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清朝重臣曾国藩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它作为对待部属的准则和必须遵守的制度。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信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说：“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销算一次。”
曾国藩驭下术非常强调通过善待部属而得其心的重要性，正如《孙子兵法·地形篇》所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渊；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我国古代不少名将，他们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战无不胜，就是因为他们“视卒如婴儿”，爱护备至，故其部下心甘情愿为之赴汤蹈火，与之同难共死。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如何对待部属？曾国藩在对待部属方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投桃报李，连环相生，一句话就是善待部属，多为部属着想。
曾国藩帮助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他扶危解困，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临时群体，才发展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曾国藩成大事的经验之谈是：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先与人为善。正是由于曾国藩这种与人为善、好事想着部属的做法，才使得他摆脱了在家守制的不利局面，重新出山执掌权柄。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曾国藩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处于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等要地，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却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曾国藩虽说是信奉老庄处世之道，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曾国藩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划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将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实在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当初非要回家守制。曾国藩曾想给咸丰帝上奏折，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
不过，湘军在曾国藩守制的一年多时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是由于太平军上层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大都是曾国藩亲自选拔和培植，曾国藩湘军统帅的地位无人能代。曾国藩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仍与他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实际上在暗中遥控湘军。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并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谕旨。
曾国藩于六月三日接旨后，再不提任何条件，即于六月初七日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曾国藩此次能够再度出山，固然是因为大清王朝无将可调，而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非出山不可的绝好机会。所以，曾国藩才深有感触地说：“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一个成功者，需要的是善心，还是恶意？其中的枢机全在于个人的把握。曾国藩驭下术只是提醒人们：为了让部属心服，诚心诚意为你所用，要尽可能善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