤换了一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撤换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等等。

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确定了由国家领导选择的加快经济改革、革新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方针。像往常一样,这个方针与解决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密切相关。

二、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5—1986年间,展开了一场同破坏生产纪律和贪污受贿者的斗争。一批原国家领导人因受贿行为和侵占盗窃罪受到惩处。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之下,建立了以А.Н.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补充研究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被镇压公民的文件。平反了许多人,就30年代的诉讼程序判处他们无罪。在平反的人当中有Н.И.布哈林,А.И.李可夫,以及一批经济学教授,如А.В.恰亚诺夫等。

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自己的新书《改革与新思维》。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了实施党组织书记的选举工作。

80年代末,改革触及了国家的政权机构。其开端始于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1988年6月)。会议上就国家发展的任务问题,“改革”的拥护方与反对方意见冲突,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大部分代表支持戈尔巴乔夫关于经济改革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来到的观点。大会批准了建立法治国家的方针。构建法治国家赋予政治改革以主要的意义。政治改革的实质在于明确党组织与苏联国家政权机关分担的责任,在于将共产党手中的政权转交到苏联国家政权机关。这一决议的实施一直拖延到了批准新的社会政治机构之前。

创立了新的政权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大会的参加者中选举产生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后来变成了常务议会。类似的国家机构在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建立起来。

旨在建立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在国内实行总统制(1990年3月在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的第一位总统)。

1988年底,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部关于改革苏维埃系统的选举法。从此以后,人民代表的选举须在差额选举的基础上进行。1989年春季,按照新的选举原则举行了最高政权机关的选举工作。在选人人民代表团的成员中有许多支持激进改革的人,其中包括Б.Н.叶利钦、А.Д.萨哈罗夫、А.А.索布恰科、Ю.Н.阿法纳西耶夫、Ю.Д.切尔尼琴科等。1989年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最后组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三、对宗教关系的改变

在民主改革的条件下,教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改变。戈尔巴乔夫几次接见了全俄大牧首皮缅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代表。1988年,隆重庆祝了罗斯受洗1000周年纪念日。注册登记了一些新的宗教团体,开办了宗教学校,扩大了宗教书籍的出版份额。

为宗教信徒返还了早先被没收的祭祀建筑,政权机关还允许他们建造新的教堂。宗教活动家获得了与全体公民一样的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一些显赫的教堂大主教被选为国家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制定并批准了一个新的祭祀法。在该法出现之前,一家定期刊物就如何建设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关于信仰自由》的新法律巩固了国家对宗教的自由化方针。

四、建立政党与政治运动组织

1990年3月,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取消了“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制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这一条文。在此之前,国内已有数量众多的政治组织在活动。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为产生新的政党和新的政治运动提供了依据。在这些政党中,一些带有民主倾向的政党和组织占有显著的地位,它们是农民党、农业党、俄罗斯人民党、俄罗斯联邦共和党、俄罗斯民主党等等。这些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赞成民主制国家,赞成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许多党承认建立混合型经济的必要性,但在选择形成混合型经济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大部分新成立的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为摆脱困境实现自上而下的重组。

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重新认识苏共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苏共几十年来只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会议赞同放弃苏共的“政治领导地位”,同意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当时的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等人不赞同这种激进的改革,苏共内部就改革的规模和时机出现了分歧。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民族主义迅速崛起,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一起加入了对权力的争夺、控制和角逐。

苏共队伍中的分裂导致产生了几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在成立的最初几天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形成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劳动党。所有这些党在最初的活动阶段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于恢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考虑到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加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开始活动的还有一些社会民主党。赞成民族自我意识复兴和强国复兴(但以不同的方式)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党(俄罗斯人民共和党等)走上了政治舞台。

许多政党的存在时间较短,它们有的分解,有的倒下,有的与其他组织融合在一起。出现了一个个新的政治团体、政治联盟和政治集团。它们积极参加到苏联的社会生活之中。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共产党与自由党处于政权斗争的中心。在拥护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的人中间,分裂已初具轮廓。苏联经济形势的恶化也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这一分裂。一个政治激进团体提出要求深化政治改革,实行私有制和多党制的思想。

)第二节经济发展状况

一、经济改革

“改革”的头几年很少触及当时的经济体制。

一项严重的经济状况指标和经济上管理不善的例子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1986年4月,当测试一套涡轮发电机组时,核电厂的一组核反应装置发生了爆炸。事故的发生没有立即被当地居民和国际社会舆论所关注。这是出现全球性灾难的原因之一。

核电站事故的灾难加速通过了经济改革政策(1987年)。经济改革的主攻方向在于将占优势的行政管理过渡到经济管理的方法上来。但是,改革没有涉及行政指令体系的实质。开始着手各项法令的制定,以便完善经济管理。撤销了一些中央的部和主管部门,扩大了企业的独立性。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国民经济领域计划任务的大部分指标没有完成。不但如此,粮食和民用必需品的不足日益严重。预算赤字增长了,石油出口的收入缩减也多多少少促使了预算赤字的增长。

80年代末,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企业管理者以及党的领导都承认广泛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苏联第一次人代会通过决议,开始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包括:缩小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干预、重新修订所有制比例并且形成市场。有关发展市场经济的适宜性问题、竞争问题以及企业家的活动问题在苏共二十八大(1990年7月)的决议中已经阐明。

二、走向市场经济的途中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允许个体劳动者的经营活动,并允许建立合作社生产某些商品。给企业赋予了广泛的权利(国家企业法,1987年)。中央计划委员会负责承担测算经济发展的具体数额和国家定购任务的规模。企业获得了独立出售超计划产品的机会。但在经济中,由于缺乏市场机制,造成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困难。通过了《苏联企业家活动普遍办法》的法律。这个法对于私人企业家的活动来说,应该有助于形成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为此,调整并改组了银行系统,组建了商业银行与合作银行。扩大吸引外资,与国外企业与商行建立合资公司。

在组织农业生产方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商业生产部门和私有农户。截至1990年底,国内的商业生产部门约有5万家,约占整个农产品产量的1%。非国营成分(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在经济中越来越普遍。

经济改革没有改善国民经济的普遍状况。1989年至1990年,工业品生产的增长速度急剧缩减(见表1)。

表1

工业增长速度(比上一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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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

┣━━━━╋━━━━╋━━━━╋━━━━━╋━━━━╋━━━━━┫

┃ ┃ ┃ ┃ ┃ ┃ ┃

┃ +3.4 ┃ +4.1 ┃ +3.8 ┃ +3.9 ┃ +1.7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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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预算赤字的比例扩大了,失业人数增加了。1990年底,国内失业人数(据官方资料)达600万。

三、反危机计划

1990年夏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定。接着,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团体和经营管理者团体制定了一些计划草案,取名反危机计划。这些计划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可供选择的计划。其中一项《500天计划》的制定者是以С.С.沙塔林与Г.А.亚夫林斯基为首的经济学家团体。该计划规定了分散经济管理权限,将企业改为租赁和私有化的条款。打算取消国家物价监控部门,并且准许可调节的失业现象。该计划,根据制定人的观点,在500天内可以让国家脱离经济危机。但是,为了实现反危机计划,从中挑选了较为适中与温和的计划,它是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Л.И.阿巴尔金的主持下进行制定的。参加该计划研究工作的还有政府首脑雷日科夫。雷日科夫与阿巴尔金的计划拟在较长的期限内保护国营经济成分,以及从各个方面对加入的私有成分进行国家监督。

经济改革政策的落实需要相当可观的社会经济费用。急剧萎缩的生产,不只是工业产品,而且还有农产品的萎缩使得大部分居民的实际收入降低了。许多社会问题遗留下来没有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住房问题、粮食问题、生态问题。劳动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的尖锐化引起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80年代末,罢工浪潮笼罩了库兹巴斯煤矿,然后是顿涅茨煤田。仅在顿巴斯有多达30万矿工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导致新社会的居民出现了不同的等级。出现了掌握生产资料的社会群体:合作社成员和个体劳动者。社会上形成了掌握相当可观财源的公民阶层(银行业主)。

)第三节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

一、新的对外政策原则

“改革”的年代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积极变化的年代。获得国家安全只有在考虑到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时才能成为可能,这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制定新方针的基本原则。在苏联总统的许多发言中阐述了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强调了苏联与世界各国广泛进行合作的必要性。承认过去在与某些国家的关系中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与中国的关系;表现出愿意调解地区间的冲突。规定了减少军费开支以及从阿富汗撤军。1988年,在联合国大会的例会发言中,戈尔巴乔夫明确地表达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想。其中心内容是全人类的利益优先于阶级的利益。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则是不依意识形态的差异为转移。1985年,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的新部长。

苏联政府的一些具体措施证实了它愿意遵循所选择的对外政策方针,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当中愿意放弃思想上的冲突,愿意结束“冷战”。

1985年秋,在日内瓦举行的苏美谈判证明了苏联有关改变原先的立场以解决对外政策的问题。两国总统在所签署的文件中确认,“禁止核战争,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双方申明,拒绝获取一方对另一方的军事优势。拓宽两国关系的谈判取得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