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关中、关东的豪杰。也可以说，唐初的政权基础主要是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族。在玄武门之变以后，王朝的政权基础有了首次大的变化。历来马上得来天下的帝王，都要面对削功臣的困境，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不受关陇贵族的左右，开始向全国各地招揽人才。唐太宗虽然大力提拔各地新人，但也十分注意保持关中的突出地位，在军队方面主要还是依靠关陇集团。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始大力起用庶族人士，对旧有的关陇贵族则极力打击。
一、门阀制度
要了解关陇贵族与庶族的争斗，就不能不提及门阀制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制度基本被确立下来。土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就是庶族、寒门。所谓士族，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士，即有文化，要精通儒家经典，许多士族都是以通一经而起家的。第二，必须世代为官。第三，必须官位显赫，有权有势。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在汉代，已经日益明显地形成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使任何统治者都不敢忽视。一代雄豪的曹操，也未能在根本上摆脱对豪族的依赖。后来，曹丕为了做皇帝，采用了“九品中正”制度，承认士族(即豪门大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所谓“九品中正”，是一种选用官员的方法。由各州郡的士族人士担任大中正、中正，对本籍士人的品行加以鉴定，分为九等，由朝廷依次录用。但实际品第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因而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他们与庶族之间是不通婚的。
门阀制度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而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地位却很少受影响。他们虽然在客观上给这个****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艰难，但并非毫无机会，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常提出强烈的抗争。
隋朝初年，由于士族的腐朽衰落，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逐步失去了作用。隋文帝于是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用设科考试的办法选官。科举制度对门阀制度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科举制的形成，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一般读书人可凭才学参政；选官的权力，也从士族手里集中到中央；官员的文化水平也因此而提高。同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不再以家世选官，而是以考试成绩选官，是选官制度的进步。但是，当时门阀世袭在隋代选官中仍占据优势。唐朝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完善，主要表现在：科举考试的科目增多了，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唐朝宰相多为进上出身，有些高官不是进士出身，常为人看不起，但考取进士较难。武则天时，开设武举。武则天还亲自出题考试，成为殿试的开始。开元时，唐玄宗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隋唐创立的科举制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沿用。
科举制的实行，对唐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庶族地主通过科举考试参与政权后，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政治集团，经常和北朝以来的士族相抗衡，形成了庶族地主与士族之间的斗争。
二、冠冕关中
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是关陇集团中的大贵族，祖先是陇西狄道(甘肃临洮)人，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李渊的祖父李虎，曾助宇文泰建立政权，受封为八柱国之一，并赐姓大野氏，封唐国公。李渊之父也曾官至安州大总管、柱国大将军。
唐朝初年，唐太宗的大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关陇贵族的支持。关陇集团以北魏鲜卑贵族为首，代北武川系军事贵族是其主体，也包括一些胡化的汉人和西域的胡人。他们握有兵权，多以军功致位通显，世代承袭封爵、勋阶，与皇室、关中郡姓通过联姻等方式相结合，成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虽经改朝换代，仍然势力不坠，正所谓“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他们的力量对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国力的恢复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一度也对皇权产生了威胁，让唐太宗坐卧不安，这才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让大量庶族出身的文人为官，分散士族的权力。
三、平衡之势
唐太宗开创了唐王朝的鼎盛局面，为了能长久地维持统治政权，立谁为太子成为唐太宗的一块心病。尤其在长子李承乾被废黜之后，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太宗曾经属意的人选包括魏王李泰和吴王李恪，但在权衡利弊之后，意识到情势已是非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不可了。
一天，李世民在两仪殿屏去其他大臣，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绩、褚遂良等人，又召来晋王李治，说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说完便倒在床上，抽出佩刀就要自杀。长孙无忌等人大惊，拉住后忙问唐太宗原因。唐太宗说：“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当即回答道：“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然后，唐太宗对晋王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从来没想过当太子的李治，无心插柳，取得了太子身份。
唐太宗之所以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就是考虑到要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利益。长孙无忌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室贵戚，出身于关陇贵族，在当时统治集团中是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而崔仁师、岑文本等人都出身于庶族，官位仅次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算是后起之辈。因此在立太子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关陇贵族集团和关东庶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在一废一立之间，很可能激化矛盾，打破朝廷中大臣各种势力多年来保持的相对平衡。如果魏王李泰得立为太子，庶族官僚势力必然增长，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自然要加以反击，宗室诸王也将掀起争夺皇位的斗争。到那时，魏王李泰能否控制住局势就很难说了。万一发生新的政变，势必两败俱伤，削弱唐王朝的统治实力。另一方面，唐太宗虽然提拔了大量庶族出身的官僚，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旧的门第观念，关陇集团在唐朝政权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关键时刻，唐太宗当然不能以牺牲关陇贵族为代价去助长庶族官僚的势力。如果立中间性人物晋王李治为太子，既照顾了关陇集团的利益，也不致引起庶族官僚的强烈反对，这是唐太宗改立“仁弱”的晋王李治为太子的根本原因。
公元649年，时年53岁的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将李治托孤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太子李治即位为帝，是为唐高宗，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以李世绩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世绩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
唐高宗李治重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这些老臣也没有让他失望。他们遵守贞观遗规，推行均田制，留意垦殖荒田，继续发展科举制度，百姓生活安定，人口迅速增加。然而，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并没有持续很久，就被一个女人的强势介入打乱了。这个强势的女人，就是武则天。
四、武后夺权
武则天的父亲是一个庶族出身的武士，曾追随唐高祖李渊起兵，是唐朝的新贵族。而母亲杨氏出身世族，门第显赫。
公元637年，年仅14岁的武则天，成为了唐太宗的才人。由于武则天性格刚强，不善于施展女人的温柔手段，所以一直没有受到太宗的宠幸。一次，唐太宗在宫女们的陪同下检视西域进贡的烈马，有匹烈马众人不能驯服，武则天跟唐太宗说：“请给臣妾三件东西，臣妾当可以驯服这匹烈马。一是铁鞭，二是铁棍，三是匕首。臣妾先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则用铁棍敲击它的脑袋；还不服，则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这番话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但唐太宗本人也是刚烈勇猛，喜欢的都是温柔女子，武则天进宫12年，也没生育过一男半女，因此地位并没有得到提升。
不过，武则天的才华并没有被唐太宗忽视，唐太宗时常让武则天在自己的书房伺候笔墨。在皇帝的书房里，皇上与大臣们经常私下接触，讨论国家大事。侍女的工作是整理皇上特意挑选出来的往来案犊，侍候笔墨、绢砚、茶饮、休息等，耳朵里听到的不再是后宫的窃窃私语、飞短流长，而是君臣之间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武则天因此也跟随唐太宗学到了许多处理政事的能力，增加了丰富的政治阅历。
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为了锻炼他的执政能力，让他经常陪侍在自己身边，学习理政。因此，李治跟唐太宗身边的妃嫔有了较多的接触。由于李治生性比较柔弱，因而性格刚烈的武则天吸引了他的注意。武则天知道自己在唐太宗身边是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因此对李治也格外留心。
按照唐朝惯例，皇帝驾崩后，没有生育过的妃嫔们就要出家做尼姑；生育过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因此，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到感业寺出家为尼。出家的生活单调乏味，但武则天在这里并没有自暴自弃，渡过最初的难关后，她开始研习佛法，并坚信此时已经登上皇位的高宗李治会接她回宫。
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到感业寺进香，借机与武则天相会。此时的武则天毕竟已成为尼姑，李治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借口将她接进宫，只好让她继续在感业寺里居住，等待机会。此时，李治的王皇后与萧淑妃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斗争，武则天的转机由此开始。
王皇后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玄孙，其父母两家都与唐室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唐高宗为晋王时，她被选为晋王之妃，高宗即位后就被立为皇后。但唐高宗李治并不喜欢王皇后，无奈这是父亲做主的婚事，且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都极力推崇。萧淑妃深得李治的宠爱，而且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让一直没有生育的王皇后十分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