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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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王安石(2)

第二段正面回答“本朝百年无事”之因,历叙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其中太祖是开国皇帝,作为重点详加论述分析,对太祖的颂扬,涉及其知人善任及除苛赋、止虐刑、废藩镇、诛贪吏等政治措施,“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的施政原则。而太宗、真宗,仅以“聪武”“谦仁”一语带过;仁宗、英宗,则径曰“无有逸德”,为下一段专论仁宗朝预留地步。

第三大段专门议论仁宗朝代各种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无事”的原因。此段笔墨加重,不是因为“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而是此时正是宋王朝从繁荣太平到积弊丛生、危机日深的转折期,而王安石又亲历了仁宗朝的“施为本末”,对情况了解得相当全面透彻,因而通过对仁宗朝“无事”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将帅官吏方面的失误和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从而提出自己变革的主张。此段采用先总提、后分论的形式,逐一阐述“刑平而公之效”,“赏重而信之效”,“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总的来说,还是对仁宗在位期间施政的颂扬,批评与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铺垫以后,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转笔锋,纵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看似有所离题,实则是在仁宗朝情况的论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无事”表象下的“有事”,“安逸蕃息”表象下的积弱,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因此这一段顺势对“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作集中的揭露,细数十大流弊,可谓是顺理成章。这些积弊,虽是百年来渐进形成的,但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统治时期,却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关键时期。对仁宗朝积弊深入揭露后,末段顺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呼吁立刻进行改革。

后人评论

陈在《文则》中评本文:“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

伯夷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①,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②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③,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④闻西伯⑤善养老,则欲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⑥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注】

①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他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②北海:指渤海。③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齐。④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⑤西伯:西伯侯姬昌。⑥元元:百姓,平民。

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伯夷列传》以后,世人都奉伯夷为清高的遗老和高士。但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却一反传统看法,对伯夷的为人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看法,表现了他不拘于传统成见的精神和敢于质疑的处事态度。

文章第一句单独为一段,用一个超长句提出问题,树起了批判的靶子。他认为有的事发生在千世之前,圣贤原已讲得很清楚,但后人“不深考之”,以自己的“偏见独识”立说,使事情失其本来面目;其后的学士大夫又守偏见而不变,伯夷的事就是典型。其中提到的“后世不深考”者,指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而“学士大夫”则是指韩愈一类人。

接着,引述孔子、孟子有关伯夷的议论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引孔子之论,主要着眼于“求仁而得仁”,而对“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之论则不加置评;引孟子之说,则主要着眼于“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并将孔、孟的上述评论联系起来,加以综合,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对司马迁、韩愈之说作指名道姓的严厉批评。

第三段依据孔孟的“求仁”“避纣”之论进一步推论,用时代更早、更权威的圣贤之论来批驳后世的“偏见独识”,理足气盛,故直斥之为“大不然”。先指出纣不仁,但伯夷却避纣,与吕望皆闻西伯善养老而往归之,从而得出伯夷“欲夷纣”的心愿与吕望无异。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在武王伐纣时叩马而谏,认为这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并于后来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从而否定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也否定韩愈的“乱臣贼子”之说。

文末一段结构尤妙,一改前文批判论调,而是反过来推论,使得论证更加严密谨慎。武王倡伐纣之大义,太公辅佐而成就大业,“夷纣”之心与吕望无异的伯夷不可能以之为非而加以劝阻反对。这里主要抓住仁与不仁作文章,辩驳振振有词,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最后照应篇首,重申自己的观点:“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并感慨系之,补上一句自己的推想加以强调说:“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后人评论

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钞》卷三十中说本文“简而能庄,字字着力”。

材论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①不欲其众②;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③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④,故偃然⑤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骄⑥天下之士,而其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然⑦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⑧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⑨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⑩,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11},饮水食刍,嘶鸣蹄啮{12},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13}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14},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褭与驽骀{15}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为天下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耳。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脩簳{16},镞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17},加强驽之上而{18}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19}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20}之所宝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挺也。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其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生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21}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者,吾不信也。

【注】

①上之人:泛指位居高层的统治者,此处指皇帝。②不欲其众:不希望人才众多。③蔽:遮挡,蒙蔽。这里引申为偏见。④数:旧指气数,即命运。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才的得失,对国家治乱的命运无所补益、不起作用。⑤偃(yǎn演)然:安乐的样子。⑥坐骄:安然不动,傲视天下。⑦(xǐ洗)然:担心害怕的样子。⑧特:但,只不过。⑨皋(gǎo高):皋陶(yáo姚),姓偃,相传曾被舜帝任为管刑法的官。夔(kuí奎):舜时期的乐官。稷:是历山氏之子,名农,能种植百谷。为五谷之神。契(xiè泻):相传是舜的大臣,主管教化。为商朝的祖先。⑩锥之在囊:比喻有杰出才能的人士是不会被埋没的,就像放在口袋里的锥子一样,马上会露出尖端来。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囊,口袋。{11}驽(nú奴):劣马。骥(jì记):千里马,常以之比喻杰出的人才。{12}啮(niè聂):咬。{13}一顿其辔(pèi佩):一拉马缰绳。{14}倾轮绝勒:车轮歪斜,马缰绳勒断了。{15}褭(yǎoniǎo咬鸟):骏马名。驽骀(tái台):能力低下的劣马。比喻才能平庸。{16}脩簳(gǎn杆):长的箭。{17}劲翮(hé河):坚硬的翎管,可造箭尾。{18}(kuò扩):张满弩弓。{19}犀兕(xīsì西四):像野牛似的猛兽。犀牛有二角,兕是雌性的犀牛,只有一只角。{20}觌(dí迪)武:以武力相见,即打仗的意思。{21}谟(mó模)谋:计策,谋略。

《材论》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作于嘉祐年间。从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一篇专讲人才问题的专论。王安石认为改革弊政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才,因此,他在文中对人才的重要性和选拔、使用人才的方法,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的放矢,批驳有力,深刻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本文可以说是王安石改革图新的“招贤书”。

作者在文章伊始便喊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语气何其坚定!论点何其鲜明!“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是治国的极端重要的大事。然而,“上之人”,即上层的统治者,“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这种社会弊病是怎么形成的?对此,作者尖锐地指出当今在人才问题上存在的“三蔽”,即三种偏见,三种错误观点,并一一加以批驳。

作者在列举了人才问题的三种偏见的同时,还概括出其共同的危害性是“卒人于败乱危辱”,这一结论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还与前边“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一次有力地论证了人才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但在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批驳中,作者并没有对三种偏见平均用力去批驳,而把重点放在第三种偏见上,“用心非不善”“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持这种偏见的人,其主观上不是不想用天下人才,而是糊涂无知,不懂选用天下人才之道。这是因为持前两种偏见者自视位高、财足,认为人才得失与国家治乱无关的谬论,容易被识破,不需赘述。而第三种人之偏见,作者认为“犹可以论其失者”,是本文重点批驳的内容。

在对人才的重要性定位,并对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原则、方法作出深刻精辟的论述以后,作者意犹未尽,再一次以义正词严的口气说:“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者,吾不信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气势磅礴,自然有力。

后人评论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

太古①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②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③焉以别之。下而戾④于后世,侈裳衣⑤,壮宫室⑥,隆耳目之观⑦,以嚣⑧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⑨其情,刑政不足网⑩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11}制作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12}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13},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注】

①太古:远古,上古。②与禽兽朋:与禽兽为伍,意谓人们的不开化与禽兽相近。③制作:此处指制作房屋、衣服、礼乐等。④戾(lì立):至,到。⑤侈裳衣:使人的衣裳穿得奢侈华丽。侈,奢侈。裳衣,即衣裳。⑥壮宫室:使人住的宫殿建得很壮丽。⑦隆耳目主观:使人的视觉听觉、得到尽情享受。隆,隆盛,兴盛。⑧嚣:喧嚣,此处里有炫耀之意。⑨锢:禁锢,控制。⑩网:网罗,束缚,防范。{11}恶用:何用。{12}奚(xī夕):何。{13}识治乱者:明白治乱之理的当权者。识,指明白、明了。

熙宁元年(1068)四月,担任“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军府事”的王安石奉宋神宗赵顼诏至京师越次入对。皇帝问:“为治何先?”答曰:“择术为先。”这里的“术”就是“变法”,就是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以改变朝廷上下陈旧的政治理念和思想道德观点,借以逐步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本文不足两百字,写于“入对”两年后,即熙宁三年,跟“越次入对”的基本观点相似,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说理小品。

本文中作者高屋见瓴,以十分精练的语言,将我国社会进化史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太古时期,人与禽兽野处杂居,生活在一起,为“朋”共处,各方面的生存条件十分简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还谈不上丰富。二是漫长的阶级社会。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也有了国家社会制度和礼乐规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渐丰富、升华、精致化,然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往往受到破坏,仁义、礼乐、刑政、教化等等无法禁锢,人性越来越堕落,似乎又回到与“禽兽朋”的境地。这也是作者最为痛心、忧虑的,希望能彻底改变的状况。三是回到理想社会。这种社会的具体情况,由于实际还没有出现,文中也含混朦胧,仅仅是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