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昭字茂远，是北地灵州(今宁夏灵武北)人。傅昭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任过州郡属官、地方长官、朝廷官员，在各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可谓深通立身之道。
傅昭的立身之道，概括起来有二个字：一慎，二清。
傅昭的父亲名叫傅淡，在南朝刘宋时以善《三礼》知名，曾任竟陵王刘诞的属官。刘诞谋反，傅淡也受到牵连被杀。当时傅昭年仅6岁，但父亲之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记下了为人须谨慎的教训。后来，司徒建安王刘休仁欲召傅昭为属官，傅昭看到宋朝的政局不稳，没有应召。南朝萧齐永明初年，傅昭长期任南郡王萧昭业的侍读。后来，萧昭业继帝位，他旧时的属僚臣工纷纷争求权宠，唯有傅昭守正无所参入，不求荣耀，仅求保身而已。后来，萧昭业仅当皇帝6个月便被废，傅昭因未卷入这场政治争斗而免祸。南朝萧梁时，有一次儿媳从娘家带回牛肉以孝敬傅昭。那时候有个法令，禁止私自屠宰耕牛。傅昭便对儿子说：“这牛肉吃了则犯法，告发则害了亲家，还是将牛肉收下埋了吧。”傅昭用此法，既保全了自身，又保护了亲家，可见其处事谨慎周到。
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傅昭被任为信武将军，安成(今广西宾阳东)内史。安成郡中有溪无鱼，有一年盛夏，有人献给傅昭一些鱼。傅昭不愿意收，又不愿得罪送礼者，便把鱼放在门边。别人见此，便不好意思再送了。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傅昭任智武将军、临海(今浙江临海东南)太守。郡中有一处蜜岩，以前各任太守都把此地封为官地，借以收利。傅昭到任，下令勿封，与民同利。
史载傅昭所莅之官，常以清静为政。傅昭居朝廷，无所请谒，不畜私门生，不交私利。其处世立身可谓明智，傅昭得以善终，被皇帝谥为贞子，正是得益于清廉、谨慎这两个立身之法。
五、荀攸自谦不争可避祸
有才能的为臣者，不仅是众矢之的，更容易引起主上的猜疑。如果遇事再自以为是、惟恐落于人后而争之不已，早晚一天会大祸临头。聪明人能够有才而不傲、有功而不骄，内有大智、外示以愚。荀攸正是以这种处世之道在乱世之中、雄主之下得以善终的。
荀攸是曹操的一个谋士，他自谦避祸，很注意掩蔽锋芒。
荀攸自从受命军师之职以来，跟随曹操征战疆场，筹划军机，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平定河北后，曹操即进表汉献帝，对荀攸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公元207年，曹操下了一个《封功臣令》，对于有贡献之臣论功行赏，其中说道：“忠止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可见在曹营众多的谋臣之中，足见曹操对荀攸的器重了。后来，荀攸转任中军师。曹操做魏公后，任命荀攸为尚书令。
荀攸有着超人的智慧和谋略，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也表现在安身立业、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荀攸在朝二十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三国时代，群雄并起，军阀割据，以臣谋主，盗用旗号的事情时有发生。更有一些奸佞小人，专靠搬弄是非而取宠于人。在这样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曹操固然以爱才著称，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铁腕人物，铲除功高盖主和略有离心倾向的人，却从不犹豫和手软。荀彧身为第一号谋臣，因为死保汉室而不支持曹操做魏公，一样被逼迫自杀，别人又当如何呢？荀攸则很注意将超人的智谋应用到防身固宠、确保个人安危的方面，正如文书所载“深密有智防”。
那么，荀攸是如何处世安身的呢？曹操有一段话很形象也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判若两人。参与谋划军机，荀攸智慧过人，迭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荀攸对曹操、对同僚，却注意不露锋芒、不争高下，把才能、智慧、功劳尽量掩藏起来，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作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为曹操“前后凡画奇策十二”，史家称赞荀攸是“张良、陈平第二”。但荀攸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
荀攸大智若愚、随机应变的处世方略，虽有故意装“愚”卖“傻”之嫌，但效果却极佳。荀攸与曹操相处二十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荀攸，也没有一处得罪过曹操，或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荀攸在从征孙权的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对荀攸的品行，推崇备至，被曹操赞誉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以智谋而明哲保身的结果。
嫉贤妒才，几乎是人的本性。愿意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并不多。所以，有才能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很多位居高官的人或者尸位素餐，或者“告老还乡”，主要就是因为收敛锋芒，以免成为众矢之的缘故。
六、吕僧珍立身谨慎受皇封
当官处事，一定要诚实，如想偷梁换柱，蒙混过关，万一事情败露，其结果只会罪加一等，而且这也不是修身养性的方法。百种欺诈，不如一实；反复无常，不如开始就注意；疑心太重，不如谨慎；百密一疏，不如少些事情。一般人遇见这种事，往往迷惑而手足无措，都是因为分不清孰轻孰重啊！因此，这个道理如果平时就弄不懂，事到临头再去想，肯定来不及了。古时要拜见别人时，其父兄会以此来教导他；中等以下能力的人，在遇事时怎能短时间内就能达到目的呢？只有平时教养有方，才能求得心安才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当官处事，务必诚实。为官之人若是靠欺骗造假来糊弄上司和百姓，其结果最终必定会被识破，那得到的肯定是罪加一等、更严厉的制裁。所以，回归根本的上上之策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人为官。
吕僧珍字元瑜，是东平郡(治今山东济宁市北)范县人，家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从南齐时起，吕僧珍便随从萧衍，萧衍为豫州刺史，他任典箴；萧衍任领军，他补为主簿；建武二年(公元495年)，萧衍率师援助义阳抗御北魏，吕僧珍随军前往。萧衍任雍州刺史，吕僧珍为萧衍手下中兵参军，被当作心腹之人。萧衍起兵，吕僧珍被任为前锋大将军，大破萧齐军队，为萧衍立下大功。
吕僧珍有大功于萧衍，被萧衍恩遇重用，其所受优待，无人可以相比。但吕僧珍从未居功自傲，恃宠纵情，而是更加小心谨慎。当值宫禁之中，即是盛夏，吕僧珍也不敢解衣。每次陪伴萧衍，吕僧珍总是屏气低声，不随意吃桌上的果品。有一次，吕僧珍喝醉了酒，拿了桌上一个柑桔，萧衍笑着说：“卿真是大有进步了。”拿一个柑桔被认为是大有进步，可见吕僧珍谨慎到什么程度。
吕僧珍因离乡日久，上表请求萧衍让他回乡祭扫先人之墓。萧衍为使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但准其还乡，还封其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治今江苏扬州)刺史，即管理其家乡所在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吕僧珍到任后，平心待下，不私亲戚，没有丝毫张狂之举。吕僧珍的从侄，是个卖葱的，他听说自己的叔叔做了大官，便不再卖葱了，跑到吕僧珍处要求谋个官作。吕僧珍对从侄说：“我深受国家重恩，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以为报效，怎敢以公济私。你们都有自己的事干，岂可妄求他职，快回葱市干你的本行吧！”
吕僧珍的旧宅在市北，前面有督邮的官府挡着。乡人都劝吕僧珍把督邮府迁走，把旧宅扩建。吕僧珍说：“督邮官府自我家盖房以来一直在此地，怎能为扩建吾宅让其搬家呢？”遂不许。吕僧珍有个姐姐，嫁给当地的一个姓于的人，家就在市西。她家的房子低矮临街，左邻右舍都是开买卖的店铺货摊，一看就是下等人住的地方。但吕僧珍常到姐姐家中作客，丝毫不觉以出入这种地方为耻。
君子立身处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作人准则。然而，这并非常人可以做到。更有甚者，贵而忘贱，得志便猖狂，恣意妄为，最终身败名裂。吕僧珍可谓深知立身之道的智者，他功高不自居，身贵不自傲。从而使皇帝对他更加信任、放心。吕僧珍58岁时病死，梁武帝萧衍下诏说：“大业初构，茂勋克举，及居禁卫，朝夕尽诚。方参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丧逝，伤恸于怀。宜加优典，以隆宠命，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不但如此，吕僧珍还被加谥为忠敬侯。吕僧珍善有其终，当和他立身谨慎是分不开的。
七、岑文本的家教
显达及远、富贵相传，这是人人都盼望的。对那些身享富贵的人来说，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他们深知富贵的好处和获取富贵的艰辛，自不愿意自己的子孙把这一切葬送。在此，每个人对儿女的教育都是不同的，其效果也有着显著的差异。贪婪者以搜刮为能，以自私为训，其子孙只会产生出一批纨绔子弟。贤明者知足常乐，以德育人，自甘其苦，言传身教，这对子孙的影响就深刻多了，他们长大后才能独当一面，真正担得起重任，肩负起光耀门庭的责任，并发扬光大。
唐太宗时，岑文本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凭其出众的才华，步步升迁，最后被委以宰相的高位。上任之初，朝中大臣纷纷作贺，岑文本家一时车马不绝，门庭若市。
岑文本对此不喜反忧，他对前来作贺的人说：“我刚刚上任，一无政绩，二无贤德，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我今天只接受你们的警告，好听的话就不要说了。”
岑文本的家人见众人悻悻而去，都责怪他不近人情，岑文本便开导他们说：“他们虽是好心，却也难免其中有势利小人，借此攀附。如若皇上借此观察于我，我如此声张，还会有好结果吗？你们要切记：一个人万不可得意忘形，更不可失去应有的警惕；凡事取之实难，失去却在一夜之间啊。”
岑文本的家人自觉门庭高了，便劝岑文本另置大屋，多购产业。岑文本的妻子为此反复说过多次，岑文本就是不肯。他的妻子气得一天不吃饭，还发牢骚说：“你得此高位，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子孙谋划啊。现在人人都是这样，你自作清高，苦了自己，还要苦了孩子，遭人讥笑，这是何苦呢？”
岑文本把子女都招到妻子床前，苦口婆心道：“你所说的，都是俗人之见，近则有利，远则有害。想我本是一个读书人，两手空空来到京师，本没有想到得此高位。这固是皇上恩典，也是我勤勉不懈之果。由此可见，一个人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勇于任事、才学为本。我深知此中真意，颇有心得，又怎会学那凡夫俗子之举，广置产业、富贵而骄呢？这只能让你们养尊处优，无有忧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对你们的将来，这才是真正的祸患，我怎忍心这样做呢？还望你们明白此中道理，不要再怨怪我了。”
家人深受教育，妻子也理解他了。岑文本特别高兴，他说：“我不置产业，是以子孙为业，这才是最值得炫耀的。”
岑文本这般清醒，唐太宗也对他另眼看待，宠幸不衰。岑文本死后，朝廷又给他在帝陵陪葬的崇高荣誉，以示褒奖。到了唐睿宗时，岑文本孙子一辈的人中，位居高位的达数十人之多，是当时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倍受世人的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