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预报说是是大晴天。马方隔着蒙着层层灰尘的玻璃望向窗外，是个阴天，算不上阴雨密布，反正不见太阳光。马方简单吃了早饭，准备出发。昨天他就办理了退房手续，今天只需把钥匙交了，就可以走了。因为事先没有认真检查房间中所谓的破损处，他被房东无故克扣了不少钱，比齐涛的房间整整多出一倍。
齐涛已于前天离开。马方终究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人。他们指的是马方来北京的第一份工作中认识的第一批北漂同事。算上马方，总共五个人，包括齐涛和朱子恒。虽然当初没有人坚信自己一定会留在北京，但绝对也没有人提到过离开北京的事。
没提到的事情不一定代表着将来不会发生。就像每一对半路离婚的夫妻当初在婚礼上发誓相亲相爱一辈子的时候绝对不会提及离婚。然而离婚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北漂逃离北京的事情也天天都在上演。
自从齐涛当初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后，其他四个人就陷入了深深的猜测，谁会是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人。答案出奇的一致，朱子恒。朱子恒本身就是北京人。朱子恒反驳道，北京城区和北京农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很有可能在北京混不下去，我也很有可能回到我的农村家乡。朱子恒猜是马方，于是大家又纷纷转身，指向马方。果然是马方。去年秋天，朱子恒也回家了。他坐着公交车离开了北京城，这个被他称为不算家乡的地方。
马方送朱子恒离开的时候，万千感慨堵在心里说不出口。马方突然有点儿可怜朱子恒，虽然他是大家羡慕的北京人。“我们都是外地人，实在混不好可以逃离北京，找一个物价房价低的地方。朱子恒他是一北京人，即使混得再惨也无路可退。”马方看着朱子恒所坐的公交车渐渐消失于视野，心中想道。
昨天送齐涛的时候，马方的心里反而异常的平静。这种平静来自于败局已定的感觉。五个人都曾幻想在北京有所成就，可是最终也没有逃离黯然离去的结局。都说人去楼空，但是人走北京却不空，北京依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只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五个人在这里的故事。离开北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他们的青春。
马方不在较真齐涛离开北京是否真实因为要结婚，他只关心自己离开北京以后的生活。做什么都好，只要不结婚。马方是五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把回家结婚当做离开北京借口的人。马方毫无理由的离开北京。如果非要说出一个词语，应该是孤独。
背着双肩包，挎着单肩包，手里还提着一个拉杆箱。里面装的马方在北京全部的家当。那些撇下的被褥，书籍，简易家具，还有锅碗瓢盆从来没有被他当做家当。马方当时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已经明白，他只不过是它们暂时的主人，它们终究会被遗弃在某个角落，就像现在这样。
异常闷热的天气里，马方来到六环外的通州，穿街走巷。刚开始还是高楼林立，后来曲径通幽，走进了真正的大街和小巷。手机地图导航的微笑误差消耗了他的时间，消磨着他的耐心。不见太阳的多云天击垮了他的方向感，磨损着他的脚底板。
马方的东拐西拐与大发在电话里说的恰恰相反。“一家大型超市的门前有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小路，沿着小路往前走大约三百米会看到一个丁字路口，站在路口往右看，不远处的街边有一辆面包车，这样就到了我的家。”这是大发电话里的原话—可是对马方而言，听上去有多么的简单明了，找起来就多么的繁琐复杂。马方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个路痴。
马方终于来到了大发提到的超市。果然是一座大型超市，超市的名字就叫大型超市。站在了超市门口，他却再也不肯前进半步。门前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有五条路在旁边穿过。没有太阳，马方自然辨不出哪是东北，哪是西南。他在心里埋怨自己运气差，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就是一个阴天，不光阴天，还下起了雨。他想，只要今天最终没有下起雨来，自己就算比当初进步了。运气方面的进步。
马方只好再次给大发打电话。不知是信号不好，还是手机的问题，大发的声音异常的模糊。马方听不清，挂了电话再打还是听不清。马方就不再问了。
马方把行李放在地上，喘了几口气。他的身前是一处平房区，他的身后是一个高楼小区。繁华与荒僻的分割线此时就在他的脚下。他将大步前进，不肯后退—大发在电话里说过他住的平房。
左右有两条水沟，大约十几厘米深，里面流淌着混浊而又粘稠的生活污水。来自各个巷子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流向它，又顺着它涌向更远得地方。散发的淡淡臭味充实了稀薄的空气，空气又通过居民的肺得以洗涤。
也许是为了让自己所住的房屋不至于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崩塌，居民们做了十足的准备。沿街的每个房屋下都排列着三五层青砖，青砖下长着相似颜色的青苔，跟脱落了白漆露出的灰色砖瓦相互衬托。
这不是城中村，这是村中村。与其说是平房，不如说是危房。渤海湾小镇的房子都要比这里好十倍不止。马方想不到大发为什么挑了个如此烂的地方。听郑婶说，他家大发一个月工资六七千呢。马方表示不理解，因为只挣四五千的他还住的还是干净的楼房呢。
马方突然想到，大发是不是故意不说清楚呢。“大发碍于情面答应回家才捎带着我，现在我来了，他一定是不想让我看到他那上不了台面的出租屋。等他收拾好了行李，放在了面包车上，一定会跟我联系的，等着呗。”
马方拖着笨重的行李，几经路转，终于找到了一个阴凉通风处。刚刚坐下，大发的电话又来了。马方说了实话，他根本找不着。最后一个字“着”字，马方念的是zhuo，这是他跟齐涛学的。马方从来没有认可齐涛的这种读法，如今却不想脱口而出。他必须承认自己和齐涛在北京呆过太长时间，他也必须承认昨天想了太多关于齐涛和火车哥的趣事。
大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问马方现在到哪了。
马方说他的旁边有一堵半截红砖墙。
大发说，是不是墙上面盖了一层五颜六色的琉璃瓦。
马方回答是的。
大发着急的说，你走错啦，那是另一条路。于是大发又描述一条从此处到他家的路线。
听着大发急切的声音，马方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的推测是否正确。但是大发没隔多长时间，又打来电话，迫切的问，到哪里。
马方只好提起行李，按照大发说的又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看到白色面包车。
此时，马方提着笨重的行李在闷热的正午步行了几公里。他已顾不得大发是否真心实意的邀请他。他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T恤像是被洗过一样，额头上的汗珠止也不住的往下流。
马方甚至开始后悔给大发打了电话。那天郑婶在马方家打麻将，电话里听说马方要回家，第二天就把大发的电话号码通过张秋萍给了马方，并嘱咐一定要跟她儿子大发联系。马方听得出郑婶不容回绝的口气是一种客气，但他非常乐意听到这个建议。如果不坐大发的面包车，马方将提着笨重的行李，先坐公交车，再坐地铁，然后乘大巴，再中途倒车，最后筋疲力尽的站在家门口。马方非常害怕呈现给大家这种落魄归乡的形象。这是他的梦魇。
这时马方的手机又响了，还是大发打来的。他用右耳接听的电话，左耳听到了比右耳还清晰的声音。大发的双重声音，来自电话筒里和沿街窗户内。马方现在所站着的地方正是大发所住小院的门口。
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可是，马方不愿承认自己是瞎猫，大发也不愿自己是只死耗子。
你的面包车呢？马方问。
在我姐夫家呢。怎么了？大发说。
你不是说看到面包车就到了你家了吗？马方又问。
我是说看到面包店就到了我家了。大发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