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物外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入“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难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灭顶的悲哀。
最后一段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先是描写移守胶西，其中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纪实，也是以忧托喜的伏笔。其次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生活艰苦。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最后是修台游乐。先交代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后写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仰慕，有不平。
本文的最大特点是用“乐”字贯串全文，先写超然物外，就无往而不乐，不超然物外，则必悲哀，正面写乐，反面写悲，悲是乐的反面，终不离乐字。再写初到胶西之忧，初安之乐，治园修台，登览游乐。以游去衬托乐，愈显出更加可喜可乐。以乐开头，以乐结尾，全文处处现乐。
后人评论
赖山阳《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铺叙宏丽，有韵有调，读之万遍不厌。”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①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②，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③，或翔于云表；暮则傃④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⑤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⑥，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⑦，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⑧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⑨，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⑩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11}。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12}。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注】
①张君：张师厚，字天骥，居住在云龙山，号称云龙山人。②十二：指山如圆环而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③陂（bēi杯）田：水池周围的稻田。陂，水边。④傃（sù素）：向。⑤揖山人：向张天骥作揖敬礼。⑥南面之君：指帝王。⑦九皋：深曲的水泽淤地。⑧狎（xiá侠）：亲近而态度不庄重。此处指与鹤过分亲密。⑨《抑戒》：《诗·大雅》中的一篇。⑩刘伶、阮籍：皆属西晋“竹林七贤”，好饮酒，实借酒以免卷入官场，故说：“全其真”。{11}矫然而复击：奋飞而冲向高空。{12}“黄冠”句：写山中隐士的装扮，戴着黄帽，穿着草鞋，披着葛布衣服，弹奏乐曲。
《放鹤亭记》是苏轼的小品文代表作，写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六年（1077—1083），千百年来，盛读不衰。时苏轼在徐州做知州，他有个朋友名叫张天骥，别号云龙山人，在彭城（今江苏铜城县）建了一座亭，亭中养有二鹤，早上放出去，晚上又会飞回来。苏轼常与朋友在亭中饮酒赏玩，因有所悟，故作了一篇《放鹤亭记》。文章记亭述鹤，借酒发感，叙议结合，亦文亦歌，抒发了个人清闲放旷、超脱尘俗的隐居之乐。
文章第一自然段先记叙建亭名亭的经过，在简单交待了建亭的原因、时间、地点之后，作者对亭四周的环境和四季景色的变幻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春夏之交，草木连天，长势茂盛，翠绿迷人；秋冬之际，白雪皑皑，浩月朗朗，满目生辉。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天阴还是天晴，山亭景色随时变幻而多姿多彩。这是山亭景色的“俯仰百变”之奇。
仙鹤伴山人，山人居仙境，好一幅清幽超逸的隐居安乐图，所以亭也命名为“放鹤亭”。全段叙事，由亭到境，由境到鹤，最后又归于亭——点出亭台，名为记亭，依次铺展，重点却在摹写异境和介绍山人好鹤；而异境仙鹤，山亭山人，却又暗含天机，为下文议论发感张本。全程叙述头绪纷繁而错落有致。
第二段议鹤说酒，妙用对比而主旨显豁，借题发挥而情理兼备。“饮酒于斯亭而乐之”，作者触物感兴，由此情此景联想到文史典故，借题发挥，生发议论。而后，从“饮酒斯亭”引出纵酒来陪衬烘托，反反复复，曲折迂回，越来越鲜明地揭示中心：“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这段文字，对比加反问，类比加递进，把文章主旨推进一层。
第三段叙述隐者和南面王在生活情趣上迥然不同。倘若是帝王，那么爱鹤也会招来祸害；但作为一个隐士，就是纵酒也不要紧，反而可以逍遥自在，过放逸的生活。最后还别具匠心地安排了结尾“歌以咏志”一节。一为放鹤之歌，一为招鹤之歌。
最后的咏志之歌作用有两个。一是关涉前文，歌以抒情。由亭而鹤，由酒而歌，前后勾联，浑然一体，“歌”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文”势之歌，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二是歌以言志，突显主旨。放鹤之歌歌人鹤，招鹤之歌歌鹤人。借山人呼唤仙鹤归来，表达了作者向往隐逸、醉心山林的浓郁情怀。两首歌不管是招鹤还是放鹤，不管是歌人还是歌鹤，实际上，人鹤一体，鹤是人的精神化身。
这篇文章妙在气势纵横，议论深刻，却轻描淡写，自然清畅，完全是作者性情的流露。可谓是一篇情理兼备，文采斐然的小品文。
后人评论
沈德潜：“插入饮酒一段，见人君不可留意于物，而隐士之居，不妨轻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隐居之乐也。中间‘而况于鹤乎’一句，玲珑跳脱，宾主分明，极行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①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②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③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⑤。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⑥。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注】
①蜩（tiáo条）腹蛇蚹（fù付）：形穹竹笋外面包着的一层层的外壳。②然：这样。③遗（wèi畏）：赠送。④缣：双丝织成的细绢，可供书画用。⑤箨（tuò拓）龙：竹笋。箨，原指竹外面的一层层的皮。⑥失声：因悲痛过度而哽咽，哭不出声来。
文与可是北宋仁宗时期的一位著名画家，他姓文，名同，字与可，四川省梓潼县人。他是苏轼的表弟，曾任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他特别擅长画竹子，有“墨竹大师”之称。“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的一句“我只不过把心中的竹子画出来罢了。”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到熙宁十年（1077）间，不仅仅是一篇绘画题记，更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打破了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不以叙述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为重点，而是强调了文与可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表达了作者与其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
文与可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这几句是就实际生活中的竹子来说的，指出竹子从发出寸把长的幼芽开始，就具备了竹节和竹叶，经过竹笋阶段，最后成为几丈高的竹子，其竹节和竹叶都是在开始生长时就有了。反映出竹子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发展的，不是按不同部位而个别出现的。
现实的竹子是如此，在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所要表现的竹子理所当然地也应是如此，也就是要注意竹子的完整形象。然而，一般作画的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一节一节地添加，—叶一叶地堆叠，是指当时流行的先用细笔钩勒，然后逐层上色的竹子画法。这种画法，依靠添枝加叶的方式而拼凑成竹子，当然显得支离破碎。“岂复有竹乎！”就是说没有完整的竹子形象。
文章劈头这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人所共知的“胸有成竹”的著名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人是文同。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与可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与可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他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与可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和主张。
最后一段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其中，苏轼用“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与可的“戏笑之言”，也为了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通观整篇结构，极为自然、流畅。从竹的本性写起，到最后才点出对亡友的思念并以此作结，充分体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特点。前半部分侧重于说理，后半部分侧重于叙事，全文是以画竹线索来组织安排材料的。语言也很朴素自然，叙述往事，娓娓如道家常；抒发感情又都出自肺腑，无矫揉造作之态，真实动人。在记叙人物语言的时候，仅仅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生动。整篇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色彩强烈，以曝画而引起睹物思人，忆旧伤怀之情，表达了作者对亡友的悼念之情。
后人评论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坡公为文，随手写出，触处天机。盖是心手相得之候，无意成之而文愈佳也。”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①，傅说②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③。”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辨④。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⑤。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⑥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⑦，忠犯人主之怒⑧，而勇夺三军之帅⑨。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⑩；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11}，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12}，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13}；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14}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