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在蒙古人的经济生活中是仅次于马的重要牲畜。羊的肉、乳、皮、毛等都是牧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像“宰羊为粮”，“牧而庖者以羊为常”。当时羊的数量比马还多。“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仅海都一家就“有无数……羊群”。牛也是蒙古牧民的重要牲畜，“庖者……牛次之”，或挤牛乳或制牛酪，还用牛驾车，“以牛马之革制囊”等。骆驼在蒙古牧民的生活中使用得尚不广泛，史料中曾提到弘吉剌部、孛思忽儿部、克烈部、塔塔儿部、汪古部等使用骆驼。当时主要是把骆驼用作交通运输工具，因“塞北无江河舟楫，天生驮驼，能负重致远，知泉脉，耐渴饥，军中贾人名之日旱船”。面对如此众多的牲畜，蒙古诸游牧部落又是采取怎样的游牧方式的呢？处在血缘部落阶段的蒙古诸部落，由于受游牧经济的制约，加之生产力尚不发达，在氏族部落条件下，人们在自然界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不可能单独放牧和保护畜群，无法单独同大自然和野兽做斗争及防御异族进犯，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人们即将濒于覆亡的境地，这就使集体生产的游牧方式成为必然。因为只有在一定组织的集团内进行简单协作，凭借集体的力量个体牧民才能维系生存，于是这种在当时起着组织集体生产作用的游牧方式——“古列延”（意为圈子）诞生了。“古列延”产生于氏族制时期，因为只有血缘关系才能使人们结成持久的、牢固的生产集团。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生产组织的成员都出于同一血缘，他们为了寻找适宜的牧场，必须逐水草移牧地，“当某一部落停留在某地时，多结成环形，其中是首领的帐幕，像圆圈的中心点，这就叫做古列延”。由于蒙古诸部落广为分散、彼此联系薄弱的游牧经济的特点决定，不可能结成过于庞大的经济组织。自然条件也限制了其规模的发展，在一块牧场上不可能牧养过多的牲畜。因此，在当时条件下，最大的“古列延”也不过“数百个帐幕”。
这种较为原始的经营方式使人们的劳动除维持个人生活所需外，不可能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牧场和牲畜为全体成员集体占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随着畜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游牧中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有所加强，已初步有了固定的冬、夏牧场，“随季候而迁徙，春季居山，冬近则归平原”。改变了“以往，则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的状况，同时养畜方法也不断提高，对选配种畜和骟马技术已初步掌握，如成吉思汗十二世祖脱罗豁勒真就“有两个好骟马”。在马群中“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刺马种外，余者多骟了，所以无不强壮也”。从这些饲养牲畜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蒙古游牧部落畜牧技术在不断地提高，社会经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随着各部落之间冲突和掠夺战争的加剧，为了保卫牲畜和牧地，加强战斗力，增加兵源，游牧的经济组织逐渐军事化。到血缘部落后期，“古列延”已不再是集体游牧的单纯经济组织，而是作为军事组织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种重要的防御和进攻形式。“当敌人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也按照这个形式布置，以便不使敌人和陌生人进人中心来。”这种军事组织的出现，使“古列延”借以维系的血缘纽带日益削弱，早已失掉其原有的经济作用，加上各部落联系的增加，改变了过去孤立闭塞的状态，冲破了氏族部落的界限。不同血缘的诸“古列延”为了相互依赖，加强防御和进攻力量，互相联合在一起，使原先规模不大的“古列延”的规模迅速扩大，使不同血缘的人们相互混杂。如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兰豁阿的父亲豁里刺儿台“全家起来，投奔不儿罕山的主人名洒赤伯颜”。其六世祖海都把梅格林人“掠夺来，归并于自己”。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已充分说明蒙古诸部已从血缘部落开始向地缘部落阶段转化，表明蒙古的畜牧业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这不仅为以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加剧了贫富分化和阶级产生，为奴隶制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牲畜群的不断增多，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各部落之间的战争所产生的俘虏则提供了充足的奴隶来源。
）第三节地缘部落的形成以及在阶级社会的发展
地缘部落形成于阶级社会，而且一直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特别是在一些游牧民族中以其变态的形式延续下来，形成多种部落形态，其中在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裕固族等游牧民族中，保留的较为完整，保留的时间也最长。
地缘部落已不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地域为纽带形成的。因为，在当时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免遭掠劫，继续生存下去。一个氏族或部落，要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本身的生存和保护人畜安全，是颇为困难的。弱小的部落常常依赖和投靠于较强大的部落，或各部落联合采取行动。这种依靠和联合使不同血统和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不仅有了接触，而且开始混杂。地缘部落的出现，使部落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血缘关系看起来似乎淡薄了，但作为部落酋长，要管理来自不同部落的臣民，维持自己在部落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就必须建立一套适合本部落的政治制度。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氏族首领和部落酋长逐渐变成了贵族，渐渐世袭，他们随意解释和执行习惯法，并拥有为自己服务的亲兵群。他们为了把自己家庭的血统与别的氏族成员严格区分开来，于是就编造一些带和神话色彩的故事，来确立自己在部落中的高贵地位。比如，像我国蒙古族“苍狼”、“白鹿”相配繁衍的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黄金家族”，藏族“猕猴”与“岩魔女”结合繁衍的以松赞干布为代表的“赞普家族”等就是部落时期的贵族代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只有出身于高贵家族的人，才能成为部落的酋长，为其在部落中行使统治权利而寻找理论根据。地缘部落经历了奴隶制部落和封建制部落的两个阶段。（以藏族、蒙古族部落为例）
一、奴隶制部落的发展阶段
1．藏族地缘部落的形成与奴隶制部落的发展
我们在《格萨尔王传》中可以看到，在血缘部落向地缘部落转化时期，由于岭部落在部落战争中的胜利，在“岭尕尔”这个由“敦”氏族构成的血缘共同体中，先后以联姻的方式加入了戎部落，丹玛、卡拉诸部落，果、党诸部落，以及珠、嘎德诸部落等。这就意味着不同氏族合并而成的“岭尕尔”胞族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各氏族群之间已有通婚的事实存在。若干氏族若干部落由共同的经济、利益、方言、祖先、神祗等结合的部落联盟——“岭尕尔国”，其酋长、军事首领必须从领导氏族即穆布敦氏族，而不能从其他氏族中产生。这表明血缘氏族残余仍在地缘部落中残存。
随着财富的增多，阶级的出现，部落联盟间兼并战争的升级，吐蕃势力迅速崛起。在建立强大的吐蕃王朝和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地处西北的中国最早的游牧民族羌族的一支西羌也被纳入了吐蕃政权的管辖范围。随着吐蕃势力东扩的发展，为了管理上的需要，不断编建部落，使地缘部落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早期的藏族部落为例，甘南地区的藏族地缘部落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吐蕃与羌族结合而形成的。甘肃自古就是古代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中国最早的游牧民族氐羌就诞生在这里。与藏族部落相比，甘肃境内的西羌诸部落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母权制部落向父权制部落过渡的较早，而进入部落联盟的阶段基本上与中原社会同步发展。但是，由于临近内地，长期受中原政权势力的冲击，使部落联盟发展缓慢，特别是汉代以来实行的编户和编制军屯措施，使西羌的部落联盟势力发展不起来。不过这并未拆散其部落的组织结构。魏晋以后，由于民族迁徙，中原逃亡羌地的人数增多，使西羌部落开始向地缘部落发展。隋唐时期，随着吐蕃势力的兴起和向东扩张，西羌被融入其中。当时吐蕃按照其本土的方式编建新部落，成员除吐蕃本土迁来者外，大多数与当地羌人结合起来。这种重新组合建立起来的部落打破了西羌各部落中原有的血缘亲族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地缘关系，西羌人此时步入到阶级社会，进入到奴隶制部落的发展时期。但是，西羌人“氏族部落的一些血缘关系的残存仍较多，它们是后来吐蕃政权崩溃后甘肃藏区社会的部落制度仍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吐蕃势力的崛起与雅隆部落联盟的强大是分不开的。从“六地列”、“八代王”到“五赞王”中的最后一位酋长拉托托日年赞，其经济势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如“六地列”的第一位酋长埃肖列手下的亲信大臣拉甫果嘎创造了用双牛一天所耕土地的面积作为计算耕地面积的单位，并用“颓”作为计算牲畜的单位。同时还引小溪流汇合成灌田的沟渠，将低地变为水田等。除种植、畜牧外，水利、冶炼等技术也有所发展，到拉托托日年赞之子赤年松赞时，社会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记载中有“串联湖泊向上引水；将沟头之水蓄入池中，昼夜引上灌溉”。
随着雅隆部落联盟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被征服的部落越来越多，很多弱小部落相继投靠，赞普对分散各地的部落按人口、地域划分为千户部落、百户部落等，设千户长、百户长等官职管理各部。赞普一职变成世袭。到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时，就着手进行统一青藏高原的兼并战争，他征服一些小邦后，曾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分赐土地、奴户和奴隶。这表明藏族部落社会已迈向了阶级社会的门槛，预示着吐蕃奴隶制政权即将延生。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第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继承赞普位，承袭父祖基业，征服苏毗、羊同等部落，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奴隶制政权。
吐蕃奴隶制政权建立初期，其性质还属于部落联盟，一切重大事情是在各部落集议后，由部落联盟议事会作最后的决定。其“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说明部落组织在奴隶社会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官吏由氏族和部落首领充任，父子世代承袭，各自治理所属部落民众。此时的部落已深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部落首领既是奴隶制朝廷的官员，又是地方部落的代言人，享有特权，形成吐蕃奴隶主贵族阶层。平民、奴隶的地位更加低下，统治阶级的权力无限增加。为了保护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和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松赞干布时期还制订了法律，故“用法严整”，“能强且久”。随着吐蕃奴隶制政权的发展和向外的扩张，奴隶制部落已成为社会政治组织而遍布藏区，被征服地区也以吐蕃本地部落模式编建部落，使藏区奴隶制部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蒙古族地缘部落的形成与奴隶制部落的发展
蒙古族的地缘部落时代可以说是出现在成吉思汗八世祖母莫拏伦之后。如前所述，海都时有明确记载，此时已是四傍各部落结合的地缘部落联盟了。莫孥伦与札刺儿人的部落斗争是对外的部落战争，最后以蒙古部落的失败告终，莫孥伦本人及诸子均被杀，襁褓中的长孙海都幸存，长大后海都报仇取胜，把札剌儿人变成“部落奴隶”。这种部落间的战争打破了血缘部落的界限，使不同血缘的部落成员混合杂居。海都时期由于蒙古部落经济势力增强，海都就“有无数……马群”，这不但为他以后打败札剌儿人部落并变为所谓的“部落奴隶”提供了经济条件，而且也为他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统领四方归属的部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可见蒙古部落已开始从血缘部落向地缘部落转化。
蒙古部落到海都时代应该认为完成了父权制部落彻底代替母权制部落的革命，而且发展成了打破血缘氏族部落而进入地缘性部落联盟阶段。其依据是：（1）较牢固地确立了按父系“授姓”制度；（2）俘虏了札刺儿等的其他非血缘部落，并与之杂居，海都成为“八剌忽怯谷诸民”和“四傍部落”的共同之盟主。
在蒙古部落发展壮大到成吉思汗前期时，驻居在蒙古高原从事游牧和狩猎的札剌亦儿、蔑儿乞、克烈、乃蛮、汪古、乞儿吉思以及斡亦剌惕等各部也在不同程度地发展壮大起来，与蒙古部落一起称雄在蒙古高原上。以前，各部落之间处于极其分散、闭塞的状态中，“其俗行国，逐水草游牧，与古匈奴、鲜卑、突厥同。其部各有君长，不受一共主约束”，彼此联系薄弱。到海都时期，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部落战争的频繁发生，各部落间的联系日益增强，大的部落联盟集团随即形成，为蒙古部落最终战胜其他部落、成为草原的主人创造了条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使“蒙古”一词冠冕堂皇地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冠之蒙古高原各部落、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族称。
随着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不断积累，改变了血缘部落时期牧场、牧畜公有的局面，氏族、部落内部出现了被称为“伯颜”的富人和被称为“牙当吉·吉温”的穷人。贫富分化的加剧以牲畜私有为标志。早在成吉思汗九世祖蔑年土屯时期，他就成了拥有“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的富户，而且还有别人不能侵犯的个人的“驰马地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蒙古部落社会中贫富差别相当悬殊，富者“牧畜遍野”，一般牧民也是“家财……尽够”，足以维生，而贫者则因“穷乏”，卖子易肉。从海都时期至成吉思汗时代，这种贫富分化更加尖锐，富户不仅拥有众多牲畜，而且有大量奴隶供使役。穷者则过着“拾着果子，撅着草根”的贫困生活。这样原来氏族部落内部平等的关系逐渐被阶级对立关系所取代，促使地缘部落形成，阶级社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