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卷
★儒家
●“仁”到底指什么？
翻开《论语》，经常跳到我们眼睛里的一个字，就是“仁”。可是，“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写论文，提出一个所谓的新概念，就必须先解释一通，否则就是不符合套路。可是，《论语》中出现的“仁”字多达66处，孔子却没有在一处给出定义！孔子有时候说“仁者爱人”，有时候说“孝悌，仁之本也”，有时候说“克己复礼以为仁”，有时候说“巧言令色，鲜仁矣”，……这些看似相近，实在没有一个准确意思的“仁”字，肯定会让我们这些现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权威的和概念上专一的定义，以至于我们无法厘定“仁”的内涵和外延，更无法去区分什么是“仁”，什么才是“不仁！”
“仁”之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仁”归根到底不是一个说的问题，而是一个做的问题。在不同的语境中，在不同的时机中，会因为对象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意义。一件同样的事情，可能此时是“仁”，彼时就不是“仁”了。一个同样的准则，可能对子贡是“仁”，对子路就不是“仁”了。“仁”看似简单，其实在实践中是很难把握的。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实践。其实，当你抓住它的时候，它恰恰没有了。正因为此，当司马牛向孔子讨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讱同刃，刀刃也。要想说出什么是“仁”，无异于去刀刃上行走，太艰难了。
●何谓“义”？
义是儒家道德的“五常”之一。孟子思想非常重视义，把义提升到与仁对等的地位，认为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它和“仁、礼、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性，是人们提高德性、成就道德理想人格的逻辑起点。
在儒家看来，在人生的历程中，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义要求人们不贪利，不畏势，不媚俗，做一个有道德自觉心、有尊严、有主体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被欲望所左右、被权势所奴役的人。孟子还要求人们集义而养成浩然之气。做一个项天立地的大丈夫。完成道德人格的塑造。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要进行生义抉择的时候，孟子反对苟且偷生，主张慷慨就义，以生命最终完成自己的高尚道德人格。这是义的最高境界。所以说，义在孟子思想中，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行之有道。
●“礼”的内涵是什么？
礼，即周礼，是周代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又是周人各种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礼的内核是血缘的亲属关系，表现出来则是礼器和名分。
比如，殷人群饮，酒醴是不会专用的。到了周代，“器”才“求新”。“新”的意义是指什么呢？即彝器表现一种政权的形式。这种“尊”、“彝”、“鼎”、“爵”在原来仅表示所获物如黍稷与酒食的盛器，后来由于超社会成员的权力逐渐集中在个人身上，它们便象征着神圣的政权，因而尊爵之称，转化为贵者的尊称，所谓“天之尊爵”。“尊”“彝”只有贵族专享，故尊彝成了政权的代数符号。如果周人群饮，即是乱制，下诰杀无赦！周公时代就把这种制度合法化。所谓周公作礼就是由宗庙的礼器固定化做氏族****的宗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之所加便谓之“非彝”。这样看来，礼器就是所获物与支配权二者的合一体，由人格的物化转变而为物化了的人格，换言之，尊爵就是富贵不分的公室子孙的****形式。
礼器是周代氏族贵族****的成文法。后来争夺礼器与争夺政权同等看待，所谓“问鼎”即抢政权之谓。“道”就是这样藏于“器”中，什么形而上和形而下者，都是玄谈。古代文明的实质，乃是“器惟求新”的****。
●“慎独”是一种什么样的儒家功夫？
“慎独”是儒家创造出来的自我修身方法。最先见于《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强调的“道”是“慎独”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心要诚实，就是不欺骗自己。要像厌恶臭气和喜欢美丽的颜色一样，这样才能说自己意念诚实，心安理得。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要谨慎对待离群独居的生活。
更明确地说，“慎独”就是人们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慎独”是一种道德自律，不完全依赖于外界条件的约束，也不自欺欺人地借修为的幌子而专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
●“中庸”是儒家推崇的什么样的人生境界？
“中庸”是儒家推崇的一种人生境界。在孔子眼里，“中庸”为天下之大道，既可修身，也能治国，更能处世。所谓“中”，就是不偏激，不走极端。猛烈的“质变”虽然也能达到平衡，但却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用中”，则是通过一种温和的“量变”将不利因素化解，将各种矛盾因素潜伏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特别注意的是，中庸之中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骑墙和中间地带。“中”不是僵死的，更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时间和外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真正的“中”应该是“时中”，因“时”而“中”，因“地”而“中”。正如《中庸》中所说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朱熹在注释“时中”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中庸章句集注》）即是说，“中庸”并非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也正因为此，“中庸”才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何谓“天命”？
人喜欢问“为什么”，而在众多“为什么”中，又以个人在这个尘世的生死、祸福、贵贱、穷达等所衍生出来的“为什么”最让人萦绕于心。
“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行者常至，为者常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古老的格言告诉我们，最大的决定因素在于“自己”。但人生的实际阅历却也一再提醒我们，它们往往和个人的才智、努力、德性、作为不成比例，而似乎有超乎这些的其它决定因素。
这些超乎个人的其它决定因素，即被我们的老祖宗笼统地称之为“命”。所谓“君子不以在我者为命，而以不在我者为命”，“命”指的是并非自己能决定、但却能决定自己生死祸福、贵贱穷达的各种因素。所谓“人受命乎天”，古人认为这个“命”是由“天”决定的（故亦称为“天命”），而所谓“天”有两个含义：一是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神的意旨”；一是非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自然奥秘”。因此，在广泛的定义里，凡是超乎个人的决定因素，不管是出于“神的意旨”或来自“自然奥秘”，都属于“命”的范畴。
所有的天机或命运物语都是对“命”的揭露。而在这种揭露过程中，中国古典命定论的各种内涵──包括它的理论基础、判读方法、说服策略、文化特色、心理及社会功能等也都跟着一一显现。
●《礼记》中的大同描绘了什么社会？
“大同”是指古代政治上的最高理想。《礼记》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中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他们称之为“大同之世”。
●“君子”的内涵是什么？
君子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是“君主”的意思。在宗法制度下，正妻的第一个孩子叫嫡长子，第二个孩子叫次子；妾的孩子叫庶子。由长子形成的家庭体系叫大宗，大宗的长子方可叫君，诸候之君叫国君，大夫之君叫家君，如果是天之子就叫天子，公之子就是公子，君之子就是君子。大宗里的男性就简称君子。其余由诸如次子和庶子组成的家庭体系就叫小宗，小宗里的这些男性就简称小人。
古人认为修养高的人必定地位高，比如大宗里的人从小就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是礼仪、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着相对高的素质和修养，听音乐也要听高雅音乐；而地位低的人一般没条件接受好的教育，自然只能听街头的流行音乐。这种素质和修养的差别自然影响到人的道德水准。
于是，自从孔子之后，这个词被全面引用，最后上升到士大夫及读书人的道德品质。此后，儒家学派对“君子”一词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人道德上的典范。
●何谓“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经常与“诚意正心”并提。这四个方面和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在一起，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深。原文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所谓格物，就是亲历其事，亲操其物，即物穷理，增长见识。在读书中求知，在实践中求知，而后明辨事物，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求为真知。从推致事物之理中，探明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本来全体通明，只被事物昏蔽，暗淡不清，现在逐渐擦去灰尘，使恢复光明，有了真知。所谓知，指道德意识而言，知既至，则能明是非、善恶之辨，闻见所及，胸中了然。物格而后知至。
“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
●为什么说“格物致知”后才能“诚意正心”？
“格物致知”然后才能“诚意正心”，二者在学习上有着先后的逻辑关系。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人持续修身的过程。只有先修身，才能有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诚意，就是要意念诚实。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发于心之自然，非有所矫饰，自然能做到不欺人，亦不自欺，在“慎独”上下功夫，严格要求自己，修养德性，知至而后意诚。作为正心，就是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心得其正，则公正诚明，不涉感情，无所偏倚。故意诚而后心正。
如果说“格物致知”是一个外求物理的过程，那么，“诚意正心”则是一个提高人生境界的心性修炼过程。由物到心，由心到己，最终的归宿是要达到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在这里，不是刻意地压抑自己，而是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发乎自然，而又合乎天然之道，正所谓“与道同体”。孟轲生怕败坏了自己的名誉，竟休掉了他的妻子，这可算作自强了，但不能说思考得周致。孔子的学生，担心看书睡着了，就用火柴烧手掌，这可算得上自我克制了，但还没有达到喜好思考的程度。没有得道的人，如火光一样，只有光明，转瞬即逝；而真正得道的人，如火一样，本身发光发热，因此整个身体也透彻明亮。
●什么是“修、齐、治、平”？各有什么含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礼记·大学》。原文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是一个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由个人到社会的渐进过程，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抱负。用孔子的话来说，这个过程的立足点就是“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对一个人而言，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修身，只有自身的素质过硬，才能去做社会中的事情。修身以后，就要齐家。一个人如果连家庭关系都搞不好，就谈不上去治理国家。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齐家之后，就应该去建功立业，投身政治，这就是治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了，还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平天下，为天下苍生谋福祉。所以说，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入世情节。孔子不就说过吗，“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不像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学好了知识，就应该去当官老爷。孔子的意思是说：学好了知识，就应该投身于社会，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而不应该把学问当成关起门来自己把玩的游戏。
●董仲舒提出了什么样的神秘主义历史观？
“三统”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黑、白、赤三统循环的神秘主义历史观。董仲舒认为，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自成一统，以应天命。1年12个月之中，有3个月可以作为岁首（正月），即子月（现时农历十一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和寅月（农历正月）。一个朝代以某月为岁首（正朔），就要确定相应的朝服、车马仪仗等的颜色。夏代以寅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于是夏朝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都尚黑，是黑统。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而商朝尚白，是白统。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于是周朝一切尚赤，是赤统。这就是“三统”。董仲舒认为三统循环是天意的显示，每个朝代的新统治者受天命为王，都必须按照在三统中循环的位置，相应地确定和改变正朔、服色等等，否则就是“不显不明”，违背天志。董仲舒强调，“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认为正朔、服色随朝代的改变可作必要的改变，但作为社会的根本大“道”，诸如三纲五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三纲五常”出自哪？有什么含义？
我们经常说的“三纲五常”其实是由“三纲”和“五常”两个词合成而来。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君、父、夫也要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所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历史上，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认为，世界万物皆合于阴阳之道。具体到父子、君臣和夫妻而言，君臣为一合，君为阳，而臣为阴；父子为一合，父为阳，子为阴；夫妻为一合，夫为阳，妻为阴。
阴阳和合的思想自古有之，本来没有什么褒义和贬义，可是，董仲舒为了迎合当时官方统治的政治需要，硬要在阴阳之间分出贵贱高低来。他的立场是：阳贵而阴贱，天数右（佑）阳而不右（佑）阴。意思是说，“阳”天经地义就应该凌驾于“阴”之上，而“阴”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作为“阳”的附庸而存在。就这样，中国古代宝贵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到了董仲舒这里，最终蜕变成了“三纲五常”的僵化道德规范。
●“谶纬”指什么？
谶纬是神学和经学的混合物。谶，是一种预卜吉凶的隐语，它往往有图有文，所以又叫“图谶”。汉代许多方士化的儒生用神学的观点对儒家经典加以解释，从而产生了许多解经的著作，当时称作“纬书”。他们宣称：《易纬》、《春秋纬》、《乐纬》等纬书都是孔子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