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资源的开发历程
1．工业化起步的“一五”时期（1953—1957年）。“一五”时期工业基建的重点已从沿海转入内地，国家将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18？52％投入西部。其中，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近1／4摆在西部（西北地区33项，西南地区11项）；国内建设的694个项目中，472个在内地。从空间上看，在西安——咸阳及其邻近地区新建了航空、兵器、电子、电力设备制造、棉纺织与印染等5个系列的数十个企业；在兰州新建了炼油、化工和石油化工机械等企业；在成都新建了航空、无缝钢管、量具刃具等企业；在新疆克拉玛依和阿尔泰地区分别新建了石油和有色金属采选企业，为西部地区第一批新兴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结构上，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的方针相合，与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结合，工业结构呈现出“重”的特点，工业部门主要是冶金、机械、煤炭、电力、化学、石油和建材等。
2．“******”和调整时期（1958—1965年）。“二五”计划对西部工业建设原定的部署是“开展西南、西北和陕豫交界的三门峡地区分别以钢铁、有色金属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基地建设，继续建设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工业”。而1958年开始的“******”又打乱了原定计划。为扭转“一五”时期发挥地方积极性不够的正确主张，在当时国内外复杂的大背景下，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建立地区完整工业体系，掀起了首先保“钢铁元帅升帐”的无数“全民大办”大中小型项目，工业项目遍地开花不结果。从投资的地域分配来看，重点是在靠近沿海省份的地区（吉、鲁、皖、豫、晋）。结果，三年的“******”不仅未加快反而延误了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3．从战备出发的“三线”建设时期（1966—1977年）。60年代中期，从备战出发，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集中力量“在‘三线’地区建设一个打不烂、打不乱的战略大后方”。西部的四川、贵州、陕西、甘肃、云南和青海六省都划入“三线”地区之列。特别是川黔陕三省成为“三线”中投资强度最高的地区。当时采取准军事动员的方式，从东部沿海和东北、华北内迁380个项目．投资1300亿元，围绕兵器、航空、航天、船舶和核武器等国防科技工业，新建或陆续扩建了包括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电子、能源等主要行业的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三线”建设除使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咸阳、兰州、银川、西宁等城市的工业门类增多、实力显著增强外，还在攀枝花、绵阳、德阳、江油、内江、自贡、乐山、眉山、宜宾、泸州、南充、遵义、都匀、凯里、安顺、六盘水、东川、易门、会泽、宝鸡、汉中、略阳、渭南、金堆城、天水、酒泉、金昌、白银、陇西、庆阳、连城等形成了数十个新兴城市和生产科研基地。
延续近三个五年计划期（“三五”、“四五”和“五五”前中期）的“三线”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发电装机容量新增1000万KW，煤炭年生产能力新增8000万吨，天然气60亿立方米，钢铁年生产能力新增700万～1000万吨，硫酸180万吨，烧碱30万吨，化肥近900万吨……可以说，“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生产力布局向内陆腹地规模与范围空前的一次大拓展，把西部的资源开发与工业化推上了新的平台。当然，这一基于备战、匆忙上马、受“****”****影响、采取准军事动员甚至有违常规的大规模建设，其付出代价之大、遗留问题之多，亦和它的业绩（为西部地区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同样明显与影响深远。70年代初中期，国家又将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的47个以石化、冶金为主的重大成套项目中的23个建在西部，这对提高西部工业结构层次和工业技术档次影响深远。
4．快速发展的2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西部各省（区）首先着力运用当地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消费品工业和支农工业，缓解城乡市场供应的紧张。国家为了支持西部省（区）“提高日用工业品的自给水平”，在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安排了近百万锭的棉纺能力；在新疆、内蒙古自治区扩建了毛纺能力。适应南方蔗糖、北方甜菜布局的西移，从“七五”起，云南、广西、宁夏、新疆的制糖业发展迅速，分别成为南北方新兴的制糖基地。为给国内合成洗涤剂发展建立坚实的原料基础，利用云南磷矿量丰质优新建了“云南五钠”。为了支援农业，为了解决化肥供应结构中氮、磷、钾比例的失调，着力开发了云南、贵州和四川的磷矿，经过20年的发展，在基础磷酸盐的国内市场中，三省已占1／3。在大西北，从“六五”计划期起开发利用青海盐湖的资源，连续扩建，现已发展成占全国钾肥产量90％的大型基地。
二、资源开发中存在的矛盾
1．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并未使西部地区的经济获得应有的发展。由于资源产品价格扭曲、附加值低、产业缺乏关联度，西部开发的结果并未使其经济获得应有的快速增长，当地居民也没有从这种开发中得到多大好处，甚至越开发越贫穷；而当资源品价格理顺时，资源的开采（如石油、煤炭及一些有色金属矿）大都进入高投入、高成本时期，资源性地区及企业在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开放条件下几乎没有竞争力。这样，西部与东部发展的差距始终得不到有效抑制。目前，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70％，只有东部发达地区的1／3左右。
2．资源开发的潜力大，但进一步开发的难度更大。以矿产资源为例，一方面是因为某些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冶炼本身的技术特点要求耗资巨大；另一方面，也因为西部地区大部分国土的自然环境恶劣，高山险谷，荒漠冻土，从而使某些矿产资源的开采成本更加提高。
3．资源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改革开放后，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尤其是市场较好的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相当严重。例如，青海省牛绒资源的开发始于90年代初，主要是将牛绒处理加工成针织“牛绒衫”。短短几年，牛绒衫以其特有的保暖性迅速走进了千家万户。“奔羊”、“白唇鹿”、“三鹿”成为牛绒产业的三大名牌。三家企业成了青海的利税大户。1997年秋。正当三大品牌旺销之际，本地市场上突然冒出一大批“杂牌军”（全省大约有100多家），纷纷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消费者。如此严重的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严重过剩。300多元一件的牛绒衫。后来只卖100多元。高峰时青海省每年要售出100多万件牛绒衫。现在售出20万件都困难。
4．资源性产品长远市场前景广阔，但近期供过于求的现象严重，西部地区资源优势面临新的挑战。“九五”初期，能源与原材料等“瓶颈产业”与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但到90年代末，国民经济的供求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供求过剩已延伸到能源、原材料与其他资源产品。西部大部分地区能源与原材料积压严重。如西部地区现在许多煤矿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998年全国发电量首次出现下降，但西部地区一些在建的水电站将面临着电卖给谁的问题。因此，单纯寄希望于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资源优势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已面临严峻的挑战。
三、实现西部地区资源市场配置的对策
1．转变资源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成败的关键问题，是资源配置机制问题，即资源配置是依靠计划机制还是市场机制。计划机制是依靠权力配置资源，其配置效率较低。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正是在必要的领域内把由权力配置改成了由市场配置。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应由资源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的开发战略。从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分工中重新定位。西部地区要改变过去低水平的“靠山吃山”、粗放经营的做法，今后不是有什么资源开发什么资源，而应是有什么市场开发什么资源。
2．培育资源开发的市场机制。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有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所有资源配置活动都要交给市场，要服从价值规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规律、竞争规律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国家的行政权力不参与微观资源配置的决策。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商品市场及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大力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把资源开发项目推到各种市场上去，积极寻求互惠互利的合作者。改变过去仅由政府直接开发资源（包括能源）的做法，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开发资源，政府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本服务并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西部资源开发不应当是保护市场，必须开放市场，让市场的主体即国内外的投资者，根据市场变化，赢利水平和生产供给的周期以及供求平衡来决定开发。国有企业以经营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市场，进行自主的生产经营和交换，并根据价格、利润的波动，自主地改变资源配置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
3．建立资源交换市场，构建资源转换的市场机制。以资源换资金，要确立资源的商品化概念和树立新的资源市场观，处理好资源开发与市场需求的关系。要建立资源交换市场，包括现货交易市场和期货交易市场。例如，在西安或兰州设立煤炭、有色金属以及有关农副产品期货交易市场等。
4．根据市场发展特色资源产业。按照我国乃至世界市场的需求趋势，结合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应在以下特色产业上做文章：（1）特色高效农业及其加工业。如西北干旱区生产的红花、番茄、枸杞、红辣椒、苹果、葡萄、哈密瓜、香梨；西南地区生产的各种花卉、药用植物、烤烟、油菜籽、桑蚕、猕猴桃等农产品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大型加工企业以及肉类、皮毛深加工企业。（2）积极勘探开发西部的天然气资源，尽力满足国内日趋增大的天然气市场需求，缓解我国石油严重紧缺的局面。（3）根据未来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适时加强西部的军事工业。（4）大力发展西部特色旅游业，使旅游业成为21世纪西部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5．资源的市场配置还应辅以国家的宏观调控。市场配置资源不是绝对自由放任的，要受国家计划一定的干预和协调。这种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不是以指令性为主，而是以指导性为主，其形式和方法也主要是指导性的。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和克服市场缺陷与不足为前提。国家计划的功能是宏观导向。在计划形式和方法上，应相应地从指标性计划为主的管理转向预测性、政策性、诱导性为主的指导和管理。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主要是在以下情况下实施：一是市场机制失灵；二是市场主体缺损；三是市场成本高昂。调控以间接调控为主，即主要运用经济政策（例如资源产业政策）、经济参数、经济杠杆等经济手段，同时强化法制手段，使计划调控做到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