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①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②，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③，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④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⑤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⑥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⑦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⑧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馀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⑨，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⑩声主西方之音，夷则{11}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12}，黟然黑者为星星{13}。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注】
①悚：恐惧。②淅沥：形容雨、雪、风等的声音。萧飒：风声。③（cōng匆）铮铮：金属相击发出的声音。④衔枚：古代行军常令士兵口中横衔着一种形状像筷子的器具，防止喧哗，以免被敌人发觉。⑤明河：天河，银河。⑥霏：飘扬。⑦砭（biān边）：刺。⑧缛：繁多，繁茂。⑨义气：刚正之气。⑩商：古乐五声之一。{11}夷则：古乐十二调之一。{12}渥（wò握）：浓郁，湿润。丹：红色。{13}黟（yī衣）：黑色。
《秋声赋》作于嘉佑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这篇文章是他继《醉翁亭记》后的又一名篇，骈散结合，铺陈渲染，词采讲究，是宋代文赋的典范之作。
《秋声赋》写秋以立意新颖著称，从题材上讲，虽然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题材，但欧阳修选择了新的角度入手，虽然承袭了写秋天肃杀萧条的传统，却以秋景烘托出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这一主题，使得文章在立意上有所创新。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夜读时听到秋声，从而展开了对秋声的描绘。文章开头，作者简捷直入地描画了一幅生动的图景：欧阳修晚上正在读书，被一种奇特的声音所搅动。这简捷的开头，实际上并不简单，灯下夜读，是一幅静态的图画，也可以说，作者正处于一处凝神的状态中。
之后，作者对秋声作了一连串的比喻，把难以捉摸的东西变得具体可感。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的状态。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
紧接着是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于是，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两人对秋声的感受截然不同。在这种对比和反复描绘之下，“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一句，将悲秋之情由自然转喻至人。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心情自然溢出，而后引入一个豁然开朗的新境界，实际上是实现了对“悲秋”主题的超越。
第三段是全文的题旨所在，作者由感慨自然而叹人生，百感交集，黯然神伤。这一段，作者在极力渲染秋气对自然界植物摧残的基础上，着力指出，对于人来说，人事忧劳的伤害，比秋气对植物的摧残更为严重。
最后一段，作者从这些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静夜，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统观全文，叙事简括有法，议论有理有据，章法曲折迂回，语句圆融轻快；可以说是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
此外，《秋声赋》在文体上也有所创新。欧阳高举文体改革的旗帜，以身作则，在抨击古文的烦琐空洞之后，又回过头来为“赋”体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赋的散文化：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使赋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加了其抒情意味。这些特点在《秋声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后人评论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诚文赋开山之作。”
朋党论
臣闻朋党①之说，自古有之，惟幸②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③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④，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⑤。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⑥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冶。《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⑦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⑧。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⑨。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⑩。”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11}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
①朋党：人们因政治目的、主张相同而结合的派别或集团。宋仁宗时，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被诬为朋党，遭贬谪。数年后，范仲淹再次执政，欧阳修因作此文。②幸：希望。③党引：结为私党，互相援引。④共工：旧传共（gōng恭）工、（huān欢）兜、三苗和鲧（gǔn）为尧时的四凶。⑤八元、八恺：据《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凯。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元。此处元、恺皆和善之意。⑥皋（gāo高）陶：掌管刑法。夔：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事。契（xiè泻）：掌管教育。⑦用：因此。⑧目为党人：东汉桓帝、灵帝时，两次兴起党狱，株连正人君子多达四千余人。此言汉献帝时，有误。⑨“唐之晚年”句：指唐穆宗、宣宗年间的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党争，史称“牛李党争”。⑩“及昭宗时”句：唐昭宗在位十五年，904年被朱温杀害。次年，朱温又杀朝官三十余人，投之黄河，但当时仍用唐昭宗的“天佑”年号。{11}诮：责备。
本文是欧阳修于庆历四年（1044）写给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当时革新派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以夏竦、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被弹劾罢职后，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败，广造舆论，竭力攻击、诽谤范仲淹等引用朋党。其陷害忠贤的险恶用心，深为欧阳修所洞察。于是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这一篇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本文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文章先从社会发展的事实落笔，“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证明朋党的存在有其历史的依据，并为下文征引历史事实埋下伏笔，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那么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作者用“同道”“同利”鲜明地概括出两者的不同，使自己的观点十分鲜明。接着，在前一段基础上的深入剖析，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君子是真朋，小人是伪朋。这是由于，小人之朋是从利出发的，所以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假的；而君子之朋出于对道的共同追求，所以必然能“终始如一”，所以是真的。
同时，欧阳修指出“道”和“利”，是区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关键所在。小人是以利，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利益相同则相结为党，见“利”则相互反目，“利”尽则分道扬镳；而君子是以“道”相互联结，同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道永远不变，则君子之党永远同心。第三段主要是广泛列举史实，证明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结尾处大量引用事实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迫害君子之朋则国亡，信用君子之朋则国兴的道理。
本文是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政论，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历来享有盛名，为人称道。本文在写作方法上，有如下两大特色。
一是全文自始至终运用了对比论证的艺术手法，逐层深入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在开篇定下基调以后，就紧紧围绕着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步步展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无朋”是因其“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君子有朋’是由于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以利害相交，必然见利忘义，利尽残害。最后，文章还列举了从上古尧、舜之时直至唐末各个朝代盛衰的大量历史事例，围绕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反复的对比分析。事与理的结合，对比手法的反复运用，起到了化深奥为浅显，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艺术效果。
二是文章转折句和排比句的交相运用，既纡徐有致，又富有感染力。本文气势磅礴，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富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家刚正不阿的战斗精神。但从其时徐时疾，张弛有度的说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欧阳修沉着冷静的大将风度，表现在其语言的运用、句式的选择上。在对比论证中，作者多处运用了转折句式，如第四段，连用五个“莫如”。这一系列转折句式的运用，不仅突出了对比的效果，而且使论述的笔调趋于舒缓，使文章既明白晓畅，又委婉而耐人寻味。这正是作者所推崇的所谓“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的政论的艺术风格。
后人评论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
纵囚论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①，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②，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③：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④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⑤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⑥，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⑦以干誉⑧。
【注】
①刑入于死者：指刑法定罪达到死刑者。入，指定以罪名，使受刑罚。②录大辟囚三百馀人：选取死囚三百余人。录，收集、汇集之意。大辟，古代五刑之最，死刑。{3}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死囚）到了期限而最终自己归宋，没有误期迟到的。{4}移人：改变人（的品性）。{5}纵：放纵。此指假释性地放出囚犯。⑥三王之治：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理民。⑦逆情：违背人情法理。⑧干誉：谋求名誉。
据《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将待执行的三百余死囚假释归家，并约定他们返回监狱受死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皆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死罪。这件被后世传为美谈的太宗“德政”，与唐太宗主张刑法宽简、死刑要严、赦令勿滥的一贯态度不合。为此，欧阳修也对太宗“纵囚”赦死的不合人情法理提出质疑，认为是矫枉过正了。
本文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按照提出质疑、论述说明、提出自己的观点的顺序进行。体现了欧阳修论理文一向逻辑性强、结构严密的特点。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反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反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
然后，欧阳修先肯定太宗“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的论述，提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的主张和措施。认为信义只能用于君子，对小人则要用刑法。因此，唐太宗纵囚使归的事是不合乎常情的，是现实中不大可能存在的事情，即使发生过，也只能是上下互相欺骗沽名钓誉之举，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定法。还特别指出，刑罚达到死刑者，那又是“罪大恶极”的“小人之尤甚者”，不可轻易宽赦。段尾以一句反诘句“此岂近于人情哉”，表达作者的不解和质疑，引发读者思考，同时总结上文，开启下文。
在其后的论证中，作者对太宗“纵囚”赦死之壮举进一步分析、批驳，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是沽名钓誉，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最后，顺理成章地指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